論《大眾生活》2

我們不願意諱病忌醫，對於進步的，有利於民族前途的一切設施固極願盡其鼓吹宣揚之力，但對於退步的，有害於民族前途的現象我們也不能默爾無言。縱使因此而受到誤會與攻訐，但我們對民族前途的信心與為這信心而不惜一切犧牲的決意是必能為讀者諸友們共鑒的。《大眾生活》是為了大眾也是屬於大眾的一個刊物，我們不但熱誠希望讀者諸友隨時賜予批評指示，同時也極望讀者以見聞所及，研究所得，惠賜佳作。

《大眾生活》這個老友從本期起是要和讀者諸友繼續見麵了，我們要為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為世界人類的光明前途，攜手邁進，共同努力。

（《選》，244頁，1941年5月）本刊對於讀者來信有所詢問或商榷，都盡其所知，竭誠奉答，除在本刊上酌量登載者外，並由郵徑複。酌在本刊上登載的簡複，多少含有值得公布的內容，倘若答複的內容完全屬於個人的“瑣屑問題”，毫無公開必要的，那就由郵徑複，不在本刊上登載。

（《全》#10，106頁，1941年6月）本刊是中國人權運動倡導者周鯨文先生所主辦，在實際上反映了東北三四千萬同胞對於國事的意見……（《全》#10，504頁，1941年9月）本刊所特別注意的是對於重要時事或國際問題，能時常貢獻較有係統的分析和論斷，以作讀者的參考，更有裨益，以有限的篇幅，重複記載各地日報上已可看到的時事新聞，似不甚經濟。

（《全》#10，530頁，1941年9月）從這一期起。本刊的內容略微有了一些變動。……“漫談”是從本期起新設的一欄，將分由多人輪流執筆。所談的範圍將極廣泛，可算是介於原有的“專論”與“周末筆談”二者之間的性質，用以補二者之不足。

對於新設的“大眾之聲”一欄，這裏應該特別說明一下。由於本刊的性質和篇幅的限製，一向我們雖盡量刊載各方文友投寄的稿子，但終不能不常感“遺珠之憾”，事實上，未刊出的來稿並不就是無發表價值的文章，而各地讀者來信也有許多值得發表然而未能容納進“信箱”欄中的。為了補救這遺憾，以後將在“大眾之聲”欄內盡量刊載值得發表的來信與來稿。但仍因篇幅關係，節刪在所不免，這是要請賜信和賜稿的諸友原諒的。同時也就希望諸友以後都要言不煩地發表其意見。我們深信，由於這一欄的增設將能使本刊更能成為大眾發言的場所。

……我們打算以後更多刊載各地通訊，而這是必須靠散處海內外各地讀者的多多幫助的。

（《選》，250~251頁，1941年10月）杜先生身在獄裏，他所創辦的《新生》也夭折了，我於是籌劃創辦《大眾生活》周刊。當時是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五周年……《大眾生活》便在這樣形勢之下，接著《新生》而撐起光芒萬丈的火炬，作為愛國者的代言人和計劃者。——它的產生正在震動寰宇的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和全國澎湃，沛然莫之能禦的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的前夕。

《大眾生活》每期銷數達二十萬份，打破中國雜誌界的紀錄，風行全國，為每一個愛國青年所愛護，為每一個妥協陰謀者所震懾不是偶然的，因為它是與當前時代最進步的運動——救亡運動——聯結在一起的。參加救亡運動的重要作家和熱心青年，他們的重要著作都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這個代表時代性的刊物，它的內容是和當前時代的進步主調息息相關，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全》#10，834頁，1944年4月）當時上海成為在實際上領導全國救亡運動的中心，而在南京的當局，據說對於這個“中心”地點，最注意兩個東西： 一個是李公樸先生所辦的擁有五千愛國青年學生的一個補習學校；還有一個便是被證實了每期有著二十萬份銷路的《大眾生活》周刊。……至於《大眾生活》，那更不限於上海一隅，是在海內外不脛而走的。

（《全》#10，835頁，1944年4月）我辦《大眾生活》的時候，他（按： 指王永德）就擔任助理編輯……每日各處讀者來信很多，有幾位同事幫我料理，他也是一個，每日各信由我親自閱看以後，口授答複要旨，他寫作已很純熟，常識尤為豐富，每日持筆作複數十信，在不聲不響中辦得妥妥帖帖，視為常事。

（《全》#10，845頁，194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