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管理2
（《店訊》#63，777~778頁，1939年9月2日）民主絕對不是無政府狀態，集中也絕對不是獨裁的意義。不民主的集中才是獨裁；不集中的民主才是無政府狀態；兩者都是要不得的。我們所需要的是不折不扣的民主集中，不能把它任意分裂開來。
（《全》#9，614頁，1939年11月）我向來辦事業，策勵自己的有一件事，便是不用自己的親戚。
（《選》，335頁，1940年1月）要使得我們的領導機構能夠很好地負起它所應盡的任務，參加領導機構的同事，對於領導機構須有正確的態度；即在領導機構以外的同事，對於領導機構也須有正確的態度。……第一須以店的整個事業的利益為前提。……第二須有大公無私的精神。……第三須有民主的精神。具體地說，在這裏所謂民主精神，還可分三點來說： （一） 須有參加討論的雅量，即討論時須能平心靜氣，遇有與己不同的意見，亦能虛心傾聽，不要意見不合就發脾氣，或結成冤家。（二） 須有服從多數的習慣。討論的時候盡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至作熱烈的討論（最好不要麵紅耳赤），但一經多數通過，即須服從決議，不應口是心非，或尚存悻悻之意，甚至另作搗亂企圖！（這隻是就一般而論，本店向無此事，這是深可欣幸的。）即令你有卓見，在民主原則下，隻有努力說服大家的一法，說服失敗，便是你的不行，不能怨天尤人。（三） 須有集體責任的認識。任何事一經領導機構決議之後，任何參加者都須共同負責，即所謂集體責任。……第四須有嚴守秘密的習慣。
（《全》#9，616~618頁，1940年1月）管理上的改革應特別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個人負責”的辦法，其大意已如上述，同時我們還決定實行巡回視察的辦法。
（《全》#9，621頁，1940年2月）
我們在業務上，在人事上的原則，有全體同事所共同規定的社章，其餘的原則，也都是在社章所允許的範圍內，由選出的領導機構共同規定的。這都是我們在紀律方麵的根據，是我們大家所應服從的。
（《全》#9，622頁，1940年2月）還有一點尤其重要的，是我們一開始就奠定了人才主義的用人政策。我自從全權主持生活周刊社之後，始終堅決地不介紹自己的親戚，也可以說不用私人的任何關係而作為用人的標準。這也許有人要覺得矯枉過正，但是，為著掃除封建餘毒，寧嚴毋濫。這一點在我前幾次的敘述裏也可以看出的。這種人才主義的用人政策，已成為本店在用人方麵的一種傳統的精神。…………這可以說是本店事業所以得到相當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選》，343~344頁，1940年4月）用人應以人才主義為前提。中國舊社會裏（尤其是在官僚化的機關裏）在用人方麵有個最大的惡習慣，那就是方命先生這封信裏所提及的“親戚故舊”和“同鄉”。我們不是說在“親戚故舊”或“同鄉”裏就一定沒有人才，但是如把“親戚故舊”或“同鄉”做用人的無形的標準，往往便把“人才”的考慮拋之九霄雲外，隻要是“親戚故舊”或“同鄉”都可以用，不是“親戚故舊”或“同鄉”都要不得！這樣一來，一個機關必然要被弄得亂七八糟。如放大眼光從遠處看，這樣的用人政策實在是自殺政策，不但是機關終究要維持不下去，就是負責者本人也無法幹下去。所以稍為聰明的負責者是決不願意采用這樣的用人政策的。（答楊方命）（《全民抗戰》第117號，《研究》#3，350頁，1940年4月6日）尋常所謂管理，往往是指一個人或少數人的管理，多數人是被管理者。如運用民主集中的原則於事業的管理，那末全體同事都是管理者，同時全體同事都是被管理者，說得簡單些，可以說是集體的管理。
（《全》#9，608頁，1940年4月）這樣運用民主集中於事業管理之中，有什麽益處呢？有很多的益處！首先，民主的紀律——在共同決議的原則之下執行的紀律——是自發的紀律，而不是盲目服從或由任何單方麵強行加上的紀律，同人中得了獎的，覺得格外光榮，不幸得到懲罰的，也沒有話說。其次，有公定的明確的原則可以依據，好像國民在法律前是一律平等的一樣，全體同事在公定的“規約”前也是一律平等的，誰做了那一條應該得獎的事項，誰就當然得獎；誰犯了那一條應該受罰的事項，誰就當然受罰；完全以客觀的事實為根據，按照公定而明確的原則處理，不因人而異。這樣，比較地可以給同人以公平的印象，而相當可以減少不平的反感。再其次，如果執行者有錯誤，尤其是關於懲罰的事情，不服者可向人事委員會提出說明或申訴的機會，要求加以糾正；倘若所說明的或所申訴的事實果屬正確，即可加以糾正，否則對不服者亦可加以再度的說服，使他不致把誤會悶在肚子裏，影響到他的工作情緒。這樣可以使人有提出申訴的機會，減少誤會，減少冤抑，在積極方麵也就是可以增高同事對於工作的努力精神。
以上隻是在人事方麵略舉一例以供討論，此外如給與同人以共同商量營業的機會，共同努力增進同人福利的事情，也是注重群策群力，運用民主集中於管理之中，達到集體管理的目的。
就一般說來，這樣的管理法似乎有些“特別”，但是說穿了之後，卻一點沒有什麽“神秘”，因為它的目的不外是運用“集思廣益”的原則來達到“群策群力”的功效。
（《全》#9，609~610頁，1940年4月）一個事業辦得好，不是隻靠一個人或少數人，要靠全體同事“群策群力”來共同努力的，要達到“同心協力”的目的，要使得全體同事都能自發地重視並遵守“民主的紀律”，雖略費一些時間，多忍一些麻煩的手續，在工作的效率上反而可以多收得較高的效率，比之彼此隔閡，甚至誤會叢生，無形中影響到奮發的工作情緒，兩相比較，孰得孰失，還是很顯然的。可是為著補救這方麵或有的流弊，我們要特別注意“集體領導，個人負責”的原則：“集體領導”即在原則上由大家共同商定，“個人負責”即在職權上由負責者根據原則切實執行。
（《全》#9，610頁，1940年4月）要在管理上采用民主集中的原則，必須加強對於同人的教育。民主的程序重在集體的商討決議，如果構成集體的分子對於事業的意義沒有明白的認識，對於應付的問題沒有正確的見解，對於處事的態度不能大公無私，那是不免要發生種種流弊的。雖則在民主的程序中，也可以給予同人以實踐上的學習，增加他們的經驗與認識，但同時仍須加強對於同人的教育，使他們更能得到更充分的知識經驗，成為更健全的分子。分子愈健全，民主集中的管理法愈能收到宏大的效果。
（《全》#9，611頁，1940年4月）
事業的發展要靠人才，職業修養便是造就人才的源泉，但是尋常所謂職業修養往往隻注意到消極的，接受的方麵，而忽略了積極的，創造的方麵。其實事業上最需要的是有創造力的人才。你說什麽，他能照你所說的做去，做得很好，這固然已經是一種很大的幫助，但是有的同事能補充你的不足，能做出比你期望的更好，那是更大的幫助。你提出原則，他能很細密地替你定出很切實而具體的方案；你提出困難的問題，他能很靈敏地替你想出切實而具體的解決的辦法；這都須具有創造力才能辦得到，都不是僅僅奉行故事，不動天君，所能辦到的。這樣的積極的，創造的能力，必須從工作的實踐中學習出來的，培養出來的；服務者必須注意這樣的職業修養，負責人必須提倡鼓勵這樣的職業修養。
（《全》#9，612頁，1940年4月）
我們無論參加任何事業，都離不開管理……
（《全》#9，612頁，1940年4月）所謂領導，絕對不是一個光棍所能辦到的，必須要有幹部——真能切切實實幹的幹部——把所定的方針和方案真能切切實實執行起來；所謂領導，不僅是考慮方針，起草方案，發通告，下命令，同時還要能物色幹部，提拔幹部，指導幹部，看著幹部把所定的方針和方案真能切切實實的執行起來；執行的過程中需要督促與檢查，執行以後還需要檢討與賞罰分明；這整個過程都是在領導工作的範圍以內。
（《全》#9，550頁，1940年9月）“中堅幹部”除了對於所擔任的職務上所需要的技術和經驗之外，還須具有中堅幹部所應有的條件，例如對於文化事業有深刻的正確的認識，對本店的組織和曆史有清楚的正確的了解，對於我們所共同努力的事業有忠誠的熱愛，有高度的奮鬥精神，努力精神，吃苦精神，犧牲精神（犧牲小我以保衛團體，不是犧牲團體以利小我），共患難的精神，為本店虛心教育同人（包括工作上起模範作用），為本店真心愛護同人，為本店時常注意弊端的清除，事業的改善等等。
（《全》#9，585頁，194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