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作者1
11. 論作者
我希望中國快點產生專門學者。所謂專門學者，並非增加“貴族的”階級，擺點臭架子，乃是發展個性，就其性之所近，擇一專業，極深研究，務必得到精粹。不為勢力所誘，不為外界所迫，強毅堅忍，聚精會神，忠實於他的專業，然後以其所得，貢獻於世。庶幾專才愈多，社會進步愈速。
（《全》#1，195~196頁，1920年9月）中國“無所不專的專家”所以遍地皆是，阻礙真正事業的進步，他們本人不自量，無自知之明，及好出風頭，固然是自己害自己，而社會卻也不能辭其咎，因為一個人無論你專了什麽，一旦成了什麽名人，社會上人便當你是萬能。這裏請你做校董，那裏請你做董事；你的文章盡管狗屁不通，有人爭先恐後的請你做序文；你的字盡管寫成鬼樣子，有人爭先恐後的請你題簽；甚至包醫花柳病的廣告上，也要拉你寫一個尊姓大名！
（《全》#4，722頁，1929年7月）以著述問世的人，不對讀者負責似乎是僅害了讀者，其實還是害了自己，因為他好像一與世人見麵，就把自己嘴巴亂打了一陣，將來的信用一毀無餘了。
（《全》#5，454頁，1929年8月）
此書（按： 指《錐指集》）為我國地質學家翁文灝先生所著，其最大優點在由專家用通俗的寫法談專門的知識，使不是專門研究該項專學的人看起來也能感覺興味。
（《全》#3，268頁，1930年12月）屬於專門性質的文字，誠然隻有專研該項專門學的人才感得到趣味，在一般讀者往往不終篇而厭倦欲睡。但若以專家酌抽其專門知識而作饒有趣味的普通化的文字，對於一般社會便有很大的貢獻。……記者編輯本刊，時刻不忘“啟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識見聞”。我覺得各種專家除在專學範圍內各有其高深的貢獻外，對於一般社會亦有其普通貢獻的機會。
（《選》，301頁，1931年5月）如把筆杆和槍杆分開來講，這兩件家夥實各有其效用，最要緊的是要看用的人為著什麽目的用。倘為大多數公眾的福利而用，都有效用；倘為一己的或少數人的私利而用，都沒有效用。這是因為，無論筆杆或槍杆，它的最後勝利非有大多數民眾公意為後盾不可，否則雖花言巧語，欺騙一時，作威作福，顯赫俄頃，終必破產而後已。
（《全》#5，411頁，1932年8月）革命事業的最後手段當然要靠槍杆，但卻不能僅靠或全靠槍杆而輕視了筆杆。任何時代的革命事業，最初槍杆總是握在統治者的手裏，握在革命者的手裏就隻有筆杆。況且革命事業如果真能成功，尤靠大眾對正確的理論有深切的了解與信仰，在這方麵的努力，“筆杆”在研究和宣傳上的職責，隻有駕槍杆而上之。
（《選》，25頁，1933年4月）社會是一天一天地在前進著，有許多在從前認為是“專門化”的知識，也許到現在卻應該是一般化了；我們要盡力使原來是“專門化”的，現在要在文字的寫作技術上使它大眾化起來，由此提高一般的知識水準。我覺得為大眾的利益方麵著想，以後任何專家都須特別注意到這一點；一方麵有他們各個的精深的專家的研究，一方麵卻須訓練他們自己能把專門的知識用通俗的方法灌輸於大眾。
（《選》，34～35頁，1935年11月） 我那時從沈永臒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所得到的寫作的要訣，是寫作的內容必須有個主張，有個見解，也許可以說是中心的思想，否則你盡管堆著許多優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每得到一個題目，不就動筆，先盡心思索，緊緊抓住這個題目的要點所在，古人說“讀書得間”，這也許可以說是要“看題得間”；你隻要抓住了這個“間”，便好像拿著了舵，任著你的筆鋒奔放馳騁，都能夠“搔到癢處”，和“隔靴搔癢”的便大大的不同。
（《全》#7，138頁，1936年11月）常有青年朋友寫信問起寫作的秘訣，其實我隻是一個平凡的新聞記者，寫的不過是平凡的新聞記者所寫的很平凡的東西，說不上什麽作家，所以對於這種問句，很感到慚愧。不過就我很平凡的寫作的一點經驗說，覺得在初學方麵最重要的不外兩點： 一是寫的技術，二是寫的內容。簡單說起來，所謂寫的技術，是能夠寫得出自己所要說的話，也就是能夠達意。所謂寫的內容是有話說，也就是有什麽意思或意見要說出來。
（《全》#7，139頁，1936年11月）我們在初學的時候，要想增進自己的寫的技術，便要注意多看自己所喜歡看的書。
我當時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我所看的書，當然不能都背誦得出的，看過了就好像和它分手，彼此好像都忘掉，但是當我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隻要用得著任何文句或故事，它竟會突然出現於我的腦際，效馳驅於我的腕下。我所以覺得奇怪的，是我用不著它的時候，它在我腦子裏毫無影蹤，一到用得著它的時候，它好像自己就跑了出來。我後來讀到了心理學，覺得這大概就是所謂潛意識的作用吧。無論如何，我在當時自己暗中發現了這個事實，對於課外的閱讀格外感覺到興奮，因為我知道不是白讀白看的，知道這在事實上的確是有益於我的寫的技術的。
我覺得我們在閱讀裏既有著這樣潛意識的作用，對於所選擇的書籍的文字（這僅就寫的技術方麵說，內容當然也很重要），要特別注意。例如有些文字，尤其是所謂直譯的文字，寫得佶屈聱牙，幾十個字一停的長句，看得多了，也要不知不覺中影響到一個人的寫作的技術，寫出來的東西也使人看了不懂，或似懂非懂，使人感覺頭痛！
（《全》#7，140～141頁，1936年11月）我每到書店或舊書攤上去東張西望著，看到書目引我注意時，先在那裏看它幾頁，稱心才買，否則就要和它永訣。有些所謂作家，你雖然東看到他的大名，西也看到他的大名，但是也許買到他的大作來看看，卻不免感覺到硬著頭皮看下去也看不懂，或是味同嚼蠟，看著就想睡覺！
（《全》#7，141頁，1936年11月）我覺得寫作在初學方麵最重要的不外兩點： 一是寫的技術，二是寫的內容。這兩點雖同是不可少的，但是第二點似乎比第一點還要重要。
（《全》#7，142頁，1936年11月）我從這裏又得到一個教訓，就是我們要寫自己所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尤其是實踐或經驗中感到最深刻印象的事情。
（《全》#7，143頁，1936年11月）做文章和做人實在有著密切的關係。做了一個要不得的人，原來能寫很好文章的，到了那時寫出來的也要變成要不得的東西。這也許是因為好的文章不僅是有著好的寫的技術，同時也離不開好的寫的內容。而且還有一點似乎奇特而卻也是事實的： 那便是內容的要不得往往也要影響到寫的技術，因為隻有理直氣壯的內容才寫得好，否則扭扭捏捏，不能遮掩它的醜態！
（《全》#7，146頁，1936年11月）正是因為他（按： 指杜重遠）富有實踐的經驗，不是為做文章而做文章，所以他的作品感人特別地深，使讀者得到的益處特別地厚。
（《全》#6，725頁，1936年11月）宣傳措辭當然須力求通俗化，這要看各地的文化水準而定，在甲處嫌深的，也許在乙處倒是淺易，隻得照你本鄉的情形酌定。（答翟思庸）（《研究》#3，9頁，1937年9月）就尋常的情形說，每遇什麽紀念日，拿起筆來做一篇“應時”的文章，實在是一件最乏味的事情。
（《全》#8，108頁，1937年10月）我向來有所寫作，都偏重於事實的評述；關於理論的介紹，這本譯述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雖則理論和事實本來就不能截然分離的。依我個人看來，——也許是由於我向來工作的性質或方向，——評述事實似乎比介紹理論來得容易些，尤其是比用翻譯來介紹理論來得容易些。因此，我在譯這本書的時候，時刻注意的是要盡量使讀者看得懂；倘若更能進而使讀者感覺到不但看得懂，而且覺得容易看，看得有趣味，那更是我的莫大的愉快！同時被羈押的老友李公樸先生聽到了我的這個願望，在我看完第一次校樣的時候，他自告奮勇，說他願“代表”未來的讀者，仔細替我再看一遍；每遇有他認為不很容易懂的地方，無論是一字一句一段，都很熱心地提出“質問”，我也很虛心地領教，認為有修改必要的時候，就盡量修改。我在這裏應該很誠懇地謝謝李先生。
（《全》#14，175頁，1937年10月）初學寫作的人，最好從記事文入手，尤其是宜寫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或經驗，因為描寫自己所知道得最清楚最深刻的材料，容易寫得好；初學寫作的人，不宜於即寫論文，因為論文要寫得好，關於正確的理論，豐富的經驗，和敏銳的判斷，都需要有較長時間的積蓄和訓練的。
（《全》#8，8頁，1938年1月）寫作在練習，練習的方法，一方麵多看有益的書報，多貯蓄思想，多嚐試寫作。關於這方麵，拙作《經曆》一書略有論及，也許可供參考。
（《全》#8，8頁，1938年1月）初學寫作的人，投出去的稿子往往總是退回來，或則好像石沉大海，無影無蹤，這是很平常不足奇的情形。你如果看看世界上名作家的傳記，可以看到他們幾於每個人都經過這樣的一個階段。最重要的是在自己能否逐漸有進步，暫時的挫折是不足慮的。
（《全》#8，15頁，1938年2月）寫作與原來的業務不一定要分開，而且反可運用原有的經驗，增加寫作內容的豐富。隻須有敏銳深刻的觀察力，加上基本的認識與寫作的技能，在任何職業的隊伍中都可產生好的作家。
（《全》#8，331頁，1938年12月）一個作家像高爾基，他的寫作技能的素養也在他平日對於名著的博覽精讀，浸潤已久，然後用時俯拾即是，左右逢源，這一點是有誌寫作者所宜特別注意。
（《全》#8，332頁，1938年12月）初作不一定就作得好，最初投稿往往碰壁，這也是幾於每個作家都遇到過的難關，要訣固在再作充分的培養，也在硬著頭皮繼續努力下去。
（《全》#8，333頁，1938年12月）一個優秀的作者，必須具備的條件是，正確的理論基礎，敏感的思想和充實的生活經驗。要使寫作技術進步，則可多讀成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