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讀者2
（《全》#9，676~677頁，1939年8月）對於讀者的任何複信，必須誠懇詳細，即令有的讀者問得幼稚，我們仍然必須認真答複，不怕麻煩，誠誠懇懇詳詳細細地答複，如果怕麻煩，撒撒爛汙，簡單馬虎，聊以塞責，都是本店事業上的罪人！
（《全》#9，679～680頁，1939年8月）我們希望和每一個讀者，都能成為互相切磋的精神上的好友，同時，我們對於讀者諸友的意見，更抱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
（《年譜》下卷，1037頁，1939年8月）忠誠地為讀者服務，希望每一位讀者都成為本刊（按： 指《全民抗戰》）精神上的好友，這是本刊的立場之一，讀者諸友如有所詢問，我們一麵（定）是抱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年譜》下卷，1052頁，1939年9月）講到讀者來信的內容，真是形形色色，無所不有，有的因為夫人肚子大了，再三細問那一個產科醫生好，這還容易效勞；有的因為肚子大了要打胎，那就負不起那樣大的法律上的責任了。有一次我寫了三千餘字的一封複信，說服了一個做未婚夫而萬端多疑的青年，終於玉成了他們一對快樂的小夫妻，他們於欣慰之餘寫信來說要把《生活》周刊作為他們快樂家庭的永遠讀物。有許多事，編輯當然有嚴守秘密的責任。
（《選》，332頁，1939年12月）最初的表現是盡心竭力答複廣大讀者的來信，當時我們答複的熱情不遜於寫情書，一點不肯馬虎，鞠躬盡瘁，寫而後已！最盛的時候，有四位同事專門擔任拆信與抄信的事情。讀者和我們真做成了好朋友，不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我們商量，在海外的僑胞和在內地的同胞，還時常寄錢來托我們買東西，買鞋子，買衣料，都在“義不容辭”之列，這當然需要跑腿，選擇，包寄，買得不十分對還要包換： 麻煩雖是麻煩，但是寥寥幾個同事卻沒有絲毫煩躁或不高興的意識，簡直跑得愉快，麻煩得愉快！
（《選》，333頁，1939年12月）我們一向歡迎讀者對於本刊（按： 指《全民抗戰》）有批評建議，我們也時時在設法使本刊的內容充實，新鮮活潑。總之： 讀者的建議，隻要在我們能力能夠辦到，無不力求進步的。最近因為有人批評本刊過於偏重政治，失去了綜合刊物的多樣性，也許要使一部分讀者，感到有些單調，故從一百期起，我們打算糾正這種偏向。同時為了加深一般讀者對政治、國際以及專門問題的研究起見，今後擬隨時另刊各種專門問題的別冊，提倡研究資料。想來這一定是本刊讀者諸友所樂聞的。
（《全》#9，299頁，1939年12月）編輯這本書（按： 指《激流中的水花》）的時候，深深地感到來信的讀者諸友對於本刊的信任與深摯的友誼，這是最可珍貴而永不能忘的，我們把這本書貢獻給社會，由此擴大討論所得的效果，也就是更充分地報答來信讀者諸友的深摯的友誼，這一點想來必為來信讀者諸友所讚同的。
（《全》#9，324頁，1940年1月）我們對讀者的服務，要盡力使得所服的“務”能精益求精，要盡可能使讀者覺得滿意。例如我們答複讀者一封信，如寫得很潦草，胡亂瞎塗一陣，使讀者看得很費力，便不及一封寫得清清楚楚的信使讀者看時很省力意思懂得很清楚。同樣地拿筆寫一封信，為什麽不用點工夫寫得清楚一些，讓讀者多得一點便利呢？（信的內容要寫得周到，也是有著同樣的重要性。）（《全》#9，704~705頁，1940年5月）定期刊物也是需要經常閱讀的。如《讀書月報》，《學習生活》等，經常載有指導學習解釋問題的文字，可以幫助自己的學習；如敝刊對於國內國際形勢，經常刊載有係統的分析文字，反映各方麵的社會動態，都是可以閱讀的。同時，在這些刊物上，常常有新書介紹或新書出版預告，也可以作為你選讀書籍的參考。
當你閱讀了上述的基礎讀物以及經常閱讀上述的刊物以後，當可有相當正確的辨別力，不至於輕易為人家的花言巧語所迷惑而走入歧途。努力向正確的理論學習，可以使自己有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認識工作的意義，預見光明的前途；可以使自己努力工作，積極向上，不致為暫時的挫折而消極頹喪。所以，正確的學習，對於一個青年實在是太需要了。（複梅林）（《全》#9，412頁，1940年5月）本刊把讀者認作我們自己的朋友，對讀者的服務不盡（僅）是我們的天職，而且也是我們的光榮。我們當盡竭心力，幫助讀者諸友解決困難。
（《全》#9，517頁，1940年8月）書價提高，要影響到營業這是必然的，但這不是本店一家的事情，而是整個書業的事情；因物價提高生活困難，讀者購買力減低，對精神食糧的購買力也隨著減低，這不但是書業的事情，而是整個抗戰經濟中得以反映。
（《店訊》#99，1431頁，1940年8月15日）我們要根據多數讀者的意見，作為本刊（按： 指《全民抗戰》）革新的指針。
（《選》，56頁，1940年9月）做編輯的人好像是讀者所用的廚子，所差異的，不過廚子所貢獻的是物質食糧，編輯所貢獻的是精神食糧。廚子要使菜燒得可口，往往要征求主人對於菜單的意見，我們現在是要征求讀者對於精神“菜單”的意見，很誠懇地希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教。
（《選》，58頁，1940年9月）一個人的進步當然有許多途徑，但是看書確是進步的一個極重要的源泉，所以經常要看書而且要有相當計劃地看書，這在以求學為主體的學校青年，固然要注意到，即以業餘自我教育為補充自己的職業青年也要十分注意到的。
（《全》#9，765頁，1940年12月）書報被稱為“精神食糧”，“食糧”是否有益於身體，要看它的內容如何，如果把有毒質的食糧往肚子裏送，那是吃得越多，為害越大，不僅僅是“苦悶”而已！“精神食糧”也不能例外，故“吃”的時候也有加以選擇的必要。……不少青年朋友雖喜歡看書，卻患著消化不良的毛病，喜歡看書是良好的習慣，是進步的康莊大道，但是如果消化不良，往往越看越糊塗，越看越鑽到牛角尖裏去，那都是所謂“不但無益，而又害之”。
（《全》#9，766頁，1940年12月）寫文章的人不要以為讀者是易欺的，讀者不都是瞎子聾子，他們也有聽到正確事實和公平判斷的機會，他們自己也有根據正確事實，引申公平判斷的能力。所以慣於下筆胡說八道的人固然引不起讀者的信任，即使平日持論比較公平，被人視為社論能手的先生們，一旦寫了違心之論，或有意歪曲事實的文章，也仍然要引起讀者的不滿以至憤怒。在寫者以為他既可以輿論權威自居，好像說出的話都可以發生意想不到的效力，其實他根本就不明白他平日所以得到人們的信服，並不是他個人有著什麽魔力，全恃他的“持論比較公平”，一旦他的這個特點抽去，令人信服的因素便壽終正寢，所得到的隻是人們的唾棄和齒冷罷了！
最有趣的是一篇歪曲事實的言論盡管發表了出去，讀者都隻注意於主筆先生為什麽要寫出這樣一篇文章來，結果是知道了其中曲折經過的一大段故事，原來是如此這般不得不寫的，於是除了一聲慨歎或且還對他加上一些可憐的同情以外，沒有什麽其他的感想。至於曾否發生輿論的力量呢？那隻有天曉得！
（《選》，65頁，1941年2月）《生活》周刊的讀者布滿於國內外者以數百萬計，由《生活》周刊發展出來的“生活書店”的讀者更以千百萬計，這十六年來“生活”所播種的愛國和正義的種子，所傳播的進步的種子，實已滲透到整個中國的抗戰建國文化。倒退的黑暗勢力盡管千方百計摧殘了大部分形式上的，而精神上的“生活”，即“生活”十餘年來所培養的愛國、正義、進步的精神，卻不是任何倒退的黑暗勢力所能損其毫末，卻是要發揚光大下去的。“生活”的同人雖受盡磨難，但他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安慰是無量的，原因就在這裏。
（《全》#10，159~160頁，1941年7月）對於所閱的“各種的書報”必須精選，重質而不重量，看一二種內容最正確最有精彩的書報，比看多種內容不很正確或膚淺的書報，要獲益得多。
（《全》#10，441~442頁，1941年8月）作家對於讀者的意見，總是歡迎的。
（《全》#10，457頁，1941年8月）通俗化的重要，我們也時常深刻地感覺到，我們希望關於各部門的重要知識，不但要選擇精華，配合時代性，而且要能寫得深入淺出，人人看得懂。我們的目的雖如此，但是能做到什麽程度，還有待於時常注意和繼續努力。
（《選》，249頁，1941年9月）你仍然苦於時間太少，覺得學習趕不上工作。這種感覺大概人人都有，就是記者也有同樣的感覺，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精神上也有時感到說不出的苦悶，但轉念想到苦悶無用，也還是要壓下苦悶，把時間盡可能分配分配。……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苦悶，第三切不可拚命，把命拚掉，什麽都拉倒！（答警伶）（《全》#10，542頁，1941年10月）有一次，我到他寓所去，他正在看一大堆讀者來信，我問他這麽多來信你都親自看嗎？他說：“像我們這樣的讀書人，或多或少都會脫離群眾的，特別是在香港這樣一個特殊的、言語不通的地方，所以我隻能從這些讀者來信中，了解到一些人民群眾的希望、苦悶和要求。”
（夏衍： 《韜奮永生》，《憶韜奮》，440頁）和韜奮一起工作過的人都知道，他辦刊物的特點是抓“一頭一尾”，頭就是社論，尾就是“答讀者問”。……他對社論或者專論的內容抓得很緊，他強調“及時、講透、有針對性”……（夏衍： 《韜奮永生》，《憶韜奮》，440頁）13. 論翻譯直譯和意譯各有長短，這個確是一個尚待討論的問題。但《新中國》這篇文章裏，錯字多至二十餘字，句讀也有錯處，漏字也有，這是不免晦澀的大原因；為對於讀者很抱歉的事。
（《選》，197頁，1920年1月）現在從事譯述的事，頗有蓬蓬勃勃的氣象，這是一件極好的事。但我近來看見譯者往往把他人已經翻譯的書，拿來重譯。我以為這事於精力上太不講經濟之道。正當知識饑荒的時代能把有價值的著作譯餉國人，愈多愈好。應當分途並進，不宜彼此重複。有了重複，首譯的人和繼譯的人的精力都不免不經濟。現在國內對於有價值的譯述，既需要甚切，歐美有價值的書又很多，有譯述能力的人何不選擇未經譯過的書來譯呢？我以為同誌每要立意譯某書的時候，當先留意雜誌上或其他出版物內已否有此譯述，然後此病可免。倘先生讚成這個意見，請將此信登入通訊欄，俾得間接與國內有誌譯述的商榷。（答石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