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活》周刊4
本刊願本此信心，就民眾的立場，對政府，對社會，都以其客觀的無所偏私的態度，作誠懇的批評或建議；論事論人，一以正義為依歸；正義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
（《選》，312頁，1932年1月）本刊隻不過由記者一人和若幹同事共同努力主持，常和幾位誌同道合的社外朋友討論各種問題，此外，則常蒙海內外熱心讀者通信商榷種種問題，實際情形如此，至今尚未有什麽組織。就立於言論界的地位而言，原不過在言論上竭盡知能作相當的批評或建議，養成健全的輿論，其使命原在研究和宣傳。
（《全》#5，408頁，1932年1月）講到艱難締造，想起《生活》周刊最初卻也是艱苦備嚐的。當時助理的同事隻有一二人（因為二人中尚有兼職的，隻得稱一二人），記者要握筆作文，要做收發，要看信複信，有一次因包封寄發本刊來不及，我也隻得擱著筆加入幫著做包封的工作，有一次因要韋廉士醫生的廣告加些價格，要用英文和該公司的“大班”辦交涉，我不得不擱筆親自出馬，記得當時該公司在本刊上所登的廣告地位等於現在每期二百元的廣告地位，每期卻隻出十隻大洋，我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和那位“大班”辯論了好半天，他才允每期加一兩塊錢，還得像煞有介事的簽了好幾張英文合同。當時本刊信用未著，隻有這個公司肯登這樣多地位的廣告。當天大雨傾盆，我出該公司時已傍晚，回來時滿身淋漓，自顧失笑，雖所獲無幾，但總算“凱旋”，於疲勞中頗感樂趣，如今回首前塵，有如夢境。但是本刊從極小規模做起，本身事業的擴充，全視本身收入為標準，經濟自立，不必求人，卻未嚐不是一個特點。
（《選》，94頁，1932年4月）本刊自記者全權主持以來，事業的維持和進展，全恃自己在營業上（即發行，廣告，及出版書籍各方麵）所得的收入，絕對不受任何團體或私人的津貼，此事我們不能瞞過每半年查賬一次的潘序倫會計師和他所主持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參加查賬的諸先生，關於經費來源，是可以公開的事實，無可遁飾的。講到第二點，記者全權主持本刊五年以來，言論與天下以共見，雖所見自愧淺薄，但無不以民眾利益及正義公道為前提，曾否有一文一語為任何一黨一派及任何私人的私利有所袒護，文字俱在，可以複按，這也是可以公開的事實，無可遁飾的。
（《選》，95~96頁，1932年4月）這三個字（指“小言論”欄目題詞）確是鄭孝胥的手筆，記者和他直接不認識，當時還是承一位熱心好友費了許多工夫弄到的。自鄭助逆後，屢有讀者建議更換，我們最初以為鄭的助逆行為固可恨，但他的書法似可無須並為一談，況且並未有他的署名，故未即更換，近來責備的信愈多，我們感於讀者愛護本刊之誠厚，特將最近得到的白珊先生的這封信發表出來，決意更換一個手筆。記者雖不是什麽“偉人”，也不是什麽書法名家，但求人不如求己，免得無謂的麻煩，就自己塗上本期開始用的這幾個字。
（《全》#4，78頁，1932年4月）本刊旨在“啟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識見聞”，而內容則重在評述國內外時事，討論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麵一般的問題，介紹國內外的現狀與大勢，故其體例有評論，專論，國內外通訊等等。要“啟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識見聞”，方法原有多端，而我們取材所以特重時事評述，問題研究，與國內外現狀及大勢者，很想藉此一掃國民向來隻顧一身一家而漠視整個民族群眾福利的心理，引起他們注意時事及研究問題的興趣，擴大胸懷與放遠眼光的感覺。
（《選》，97頁，1932年5月）本刊自記者濫竽以來的五年間，賴諸同事的努力和社會的讚助，深自愧其成績之無幾，但僅對本刊自身的前後情形略作比較，固無時不在奮勉之中，試舉其犖犖大者： 最初每年收入僅一千五六百元，支出相仿；現在一樣的緊縮，一樣的處處力求經濟，每年收入已近十五萬元，支出約十四萬餘元，餘數作第二年事業的最初流動金。最初同事人數二三人；現在工作一樣的忙，已增至三十人以上。最初辦事處租金每月四十元左右；現在一樣的擁擠，每月增至三百元以上（印刷所尚不在內）。每日信件，最初收二三十封，發一二十封；現在最多時收的在千封以上，發的在五百封以上。從前自顧不暇，現在對於自己所主持的社會事業，亦屢竭其綿薄，僅就為馬占山捐款刊布名單一事而言，貼去紙費印刷費即在二千元以上（正在整理及印刷中的各項捐款的征信錄尚不在內）。此外附屬事業，如書報代辦部，編行叢書等等，亦惟力是視，未敢懈怠。……本刊內容注重求精而不貪多的辦法……（《選》，100~101頁，1932年5月）
將於七月二日出版的第七卷第二十六期的本刊，是本刊下半年度開始的第一期，我們打算從該期起實行一點新計劃，第一件是隔期加四頁影寫版印的畫報（有一頁廣告），第二件是擴充篇幅，登載一種長篇的名著小說。……增加畫報，擴充篇幅，價格照舊。
（《選》，313頁，1932年6月）（一） 本刊雖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團的組織，但我們卻有我們自己的立場： 凡遇有所評述或建議，必以勞苦民眾的福利為前提，也就是以勞苦民眾的立場為出發點。
（二） 我們認為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亂源，都可歸結於有榨取的階級和被榨取的階級，有壓迫的階級和被壓迫的階級，要消滅這種不幸的現象，隻有社會主義的一條路走，而絕非行將沒落的資本主義和西洋的虛偽民主政治的老把戲所能挽救。所以依客觀的研討，中國無出路則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會主義的這條路。我們對於此點既有深切的認識，絕對不願開倒車。
（《選》，315頁，1932年7月）記者個人和本刊都和國家主義派毫無關係，這是事實……即就本刊平日的言論內容主張看起來，亦可知道本刊是和國家主義派毫無關係的。
（《全》#4，441頁，1932年9月）其實本刊全以大多數民眾為立場，與任何黨派都沒有關係，這是在信仰思想及主張上可以看得出的。
（《全》#4，442頁，1932年9月）記者辦理本刊向采獨立的精神，個人也從未戴過任何黨派的帽子。
（《選》，318頁，1932年10月）根據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合於自己理想的政治集團，原是光明磊落的事情，這其中不必即含有什麽侮辱的意義。不過我確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團，既是一樁事實，也用不著說謊。我現在隻以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資格主持本刊，盡其微薄的能力，為民族前途努力，想不致便犯了什麽非砍腦袋不可的罪名吧。
（《選》，319頁，1932年10月）既非為保全本刊的資產，又非為保全個人的得失，究竟要保全什麽？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無法維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聽其關門大吉，無絲毫保全的價值，在記者亦不再作絲毫的留戀。
（《選》，321頁，1932年10月）其實我並不是怕犧牲。像《生活》周刊現就準備著犧牲。當然我決非有意要它犧牲；如能保全報格——即保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不受無理的幹涉和利用——我當然要用盡心力保全這個具有七年曆史獲得多數讀者同情與愛護的刊物；如須喪失報格始能保全，則寧聽受暴力的封閉。
（《選》，111頁，1932年11月）作者濫竽《生活》周刊筆政，每周不得不循例執筆寫一篇“小言論”，一周又一周的積起來，轉瞬又成一厚冊了。……以時事為評論的材料，原有枝枝節節的毛病，但評論所根據之觀察點則不得不有其中心思想以為權衡，故於分歧雜錯的個別問題中，未嚐沒有一貫的中心思想為背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殆亦此意。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後的比較，自覺思想上的方向日趨堅定，讀者於前後各文中或亦可以看出一二……自九一八，尤其是一·二八以後的拙作，對於抗日救國的文字特多，這是認為民族自救乃目前的要圖，決無意於提倡狹隘的國家主義。
（《全》#5，19頁，1932年12月）《生活》周刊雖有一時風聲異常緊急，日日有各方麵傳來之惡消息，或雲封閉，或雲通緝弟個人，甚至有以綁票手段對付弟以為恫嚇者，故當時有數友勸弟離滬暫避，弟均未為所動，靜以待變，現則開禁尚無希望，封閉亦未執行，空氣似已緩和，弟得做一日仍努力一日，故《生活》周刊內容仍在日求精進中。（致戈公振信）（《年譜》上卷，393頁，1932年12月）本刊現仍照常出版，不過外埠不能有大宗郵遞。但在各地代銷處，凡可由火車或輪船運往者，均在可能範圍內設法運往，以應需要。初時老蔣疑弟有黨派關係，現雖已明了確無背景，但以詳悉本刊銷數之多，影響之大，故有派人參加敝刊幹涉言論自由之企圖，或將本刊收買為己有。曾托人示意此事，吾人當然堅持拒絕。寧為玉碎，不願瓦全。因此郵遞開禁尚無把握，惟郵局方麵改用封皮已可寄一小部分。關於銷數方麵，因各地檢查有寬有緊，在長江一帶比較嚴整，華北華南一帶則由火車或輪船運輸者，為數甚多，且有不少熱心讀者托本埠親友代轉，故尚無多大影響。惟經濟方麵則大受影響，因火車輪船運費較郵費增加多多，直接定戶完全無法接受。現內部極力緊縮，弟個人自動減薪五十元。書店內所獲贏餘，亦可貼補若幹，故仍可收支相抵，絕無恐慌之虞。本刊在不喪及報格範圍內，能生存一日必努力一日，不懈不怠，以報愛護本刊者之厚意。（致戈公振信）（《年譜》中卷，412頁，1933年2月）本刊向來不專攻擊個人。對於“名流”也決不願信口批評，借此“來出風頭”。……對於“名流學者”，我們斷不敢作個人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