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活》周刊6

（《全》#7，202頁，1937年1月）《生活》周刊初期的內容偏重於個人的修養問題，這還不出於教育的範圍；同時並注意於職業修養的商討，這也還算不出於職業指導或職業教育的範圍。在這個最初的傾向之下，這周刊附屬於職教社，還算是過得去的。也許是由於我的個性的傾向和一般讀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對於黑暗勢力不免要迎麵痛擊；雖則我們自始就不注重於個人，隻重於嚴厲評論已公開的事實，但是事實是人做出來的，而且往往是有勢力的人做出來的；因嚴厲評論事實而開罪和事實有關的個人，這是難於避免的。……不但如此，《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係，社會的改造到了現階段又決不能從個人主義做出發點；如和整個社會的改造脫離關係而斤斤較量個人的問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於是《生活》周刊應著時代的要求，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

（《全》#7，203頁，1937年1月）《生活》周刊停刊時，曾經有通告給讀者，退回定費或換定新刊物，均可聽讀者之便，隻須有信知照，就照辦。

（《全》#7，614頁，1937年10月）你那樣親切有味地回憶著《生活》周刊，也很引起我的思舊的情緒，但是《生活》周刊有它的時代，它在那個時代所有的內容，即令尚能適合當時的需要，在目前因時代不同，需要也不同了，即使把它的名稱恢複起來，內容也不應該相類的，因此我還不想把它的名稱恢複起來，認為在實際上是沒有多大關係的。（答曹明誠）（《全》#7，653頁，1937年11月）生活書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生活》周刊是民國十四年十月由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的。當時職教社的主任是黃任之先生，副主任是楊衛玉先生，我以半天時間在該社擔任編輯股主任，主持該社出版的《教育與職業》月刊，譯著職業教育叢書，及編著英文年刊。大家鑒於《教育與職業》月刊要每一個月才刊行一次，而且是偏於研究職業教育理論的比較學術性的刊物，於是想再出版一種周刊，每星期就可以刊行一次，專門用來宣傳職業教育及職業指導的消息和簡要的言論。我記得在一天由黃先生做主席的社務會議上（等於我們現在的業務會議或店務會議，每星期開一次），大家對這個問題加以討論，結果決定辦。接著大家即在會議席上想一個好的報名，你提一個，他提一個，經過相當的討論後，終於采用了楊衛玉先生所提出的“生活”兩個字。主筆呢？原來應該由編輯股主任擔任，但因為我太忙，所以公推新由美國學成回國的王誌莘先生擔任，每月送他薪水四十隻大洋，其餘的文章由職教社同人幫忙，發行的事情由當時還在職教社做練習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生活”兩個字是由黃先生一揮而就的，也就是現在數十萬讀者所麵熟的寫得強勁的典型的“生活”兩個字。

（《選》，328頁，1939年10月）生活書店的前身——《生活》周刊——可以說是空手起家的。……王誌莘先生在美國學的是銀行學，所以他主編了一年，就脫離去做銀行家去了。我掮的是編輯股主任的名義，所以他走了之後，這副擔子就拋在我的肩上。這個“棄兒”在第一年中並看不出它有什麽大的前途，因為職業教育和職業指導在有些人看來似乎並不怎樣一般化民眾化，訂戶當然說不到，報販也不起勁。有一次遇著運動場開運動會，由一位茶博士帶了一大堆立在門口分送——在當時是不敢想到賣得出的。印的數量雖有一千餘份，最大部都隻是分贈給職教社的社員。

（《選》，329頁，1939年10月）《生活》周刊既是空手起家，它的編輯隻配做光杆編輯，是一種很合於邏輯的現象。……一文錢稿費沒有，刊物的銷路又很少，都是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結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長長短短的，莊的諧的，都由光杆編輯包辦，並不是他歡喜這樣做，卻是因為出於萬不得已。但是這光杆編輯不幹則已，既然幹了，卻不願消極，卻不願怨天尤人，存著不高興或拆爛汙的心理。他模仿了孫悟空先生搖身一變的把戲，取了十來個不同的筆名，每個筆名派它一個特殊的任務。

（《選》，330頁，1939年11月）

可憐的“棄兒”已漸露頭角了，不到二年，銷數由二千餘份突增到二萬份以上……越弄越有勁兒，不但由國內四毛錢的特約撰述，發展到國外一隻洋的特約通訊，而且還有漫畫！

（《選》，331頁，1939年11月）

當時，“生活周刊社”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一個附屬機關，總的責任在名義上皆由職教社的副主任楊衛玉先生擔負，但是因為他原有的事情已經夠忙，所以所謂“生活周刊社”的內部事情，在實際上最初就隻是兩個半的同事幹著。除光杆編輯算一個外，還有一個是徐伯昕先生，還有半個是孫夢旦先生（他有一部分時間還兼任職教社的事情）。

（《選》，332頁，1939年12月）《生活》周刊是創辦於民國十四年十月，我的正式接辦是在十五年十月，最初隻是一單張，慢慢兒擴展到一張半，至十八年五卷起，才擴展到本子的格式。本子格式可算是《生活》周刊的一個新紀元，在這新紀元以前的三年（自十五年至十八年）間可另成一個時期。《生活》周刊在三年間從二千餘份增加到四萬餘份，它的聲譽，一天天隆盛起來，讀者群一天天廣大起來。

（《選》，334頁，1939年12月）

《生活》周刊自民國十八年的第五卷起才勉力印成本子的格式，在本子格式以前是單張的（由一張加到一張半），我把這單張時期稱為《生活》周刊的第一個時期。自十五年至十七年，這一年間是由二個半人勉力辦著，到十七年的十月，黃寶珣女士是加入的第一人。

（《選》，335頁，1940年1月）第二個時期是自民國十八年由單張擴充到本子的時候。《生活》周刊改為本子之後，內容更充實，銷數突增至八萬份，隨即增至十二萬份，後來竟增至十五萬份以上，為中國雜誌界開一新紀元，所以就本店的事業說，可以算是劃一新時代。

（《選》，336頁，1940年2月）刊物內容要有精彩，稿費大加特加，最初八毛錢一千字的稿費，後來由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八元，乃至十元！（較多的是海外寄來的通訊，因為洋麵包特別貴，非重費難得好稿。）在當時，全國刊物中所送稿費最大的是推《生活》周刊了。這種種開銷的錢從那裏來的呢？都是我們從營業上賺來的。

（《選》，340頁，1940年3月）我們的事業是由艱苦中產生出來的，我們的同事所以能在很艱苦的情況中共甘苦，共同奮鬥，固然是由於有著為進步文化而努力的共同目標，同時也因為我們大家都是靠工作取得生活費，沒有不勞而獲的分子，並因為我們的經濟公開，偶有一部分的贏餘，也是用到發展事業的上麵去。

（《選》，348頁，1940年6月）關於《生活》周刊的始末詳情，我在《經曆》及《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兩書中都曾述及……該刊最初是由中華職業教育社所創辦，旨在宣揚職業指導和職業修養。後來由於時代的需要和內容的進步，漸漸推廣到實際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對於民族解放的倡導及不抵抗主義的嚴厲攻擊尤不遺餘力，超出最初創辦者所規定的宗旨有獨立經營的必要。……後來成為進步文化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的生活書店，即濫觴於此。

當時《生活》周刊風行海內外，聲勢日大，不僅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城市可以隨處買到，即在內地鄉村僻壤及遠在異域的華僑所在地，也隨處可以見到。……當時的《生活》周刊雖在這樣蓬勃洶湧形勢之下，在實際上每期銷數也不過十五萬份。這個數量在外國出版事業發達的地方，可謂渺乎其小，但在中國卻好像已屬驚人。……《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時候，就被下令禁止郵遞。

（《全》#10，827~828頁，1944年4月）我出國後《生活》周刊即被封閉，摯友杜重遠先生即接著創辦《新生》周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這好像我手上撐著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時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環境的艱苦而搶前一步，重新把這火炬撐著，繼續在黑暗中燃著向前邁進。我在海外聽到這個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從心坎裏深深感謝杜先生。

（《全》#10，833頁，194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