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活》周刊3
（《全》#3，14頁，1930年1月）本刊發行四年餘以來，每期皆於星期五下午送到郵局付寄，除有一次因上海印刷工人全體罷工而不得不從眾延期外，從來未曾延誤過一次。
（《全》#3，20頁，1930年1月）本刊的內容就好像每星期約幾位朋友和讀者諸君聚談一次——嘻嘻哈哈的或喟然慨歎的任意縱談一陣，但卻力汰浮言，務求精警。所以我們的材料體裁，沒有什麽有係統的洋洋長篇的大文章，都是些談話式的短雋文字。
（《全》#3，22頁，1930年1月）就本刊最近的經濟情況說，不過收支可以相抵，保持經濟可以自立的地步。這個地步的保持，我們還是多方撙節，一點不敢放鬆，由大家苦幹而得來的。不過銷數愈多，在代售零銷各方麵的虧折也隨之俱增，惟一的維持方法是希望因銷數增多而廣告也可有相當的增多，藉資挹注，否則銷數愈多愈難於維持。
本刊的漸漸發展，可以說是赤手空拳起家的。怎麽說呢？我和幾位同事當然沒有錢帶來貼，就是本刊的自身也沒有什麽大項的款來做經費，所以我們始終是量入為出： 最初規模極小，發展一點兒，收入可以多一點兒，就用來使本刊的事業擴充一點兒。這樣用本刊自身努力所得以擴充本刊自身的事業，辛勤困苦誠所不免，但卻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腳踏實地的向前發展，有多少實力做多少事務，因此乃有充分獨立的精神。也因為這一點，所以我們的收入雖較前增加，而支出亦隨之增加，正如俗語所謂“水漲船高”。就最近情形說，僅經常印刷費一項，每期已逾七百元，僅此一項支出，每年已在三萬六七千元。所以本刊雖因有點發達而收入較多，但都用到本刊自身事業的擴充上麵去。這是有會計師審核過的賬冊可稽，不是可以任意瞎說的。
（《全》#3，23~24頁，1930年1月）本刊現在完全經濟獨立，辦公室也由本刊自己出錢租的，雖似乎有點像洋房，但辦公室裏人多地小，辦公桌的中間走不過並排走的兩個人，簡直好像在牛角尖裏周旋。……《生活》卻自第五卷第一期起每星期乘著汽車揚長駛到郵局。
（《全》#5，459頁，1930年1月）
我們的正當收入在目前約有三途： 一是廣告，二是發行，三是叢書。收入的用途目前亦約有三條： （一） 維持本刊的成本，極力勿使讀者的擔負加重，例如最近雖金價暴漲，紙價倏增，百物昂貴，維持艱難，本刊仍保全原有的文字篇幅，隻從廣告方麵力謀挹注，不願遽增報價；（二） 優待著作家，稿費較前增至五倍（編者自己文字向不另取稿費）；（三） 優待忠實勤奮為本刊辦事的職員職工。本刊目前的經濟狀況隻能夠靠自己的正當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存。
（《選》，289~290頁，1930年7月）本刊自業務日漸發達之後，各部分的工作也隨之而日漸繁重。現在本刊的工作分三大部分： 第一是總務部，裏麵包括文書，會計，庶務；第二是編輯部，裏麵包括主筆，特約撰述，編輯；第三是營業部，裏麵包括發行，廣告，印刷，發行之下又包含兩部分，即國內外特約發行所及代銷處。
（《選》，206頁，1930年8月）本刊全靠自己的正當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存，現在仍在窮幹苦幹的時期，所以要絕對的量入為出。不過有一點可以奉告者，即本刊實有可以樂觀的前途，將來對於果有真實才能而又肯忠勤為本刊服務者，待遇方麵必惟力是視，不至使熱心辦事者因物質上的牽累而分心。
（《選》，208頁，1930年8月）其次請略述自第六卷起增加《每周大事記》的旨趣。我們從前原有所謂《一周鳥瞰》，但當時因為隻有一塊豆腐幹的地位，而周刊的印刷時間又過於遲緩，覺得沒有什麽精彩，所以索性把它刪除。不料刪除之後，南洋及各國華僑同胞中的讀者，以及內地的許多讀者，紛紛來信說這一欄不應刪除，像新疆就有好多讀者來信說該處往往全靠這一點兒材料略懂本國的新聞消息。我們得著這樣的鼓勵，又覺得不幹則已，要幹總要想法弄得有精彩，方不負讀者諸君殷勤的期望，故決自第六卷起，將印刷時間及包卷手續極力設法縮短，俾新聞的時間性方麵不至如前之落後（自第六卷起並提前於每星期六出版），同時擴充此欄篇幅（並不侵占原有之文字篇幅），指定一頁半的比較充裕的地位，用簡潔的文筆，有係統的方式，記述一周間國內外的特別重要特有意味的新聞消息，希望訂閱一份本刊者能獲得訂閱中外數份報紙的利益，省時間，省腦力，省費用，並欲藉此提倡一般國人對於國際要聞與國家社會要聞增加興趣與注意的習慣。
（《選》，292~293頁，1930年12月）
本刊是全靠自己的正當收入來維持自己的生存與力求自己的發展。本刊經了四五年的掙紮奮鬥，現在的同事人數較前加了八倍，（本刊承國內外讀者的信任，商榷問題的通信最近每日已達二百封左右，除由記者主持外，並有三位忠實而勤奮的同事專司襄助的職務，仍忙得不可開交，但這種服務是我們所覺得異常愉快的。）房租較前加了三倍，稿費較前加了五倍至八倍，我對於努力服務的同事，每半年或每年增善他們的待遇，故同事薪俸依成績較前加了二三倍至四五倍。
（《選》，293頁，1930年12月）本刊創辦以來的經曆頗簡單，最初一年的宗旨似未十分確定，記者承乏本刊自第二年起，接手後即確定宗旨為“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方向較定，努力亦較專，至第四年起，經濟與管理方麵均完全自立，幸得創辦者之絕對信任，記者乃得以公正獨立的精神，獨往獨來的態度，不受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的牽掣，盡心竭力放手辦去，複得諸同事之夙夜匪懈，諸文友之熱誠讚助，才有今日的一點基礎，依最近的趨勢，材料內容尤以時事為中心，希望用新聞學的眼光，為中國造成一種言論公正評述精當的周刊。……（一） 本刊是沒有黨派關係的，這並不含有輕視什麽黨派的意思，不過直述本刊並沒有和任何黨派發生關係的一件事實。我們是立於現代中國的一個平民地位，對於能愛護中國民族而肯赤心忠誠為中國民族謀幸福者，我們都抱著熱誠讚助的態度。
（二） 我們不願唱高調，也不願隨波逐流，我們隻根據理性，根據正義，根據合於現代的正確思潮，常站在社會的前一步，引著社會向著進步的路上走。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思想是與社會進步時代進步而俱進。
（三） 我們希望能藉本刊批評討論各種較重要而有意味的問題所采用的方法——含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態度，組織的能力，創造的思想——為中國國民養成分析，研究，組織與創造的種種能力；希望他們對於任何問題都能具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態度，組織的能力，創造的思想，不盲從，不武斷，具是非心，有辨別力。
（四） 民族興盛與社會改進是要靠多方麵各就其境地能力而分工努力促成的；本刊不過是許多努力的無數單位中的一個，好像大海汪洋中的一個細流，所以本刊從來不存包辦一切的態度，隻想竭盡我們的棉薄，在振興中國民族改進中國社會的許許多多努力中，希望能貢獻我們一個小單位或一個細流的責任。
（《選》，296~297頁，1930年12月）本刊向來的態度是主持公道，毫無偏私，尤不許被任何團體或個人作“誣蔑”之利用。關於含有向社會呼籲以申冤抑的來信，其中事實亦由記者審查投函者是否可靠，如不認識投函者，遇必要時亦經過相當的探查手續，始酌定發表與否。
（《全》#3，284~285頁，1931年1月）記者每閱各方麵惠寄的著作，遇有“有趣味有價值”的地方，輒喜撮其精彩以餉本刊讀者。
（《全》#3，343頁，1931年4月）本刊較前發達，我們不諱言；本刊收入較前增加，我們也不諱言。不過我們有一點要略為說明的，就是“水漲船高”，我們在事業上的正當支出隨著正當收入而作同樣的增加。我們最近每月僅印刷費及紙費一項已達五千五六百元，其餘一切辦公費也須四千元左右，每月總支出在萬元左右，所以我們是右手來，左手去，足以維持罷了。我們在收入方麵，每月廣告收入有三千元左右，但尚不能挹注辦公費，此外如本埠報販及國內外二百餘處之代銷處批發，均須降低批價，不敷成本，故我們在辦公費方麵，為維持本刊生存計，隻得力求撙節。像記者個人，現在所得的生活費，比我在五年前做中學教員並同時兼點譯著工作的收入，並未增多；即其他同事，我雖采用年功加俸的辦法，但以他們之勤奮勞苦，如在別的機關裏，也許要獲得加倍的酬報，又就辦事人方麵說，除辦報所需要的各項人才外，本刊承讀者不棄，每日賜函詢問或商榷問題者，平均在百封以上，兩年前隻記者一人可勉為應付，最近襄助此事的同事不得不增至五人，這種經常費也須歸入辦公費內。
（《選》，302頁，1931年7月）本刊為什麽要事業發達？無非要想竭其棉薄，為社會多爭得一線光明，若同流合汙而圖苟存，不如直截爽快的疾終正寢。很多愛護本刊的朋友，說本刊發達到現在的規模很不容易，應力加維護，勿令冒險，勿多管閑事。他們的盛意隆情，我當表示十分的感謝，但我同時以為《生活》的生存價值在能盡其心力為社會多爭些正義，多加些光明，若必同流合汙以圖苟存，則社會何貴有此《生活》？《生活》亦雖生猶死，何貴乎生存？故我但知憑理性為南針，以正義為燈塔，以為不但我個人應拋棄“患得患失”的心理，即本刊亦應拋棄“患得患失”的態度。
（《選》，303~304頁，1931年7月）《生活》最近注重“啟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識見聞”。
（《全》#3，463頁，1931年9月）在本刊隻知正義，關於本身的成敗得失早已置之度外，原可不必多贅，惟是非不可不講，故亦有略加申明的必要。我孤身負全責為本刊奮鬥者五年，在我主持中的本刊的一切當然由我負全責；本刊絕對沒有什麽黨派為背景，是我敢負全責聲明的，而且也是可從本刊向來的言論上看得出來，不是臨時所能憑空文飾的。
（《選》，307頁，1931年12月）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本刊所發表的關於救國的文字更多……本刊業務日繁，總務部營業部各方麵的同事雖由二三人逐漸增至二三十人，但在社內的編輯撰述方麵，至今隻有我一個人做獨腳戲，此外則全恃社外的投稿，我自己既未加入任何黨派，自己至今亦未有任何黨派的組織，而本刊又係由我一個人負全責主持，絲毫不受任何機關任何個人的牽掣，所以我敢說本刊是絕對沒有任何黨派為背景的。
（《選》，307～308頁，1931年12月）回溯本刊已往六年中的過程，深慚無所貢獻，若僅就本刊自身作先後的比較，在思想上則亦常自奮勉，與時演進；記者個人亦無時不在且做且學，且學且做，每於觀察求知苦思冥想之餘，輒舉所見與所敬信的幾位朋友反複討論。
（《選》，310頁，1932年1月）本刊最近已成為新聞評述性質的周報，故有所論述，多以當前事實為對象。但於就事論事之中，亦自有其核心標準。此種核心標準，簡言之可曰“正義”……我們所信守的正義，是反對少數特殊階級剝削大多數勞苦民眾的不平行為；換言之，即無論何種政策與行為，必須顧到大多數民眾的福利，而不得為少數人假借作特殊享用的工具。
我們從此觀察點，深刻認識剝削大多數民眾以供少數特殊階級享用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終必崩潰（通常所謂資本主義當然指私人資本主義）；為大多數民眾謀福利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終必成立。
（《選》，310頁，193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