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記者2
（《選》，23~24頁，1933年3月）現在關於“筆杆”這樣東西所要說的，是革命事業的最後手段當然要靠槍杆，但卻不能僅靠或全靠槍杆而輕視了筆杆。任何時代的革命事業，最初槍杆總是握在統治者的手裏，握在革命者的手裏就隻有筆杆。況且革命事業如果真能成功，尤靠大眾對正確的理論有深切的了解與信仰，在這方麵的努力，“筆杆”在研究和宣傳上的職責，隻有駕槍杆而上之。到了這方麵果有充分的基礎，加上客觀條件的具備，槍杆一撥就見功效，否則打倒了一批軍閥，又來一批新軍閥，槍杆隻能作孽，不能造福。像俄國的革命文豪高爾基就始終靠他的一枝“筆杆”，對蘇聯革命有了異常重要的貢獻。（高爾基對於列寧所領導的革命運動，雖有他的貢獻，但他始終未正式加入任何政黨，詳見不久即可出版的拙譯《俄國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記者說這句話，並非自高聲價，因為我自知不配比高爾基，又自知我這枝筆杆“幹到今日”，還是“無濟於事”。但這隻足以證明我這枝蹩腳筆杆之不行，卻不能因此抹煞筆杆原有的效用。（答王敦）（《選》，25~26頁，1933年4月）戈先生（按： 指戈公振）最使我們感念的是他一生百折不回地盡瘁於新聞事業的努力精神。……他服務於《時報》十五年之久，忠誠盡職，未嚐稍懈。他一麵負起重要的責任，一麵對於新聞學作不斷地研究，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服務和求知兼程並進，數十年如一日。
（《研究》#2，354頁，1935年10月）我們都是以新聞事業為職業的記者，深知道我們的責任是要做民眾的耳目，民眾的喉舌，要把國家民族所遭遇的實際情形，坦白地報告給讀者；為了國家民族前途的利益，說民眾所必要說的話。
（《選》，41頁，1936年1月）普通社會一般人給與報人的頭銜，叫做“民眾喉舌”。我們不必諱言世上盡有報人做豢養他的主子的“喉舌”，和民眾恰恰立於敵視的地位；但是就原則上講，報人應該是“民眾喉舌”，那卻是無可疑的。平時這樣，在非常時期更應該這樣。同人願以自勉的第一義，便是以全國民眾的利益為一切記述評判和建議的中心標準。
（《選》，113頁，1936年6月）我的職業是一個新聞記者。……我生平並無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資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報界大王。我隻有一個理想，就是要創辦一種為大眾所愛讀，為大眾作喉舌的刊物。單是辦好一種周刊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創辦一種真正代表大眾利益的日報。
（《選》，121頁，1936年7月）但是有一點卻在小學的最後一年就在心裏決定了的，那就是自己宜於做一個新聞記者。在那個時候，我對於《時報》上的遠生的“北京通訊”著了迷。每次到閱報室裏去看報，先要注意《時報》上有沒有登著遠生的特約通訊。我特別喜歡看他的通訊，有兩個理由： 第一是他的探訪新聞的能力實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個有關係的機關，尤其是由那個有關係的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探得詳細正確的內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寫得實在好！所以好，因為流利，暢達，爽快，誠懇，幽默。他所寫的內容，和所用的寫的技術，都使當時的我佩服得很，常常羨慕他，希望自己將來也能做成那樣一個新聞記者。
（《全》#7，144頁，1936年11月）在中學初年級的時候，對於先師沈永臒先生所借給我的《新民叢報》，也有一時看入了迷，這也是鼓勵我要做新聞記者的一個要素。當然，那裏麵所建議的事情和所討論的問題，和當年的時代已不適合，我隻是欣賞那裏麵的銳利明快引人入勝的寫的技術，所以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就無意再看了，可是增強了我要做個新聞記者的動機，那影響卻是很有永久性的。
……秋桐文字的最大優點是能心平氣和地說理，文字的結構細密周詳，對政敵或爭論的對方有著誠懇的禮貌，一點沒有潑婦罵街的惡習氣。我很覺得這是現在我們應該注意的態度，——尤其是現在積極推動全國團結禦侮的時候——不要心境過於狹隘，太不容人，我當時對於秋桐的文字雖不像我的同學彭先生那樣入迷，但卻也喜歡看。這對於我要做新聞記者的動機，也有相當的推動力。
（《全》#7，145頁，1936年11月）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個新聞記者，在今日要做的還是個新聞記者——不過意識要比二十年前明確些，要在“新聞記者”這個名詞上麵，加上“永遠立於大眾立場的”一個形容詞。
（《全》#7，260頁，1937年1月）講到新聞記者，除了報人要努力於正確的報道以外（在戰爭時期，正確的報道是特別艱苦的工作），我覺得最最重要的，是要努力為大眾籌思怎樣具體地來解決當前的緊迫的種種問題。在這緊急的時期中，大眾不要聽抽象的理論，卻都渴望著要有具體的辦法，具體的建議。新聞記者當然不是萬能的，但是至少他應該要做許多專家的“軸心”；盡推動，喚醒，匯集，提倡等等的責任，由此促成或加速種種緊迫的重要問題得到具體的合理的解決。
（《選》，43~44頁，1937年9月）我隻是一個平凡的新聞記者，我所以要研究一些思想，是為著做新聞記者用的，更不怕“犧牲”什麽“尊嚴和高貴。”
（《全》#14，20頁，1937年10月）依我十幾年來在這個隊伍裏搖旗呐喊的經驗，以及冷眼旁觀這隊伍裏其他“同道”的經曆或變化，深刻地感覺到做新聞記者最應該有的是活動力，尤其應該有的是活動的正確動機。
什麽是活動力？這個名詞似乎太抽象，但是我覺得這個名詞的含義有許多妙處。就新聞記者的立場看來，所謂活動力是不怕麻煩的研究，不怕艱苦的搜索，有時也包括不怕艱險的奔波。新聞記者的思想和行動是要立在時代的最前線的，所以對於知識的補充和當前切要問題的內容，都須有繼續不斷的研究和探討的。至於搜索材料和奔波采訪，那也是新聞記者的分內事，可是非有堅忍耐煩勇往直前的精神不辦。
在日本辦《新民叢報》和《國風報》時代的梁任公先生當時他對國事主張的得當與否固為另一件事，但是他當時的研究勤奮，筆鋒銳利，眼光四射，左右逢源，每有主張，風動全國，他的那種活動力，確可算是一個新聞記者的風範。
又例如替以前的《上海時報》擔任駐京（當時的北京）特約通訊的遠生先生（即黃遠庸先生），每逢有重要事故，他總能千方百計從最重要的來源，用最迅速的手段，探得最重要的新聞材料，寫成有聲有色亦莊亦諧的通訊，供給讀者，當時他在探采新聞的活動力方麵，是最足令人興奮的一件事。
外國的新聞記者如Walter Durenty，他在美國已成為蘇聯研究的權威，你如看到他所著的幾本名著，在那裏麵看到他冒萬險采取新聞材料的種種有趣故事，乃至斷了他的一條腿還是幹著他的新聞事業！還是津津有味勇氣百倍幹著他的新聞事業！那種活動力是夠令人驚喜的。最近在中國最能引起敬重的外國記者Edgar Snow即在西安事變以前冒險深入陝北視察的美國記者，你如看到他所著的幾本名著，看到他在赴陝北途中吃苦的趣事，也足可看出他的活動力！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新聞記者就要有入虎穴得虎子的魄力和勇氣！這至少是新聞記者活動力的一種表現。
但是新聞記者的活動，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動機；再說得具體些，便是要為社會大眾的福利而活動，不要為自己的私圖而活動。我常和長江先生談起：“我所敬重的朋友都是有事業的興趣而沒有個人的野心。”有事業的興趣才會埋頭苦幹而仍津津有味，樂此不疲；沒有個人的野心才不至利用從事業上所得到的社會的信用做自己升官發財乃至種種私圖的階石。我也許還要補充一句，對事業所以有興趣，一方麵固然是適合於自己的性格與特長，是自己所喜歡幹的事情，在另一方麵也是對於社會大眾的福利有著或多或少的裨益。
我十幾年來所常以自勉的是要做個有益大眾不為私圖的新聞記者，我現在以及將來的誌願還是如此。我並且深信在民族解放的抗戰與建國的大時代中，新聞記者有著他的重要的任務，我要終我之身守著這個崗位，和同誌們望著光明的前途共同努力。
（《選》，45~47頁， 1938年4月）你有誌要做新聞記者，承你問起“關於新聞記者方麵的學習方法的最低限度的書目”，這一類的書，坊間雖也出了幾本，但是我總覺得要做新聞記者要從實際工作鍛煉出來，不是看看坊間出的幾本關於新聞業的書所能奏效的，而且所看見關於這方麵的中文書，也不覺得有多大介紹的價值，所以就不想開什麽書目了。最近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出有《新聞記者》月刊還可以看看。新聞業裏實際上需要的人才大概不外兩種： 一種是編輯人才，一種是營業人才。所以新聞記者則屬於第一種。第一種裏又有內勤外勤之分，內勤是在館內編輯新聞，外勤是在外探訪新聞。此外還有一部分人是主持各報言論的，這類工作者包括有種種專門部門的人才，也可以說是專家，要根據各人自己所喜歡研究的部門做研究工夫的，例如政治經濟外交教育財政等等。這也須根據自己所選擇的部門研究，不是看幾本關於新聞學的書所能達到目的的。至於一般新聞記者，即所謂的內勤外勤，當然也有基本的條件，如相當程度的國文根底；社會科學知識；相當豐富的常識；細密，敏捷，創造力，勇敢（尤其是外勤記者），負責，為社會服務的精神等等。有了這種種能力外，當然最好能找到練習的機會，一步一步地增加自己的學識經驗。（答趙南）（《抗戰》第65號，《研究》#3，82~83頁，1938年4月23日）新聞記者的任務似乎是和軍事並不發生直接的關係，但是前線戰士的英勇抗戰必須使後方民眾有深刻的印象，才能更努力於種種輔助軍事勝利的後方工作，以全力支持前方的需要，可是這種前後方的溝通作用，戰地新聞記者便負有很重大的任務。報道戰地新聞，還隻是新聞記者一種任務而已，就整個抗戰建國的前途說來，宣傳國策，教育民眾，反映民意，督促並幫助政府對於國策的實施，在在都須徹底認識新聞記者所負責任的重大與工作的艱苦。知責任的重大便不致糊塗過日子，要時時振作，時時警覺，時時求進步。知工作的艱苦，便不致一遇困難便心灰意冷，興趣索然，未幹新聞記者時渴望著做新聞記者，一旦加入新聞記者的隊伍，又要淺嚐輒止，不肯用一番埋頭苦幹的工作（夫），缺乏克服困難的勇氣與決心。
（《選》，48頁，1938年5月）積極方麵，應根據抗戰建國綱領以宣傳國策，建議具體方案；在消極方麵也應根據抗戰建國綱領以糾正並掃除那些破壞團結為虎作倀的言論與行為，這是抗戰建國期中新聞記者的主要任務。
（《選》，49頁，1938年5月）在中國抗戰禦侮的今日，最高的崇敬當歸於不顧個人犧牲為國奮鬥的民族戰士，最可崇拜的道德當屬於不顧個人犧牲為國努力的辛勤工作。戰地記者雖不是在前線直接參加作戰，但是在前線冒萬險，把我們將士的英勇作戰的可歌可泣的行動，宣傳於全國的民眾，鼓勵前方將士的再接再厲，鼓勵後方民眾的熱烈讚助，增強抗戰力量，對於民族解放戰爭有著很大的貢獻，所以在我國這次神聖戰爭中的戰地記者，不僅是戰地記者而已，其實也就是民族戰士的一員。…………新聞業是戰時文化的一個重要部門，而擔負戰地記者重任的諸先生是新聞業動員的先鋒隊……在已往新聞業往往互相傾軋，於是各報的記者往往不免互相猜忌，互相妒嫉，互相競爭——甚至用很卑劣的手段互相競爭。但是在這次徐州前線為國努力的各報記者，都是在互相協助，互相敬愛，互相維護的情況中，共同努力，這可以說是我國團結禦侮的一個極可寶貴的象征。我們希望這種精神能普遍於全國。
（《選》，50~51頁，1938年5月）我的生平誌願隻是要做主筆，做新聞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