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大眾生活》1
20. 論《大眾生活》
我們接到不少熱心的朋友來信督促鼓勵我們辦一種周刊,我們本來也在想辦一種周刊,現在居然把《大眾生活》的創刊號貢獻於讀者諸友的前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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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的星期評壇是代表大眾生活社同人的共同意見,所包括的範圍有國內外,關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麵值得注意的時事,對於每一題旨都經過縝密的研究,和詳慎的討論,希望能以正確的見解,供大眾的參考。
“圖畫的世界”是就精繪的世界地圖上,依世界的動態,加上雋永的漫畫表現出來。在中國出版界算是創舉。這一欄得金仲華、沈振黃兩先生替我們主持。
漫畫也是我們所注重的,所以另辟一個全頁的地位登載。這一欄得魯少飛先生主持。
關於讀者通訊方麵倘若有值得發表的佳作,我們也非常歡迎。……(《全》#6,293~294頁,1935年11月)征稿簡約(一) 凡關於下列稿件,均歡迎投稿:
(1) 時事論文;(2) 學術論文;(3) 國內外通訊;(4) 隨筆小品。
(二) 來稿以白話為主;內容須適大眾需要,注重客觀事實的研究;文字須通俗淺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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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刊對稿件有增刪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五) 來稿不用時需退還者,請於投稿時聲明,並附足寄還郵票。
(六) 來稿登載後,概用現金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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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來稿請寄上海福州路複興裏大眾生活社。
(《大眾生活》創刊號,1935年11月)
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封建殘餘的鏟除,個人主義的克服: 這三大目標——在汪洋大海怒濤駭浪中的我們的燈塔——是當前全中國大眾所要努力的重大使命;我們願竭誠盡力,排除萬難,從文化方麵推動這個大運動的前進!
(《選》,30~31頁,1935年11月)講到《大眾生活》,我們不但希望它能避免《生活》的缺點,保留《生活》的優點——倘若有一些些的話——而且要比《生活》前進。試舉一二例子來說: 例如先生所提起的“各項重要問題無所不談,但不趨專門化”,社會是一天一天地在前進著,有許多在從前認為是“專門化”的知識,也許到現在卻應該是一般化了;我們要盡力使原來是“專門化”的,現在要在文字的寫作技術上使它大眾化起來,由此提高一般的知識水準。我覺得為大眾的利益方麵著想,以後任何專家都須特別注意到這一點;一方麵有他們各個的精深的專家的研究,一方麵卻須訓練他們自己能把專門的知識用通俗的方法灌輸於大眾。又例如“暗示人生修養”,現在不是由個人主義做出發點的所謂“獨善其身”的時代了,要注意怎樣做大眾集團中一個前進的英勇的鬥士,在集團的解放中才能獲得個人的解放。關於這一點,有一件雖然微細而卻顯明的事實可以做個例子。從前實施所謂“職業指導”的人們,總是把應該怎樣努力怎樣吃苦的話勸導青年,這對於當時有業可就而不肯努力不肯吃苦的青年說,當然不能算錯,但近來有不少很肯努力很肯吃苦的青年,因為次殖民地的經濟破產,不是因他們自己的個人過失而遭著失業的痛苦,指導者再對他發揮“拚命努力拚命吃苦”的高論,便是犯著牛頭不對馬嘴的毛病了。
我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人生”無須“修養”,但是“修養”不應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卻要注意到社會性;是前進的,不是保守的;是奮鬥的,不是屈伏的;是要以集團一分子的立場,共同努力來創造新的社會,不是替舊的社會苟延殘喘。所以“引起對於時事及重要問題的特殊注意與研究興味”,也未嚐不含在“人生修養”裏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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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先生很熱誠可感地希望《大眾生活》不要“中途夭折”,我們也和先生一樣地希望著,不過當然還要以不投降黑暗勢力為條件,因為無條件的生存,同流合汙助桀為惡的生存,雖生猶死,乃至生不如死。(答鳳石)(《選》,34~35頁,1935年11月)我們當然要盡力之所及,使本刊(按: 指《大眾生活》)不要“夭折”,因為我們要藉本刊對民族解放前途,對大眾解放前途,盡一部分的貢獻,換句話說,我們不是為本刊而辦本刊,隻不過把本刊作為努力於我們的大目標的一種工具。……我們在“大目標”之下,在時代的“大運動”裏麵,應該前仆後繼地向前邁進,決心幹到底,一息尚存,決不罷休。
(《全》#6,567~568頁,1935年12月)本刊代表大眾的立場和意識,對於萬分嚴重的國難,主張發動整個民族解放的英勇抗戰,並主張要在“不壓迫民眾救國運動”的條件下進行,態度光明,言論公開,但竟因此受到種種壓迫,先之以停郵,繼之以查禁,在本刊承蒙國內外數十萬讀者的信任,無數文化工作同誌的培成,艱苦支撐,不敢不勉,但在現狀下已無法進行,不得不於萬分沉痛中暫行停刊……我們深信本刊所以得到數十萬同胞的讚助愛護,不是任何個人乃至任何少數人的力量,卻在本刊的主張是許多愛國愛民族的同胞的心意的反映……(《全》#6,349頁,1936年2月)我因為杜先生入獄,《新生》周刊停刊,國內卻不能不有替大眾說話的刊物,因此又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周刊,企圖對於促進民族解放,提高大眾文化,盡一臂之力。誰知這《大眾生活》又是一個短命的刊物。於出滿第十六期後,就遇到和《生活》周刊、《新生》周刊一樣的結局。當時我在《大眾生活》最後一期登載啟事,中間曾說:“我個人既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個分子所應負起的責任。我決不消極,決不拋棄責任,雖千磨萬折,曆盡艱辛,還是要盡我的心力,和全國大眾,向著抗敵救亡的大目標,繼續邁進。”
(《選》,122~123頁,1936年7月)這個集子(按: 指《大眾集》)裏所選的文字,是我在《大眾生活》周刊裏所登載過的,時間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九日,也就是《大眾生活》創刊號到它的終刊號(第十六期)的一段時期。這看來似乎僅是很短的三個半月的時間,但是我的工作,我的經曆,我的思想,我的感觸,好像正在緊接著開演的電影,緊張得使我透不過氣來!說緊張,固然好像風馳電掣,時間閃爍而過,不像有三四個月之久;說經曆的繁多曲折,卻又好像比我辦《生活》周刊七八年還要久!這不是我個人的關係,實在是《大眾生活》所反映的時代是在劇變的過程中的緣故,尤其是這階段是中國大眾和學生救國運動的洶湧澎湃的時期。這個集子也許可以作為這一段時期的曆史上的一麵小小鏡子吧!
(《全》#6,491頁,1936年8月)他(按: 指美國記者)談起《大眾生活》,承他過獎這刊物在救亡運動中曾經有它的貢獻……我謝謝他的好意,並說明這是一大群努力救亡運動的文化朋友們的心血的結晶,我個人所盡的力量是很有限的。
(《全》#8,162頁,1937年10月)為著推進救國運動,在這時期(按: 指1935年),我們辦了每期銷數量多時達二十萬份的《大眾生活》……(《選》,350頁,1940年7月)正確的行動發生於正確的認識,我們要能構成集體的國民力量以協助政府,改進政治,爭取勝利,就必須充實我們的知識,增加我們對於本國及國際上各種重要問題的了解。《大眾生活》這回和諸位重行見麵,所自勉的就是要造成諸位的一個“知識上的好友”——但卻不是脫離現實的抽象的知識,而是直接間接和抗戰建國以及在這大時代中各人工作上修養上有關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