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活》周刊5
（《全》#5，271頁，1933年6月）本刊第一任的編者是王誌莘先生，前幾天在友人宴會席上遇著他，他還笑眯眯地談起本刊初辦時沒有人看，由報販來一捆一捆稱斤兩買去，有一次雇人在天文台路的運動場前廣發贈送！他的這幾句不無含著幽默的話雖似乎簡單，其實很足以描寫本刊呱呱墜地時的淒涼狀況。幾個月以後，王先生因去辦銀行事業，把這個零仃孤苦的孩子交給我，我其初覺得毫無把握，還不肯接受，後來因一時找不到別的保姆，我又覺得這個孩子怪可憐似的，便接受過來，撫育撫育看，原也沒有想到就能把他養得大起來。
（《全》#5，622~623頁，1933年7月）我既已接受過來，便也一團高興地聚精會神地執行我的保姆的職責。最初幫助我的隻有徐伯昕、孫夢旦兩先生，我們都是傻瓜，好像樂此不疲似的，常自動地幹到夜裏十一二點鍾，事情還幹不完，隻得戀戀不舍地和辦公桌暫時告別。沒有什麽人強迫或監督我們這樣發傻，我們自己也隻覺得傻得有趣，並沒有存著別的什麽奢望。後來誌同道合的同事日增，現在已有三十餘人了，分工也比較的可能，雖不必像當初那樣傻得厲害，但我們仍好像是一個“短小精悍”勤奮邁進的軍隊，在此黑暗的舊社會到光明的新社會的過渡期間，共同為大眾努力，希望能盡其一個小小支流的貢獻。倘若社會認為我們的工作不是毫無意義的話，這不是我們裏麵任何一個人的勞績，是我們這一群兄弟姊妹們的共同的血汗的結晶，同時也是由於社會給與我們的鼓勵和直接或間接的種種讚助。
（《全》#5，623~624頁，1933年7月）本刊雖仍為當局所留難，惟信用尤著，銷數方麵亦無影響，因愛護本刊之人甚多，故雖不能公開郵遞，仍可暗中購買，此點殊足以告慰愛護本刊之熱心同誌也。
（《年譜》中卷，440～441頁，1933年7月）對於本刊職務，僅暫時請假，仍遙為負責。在弟出國後，內部情形，營業方麵有徐伯昕兄主持；總務方麵則由艾寒鬆兄主持；編輯方麵由愈之與寒鬆兩兄共同主持，並約社外同誌好友數人撰稿。愈之兄日間雖不在本刊辦公，惟實際上已加入本社。渠之思想，甚為透澈，為弟素所敬佩。得渠臂助，殊為幸事也。（致戈公振）（《年譜》中卷，441頁，1933年7月）本刊每年度發行五十期，每半年二十五期，每年度合訂本分上下兩冊，即每半年為一冊。……本刊向例每遇每年度或每半年開始的一期，在編輯上常有多少改革，現在遇著這第八卷下冊開始的機會，也頗想有一點新花樣。最主要的是今後代表本刊社評的“小言論”，改由本社編輯部裏的言論部同人共同負責，不再由任何個人署名……本刊用由很微薄的開始，一步一步發展出來的，七八年來關於社評一欄，隻由記者做獨腳戲。……我在本刊的“小言論”欄做了七八年的獨腳戲，這種辦法當然有種種的缺點。
（《選》，323頁，1933年7月）我說本刊本身沒有什麽固有的力量，如諸同誌認為不無價值，便是由於始終不背叛大眾的意誌罷了。倘認為不無一點力量，這仍是大眾的力量。
（《全》#5，637頁，1933年8月）《小言論》是每期文稿裏最後付印的一篇……（《選》，325頁，1933年12月）本刊七月間橫遭禁止全國郵遞，繼被全國查禁，最後竟被封閉。……我們所得的罪名是“言論反動，毀謗黨國”，其實我們對問題或國事有所評論，全以多數的民眾為立場，公開的事實為根據，不知道有何“反動”，也不知道有何“毀謗”……記者所始終認為絕對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也就是所謂報格。倘須屈伏於幹涉言論的附帶條件，無論出於何種方式，記者為自己人格計，為本刊報格計，都抱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記者原不願和我所敬愛的讀者遽爾訣別，故如能在不喪及人格和報格的範圍內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願，但經三個月的掙紮，知道事實上如不願拋棄人格和報格便毫無保全本刊的可能，如此保全本刊實等於自殺政策，決非記者所願為，也不是熱心讚助本刊的讀者諸君所希望於記者的行為，故毅然決然聽任本刊之橫遭封閉，義無反顧，不欲苟全。
（《選》，325~326頁，1933年12月）《新生》確為《生活》後身……表麵上由杜重遠兄負責，一切均仍舊貫，編輯仍由艾兄負責，發行仍由徐兄負責也。
（《全》#5，609頁，1934年4月）在過去的八年當中，我擔任《生活》周刊的主編，這個刊物的目的，是在中國鼓吹社會主義，同情中國的蘇維埃運動，但是它必須在各種偽裝的方法之下進行自己的工作，因為它是在“白色恐怖”最厲害的上海出版的。
（《全》#5，787頁，1934年7月）不幸夭折的《生活》，在現在看來，感覺到有許多的缺點，但仍承蒙許多讀者好友垂念不忘，這也是使記者很感愧的。倘若諸友認為《生活》在當時對於社會不無一點點的貢獻，我覺得大概是因為它的愚誠，是在能反映著當時社會大眾的公意，始終不投降於黑暗的勢力，始終堅決地不肯出賣社會大眾給它的信用。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是要堅持到底的。
（《選》，34頁，1935年11月）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周刊並不是由我創辦的。當時職教社原有一種月刊叫做《教育與職業》，專發表或討論關於職業教育的種種問題，但是該社同人覺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時間上相隔得比較的久一些，隻宜於發表理論或有係統的長篇事實；為傳布職業教育的消息起見，有創辦一種周刊的必要： 這是最初創辦《生活》周刊的意旨。這和以後的《生活》周刊的內容雖差得遠，但最初創辦時的意旨確是不過這樣。這時它的意旨既是這樣，所以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載各報上搜集下來關於職業教育的消息。除這種消息外，頭上有一短篇數百字的評論，隨著有一兩篇一兩千字的論文。“生活”這兩個字的名稱是楊衛玉先生想出的，第一位的主筆公推新由美國學銀行學回國的王誌莘先生擔任。……我在最初也不過輪流幫助做些文章的一人而已。
（《全》#7，191~192頁，1937年1月）《生活》周刊辦了一年多之後，已漸漸發達起來，在事實上全個半天都用在這個刊物上麵。
（《全》#7，195頁，1937年1月）《生活》周刊……最初創辦的時候，它的意旨和後來的很不相同，隻是要傳播傳播關於職業教育的消息罷了。……當我接辦的時候，它的每期印數約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贈送的居多，所以這個數量並不算多。我接辦之後，變換內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並在信箱一欄討論讀者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對於編製方式的新穎和相片插圖的動目，也很注意。所謂“有趣味有價值”，是當時《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個標語。空論是最沒有趣味的，“雅俗共賞”的是有趣味的事實。這些事實，最初我是從各種英文的刊物裏搜得的。當時一則因為文化界的幫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則因為稿費幾等於零，職教社同人也各忙於各人原有的職務，往往由我一個人唱獨腳戲。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個不同的筆名，把某類的文字“派”給某個筆名去擔任！例如關於傳記的由甲筆名專任，關於修養的由乙筆名專任，關於健康的由丙筆名專任，關於討論的由丁筆名專任，關於小品文的由戊筆名專任，以此類推。簡單說來，每個筆名都養成一個特殊的性格。這倒不是我的萬能，因為我隻努力於收集合於各個性格的材料，有許多是由各種英文刊物裏搜得的。搜求的時候，卻須有相當的判斷力，要真能切合於讀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後，要用很暢達簡潔而雋永的文筆譯述出來。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據的譯文，隻是把各種相關聯的材料，經過一番的消化和組織而造成的。材料的內容，僅有“有趣味”的事實還不夠，同時還須“有價值”。所謂“有價值”，是必須使人看了在“進德修業”上得到多少的“靈感”（Inspiration）。每期的“小言論”雖僅僅數百字，卻是我每周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我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為最該說幾句話的事情，發表我的意見。這一欄也最受讀者的注意；後來有許多讀者來信說，他們每遇著社會上發生一個轟動的事情或問題，就期待著看這一欄的文字。其次是信箱裏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會神的一種工作。我不敢說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樣好，但是我卻盡了我的心力，有時並代為請教我認為可以請教的朋友們。
（《全》#7，197~198頁，1937年1月）《生活》周刊在這階段的內容，現在看來顯然有著很多的缺點，不過我所指出的是當時的這種工作已引起了我的興會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動地用著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幹著。同時還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開始了他對於本刊事業的興趣。我接辦本刊後，徐先生就用全力幫助我主持本刊營業的事務，他和我一樣地用著全副的精神努力於本刊的事業。孫夢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時間加入努力，後來漸漸地也用著他的全部分的時間。最初經常替《生活》周刊努力的職員就隻是這三個人。
（《全》#7，199頁，1937年1月）《生活》周刊的創辦並沒有什麽大宗的開辦費。寥若晨星的職員三個，徐先生月薪二十幾塊錢，孫先生月薪幾塊錢，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業，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塊錢。我還記得當時在辣斐德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排了三張辦公桌就已覺得滿滿的，那就是我們的編輯部，也就是我們的總務部，也就是我們的發行部，也就是我們的廣告部，也就是我們的會議廳！我們沒有大宗的經費，也沒有什麽高樓大廈。我們有的是幾個“患難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們有的是突飛猛進的多數讀者的同情和讚助！《生活》周刊就在這種“心血”，“努力”，“同情”和“讚助”所造成的搖籃裏長大起來的。
（《全》#7，200頁，1937年1月）我們在辦公的時候，也往往就是會議的時候；各人有什麽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討論，就議決，就實行！孫先生是偏重於主持會計的事情，雖則他對發行方麵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於營業和廣告的事情，雖則他在總務方麵也很重要。在編輯方麵他常用“吟秋”的筆名作些漫畫湊湊熱鬧，因為他不但在營業和廣告方麵富有創造的天才，而且也對於美術具有深切的興趣。我的工作當然偏重於編輯和著述方麵。
（《全》#7，200~201頁，1937年1月）《生活》周刊本身經濟力的發展，來源不外兩方麵： 一方麵是發行的推廣，由此增加報費的收入；一方麵是廣告費的收入隨著銷數的增加而增加。
（《全》#7，201頁，1937年1月）《生活》周刊所以能發展到後來的規模，其中固然有著好多的因素，但是可以盡量運用本刊自身在經濟上的收入，——盡量運用這收入於自身事業的擴充與充實——，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關於這一點，我在上次已經略為談過了。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謝職教社的，是《生活》周刊經我接辦了以後，不但由我全權主持，而且隨我個人思想的進展而進展，職教社一點也不加以幹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