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記者1
10 論記者 周先生提及新聞記者的地位。他說：“民治雲者，以民眾決國是，而征眾意於輿論，是以輿論為改進政治之原動力，而報紙者所以代表輿論者也；惟其然，報紙之態度須極光明坦白，應立於人民地位上，為人民之代表，代人民之喉舌，其目光應注射於‘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秉孟子‘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格與精神，以與世周旋；上自政府，下至貧民窟，蓋莫不為新聞記者日常視覺聽覺之對象，然後基於‘公平正義’而監督之，指導之。歐美人尊新聞記者為‘無冕帝王’，以其具有與王者仿佛之權威，僅不冕耳。”
所謂“無冕帝王”，用白話說起來，便是“不戴帽子的皇帝”。要做這種“具有與王者仿佛之權威”的“不戴帽子的皇帝”，要有什麽特殊的能力？據周先生說，美日等國考試新聞記者注重下列數事： （一） 須下筆迅速而清楚。考驗此項能力，在報館舉行考試時，每采用一種開會儀式，主考者登台演說，令被考者記錄，演完即繳卷，擇其中一句不漏及措辭最清楚者，分別錄用。華盛頓某報曾有一次采此考法，在應考者五十八人中，隻兩人及格，可知此項能力非人人俱有，須有相當的訓練。（二） 須能在嘈雜之場所而不亂文思。（三） 須善於記述問答式的文字。（四） 須有推考力。因訪員須處處臨機應變，有時采訪新聞，全憑自己的推考力，推定新聞之真相。……這書裏有一處說到訪員的職責，也有幾句很警策的話：“訪員對職務須忠實，供職於一報，視其報之生命與吾同，務勤奮耐苦，以戰勝困難。”能視事業如生命，事業未有不興的，豈僅報業為然？
（《選》，4～5頁，1929年1月）名人怕記者的麻煩，不但中國，就是外國也往往有。他們不但“捉”住名人搜新聞，也“捉”住攝影，如在名人辦公室裏，攝時還要他堂而皇之的坐在辦公桌旁，拿著筆寫字，裝出正在辦公的樣子。據說美國名記者某君常常懷疑名人這樣裝作寫字備攝的時候，到底寫些什麽，有一次他“捉”住上議院議長在辦公室中這樣攝影，攝畢有意斜著眼偷看他寫了什麽，卻見紙上寫著“倒黴！”（Go to hell!）可見他對於新聞記者的心理。……其實新聞記者不憚煩苦的對名人實行“貓捉老鼠”的手段，也是為社會的讀者，社會是應該感謝的，不過我愚妄之見，覺得倘與國家或社會無重要關係的事情，似乎可以放鬆些。
（《選》，7頁，1929年6月）戈公振先生主持報界筆政二十餘年，他的專一勤慎的服務精神，素為知者所悅服。……最近他喬遷到“淞雲別墅”，約我暇時一觀其新屋，並暢敘，我既到，見其房間陳設之物，益歎先生報迷程度之深。他房內滿箱滿架所置放的東西，除關於新聞事業之中西書籍外，都是許多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出版物。……戈先生早已斷弦，不想續，他說並不是要標榜什麽獨身主義，不過覺得如此自由些，我看他好像已把自己嫁給新聞事業了。
（《選》，8頁，1929年6月）從事新聞事業的人大概可分為兩大類，一類可稱為新聞記者，一類可稱為新聞事業者。此外所謂新聞記者是廣義的，不限於訪員，包括主筆編輯及訪員。所謂新聞事業者則包括報館的總經理以及營業方麵各部的主任。……新聞記者接觸的範圍是全社會的，是遍及各界的，所以除“新聞學科”外，最需要異常豐富廣博的常識。僅說“常識”二字似太浮泛，再要說得明確些，可把新聞記者所需要的常識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是屬於“自然科學”，即物理，化學，動物，植物，礦學等是。這一部分的常識，隻要有優良高中中學畢業的程度便行。還有一部分是屬於“社會科學”，即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科學。經濟學中特重政治經濟學，財政學等；政治學中特重法律，政治史，外交史等；社會學中特重社會問題，社會政策，勞動問題，及心理學等。這第二部分的學識和全人類有更密切的關係，做新聞記者須有大學的程度才行。……關於身心方麵，和其他事業似無大異，不過特重耐勞的體格，敏捷而細密的心思。“應多讀什麽刊物和書籍？”也可以根據上麵所說的兩部分的常識為標準，當然要特重第二部分，尤宜注意國內外重要的書報雜誌。做主筆的主持論壇，不但須有學問，須能文章，並須精銳遠大的眼光和見解，須有浩大的胸襟。……這是有誌從事新聞事業的人應走途徑的大概。在我國目前的實際情形，有許多是靠自己天才由經驗磨練出來的。以上所說的話，曾請潘公弼先生在當麵談話中指正過，但本文內容仍由在下負全責。（答劉良模）（《選》，10~11頁，1929年9月）
遠生實具有文學的天才，也是助他成為新聞界出色人物的一個要素。
（《全》#3，238頁，1930年11月）他（按： 指史各特）的政見也許有人不能完全讚同，但他每遇國家大事，無不本所研究，用鮮明的言辭，公正的態度，勇敢的精神，公諸國人以供參考，他的誠意雖政敵也深信而不疑。他對於所抱信條徹底奮鬥，百折不回，雖屢次受挫而終於再接再厲，絕對不為失敗所餒。當喬治任英國首相時，雖為史氏至友，但史氏因對愛爾蘭問題主持公道，攻擊內閣不遺餘力，絲毫不肯以私誼而有所猶豫，絲毫不肯以私誼而作違心之論。世有雖居主持輿論地位而每日僅在評壇上作幾句不關痛癢的格言式的評論，使人看了但覺暮氣沉沉，摸不著他的頭腦，那就是辦了幾百年，也未見得與社會國家有多大益處，不要說什麽五十七年！所以我們談起史氏，不但注意他在一業專心致誌幹了五十七年的年數，並要注意他在此五十七年中的勇敢堅毅不屈不撓為所抱信條為社會福利而奮鬥的精神，不是唯唯諾諾毫無建樹做了五十七年的飯桶就有什麽價值可言。
話又要分兩麵說，在服務者方麵誠然貴有樂業的精神——沒有樂業的精神決不能持久而不生厭倦——而在用人者方麵則亦須顧到服務者之相當生計而勿令其心為家累所牽擾。我國在事業上努力肯數十年如一日者誠不多見，而在用人者方麵似亦不提倡服務者之能久於其事，至少他們對於服務年數之增加並不覺得有何可貴。
（《選》，12~13頁，1929年12月）他（按： 指遠生）的通訊之所以能特別吸動人，不是幸致的，是由於他的思想上的理解力，分析力，和文字上的組織力，能把新聞材料方麵雜亂無章的談話或議論，編成很有條理的文字，每於新聞中拾掇個人瑣事，詼諧雜出，令人失笑，而絕無枯燥乏味的弊病。每遇有大事發生，他總是多方訪求得許多珍聞，貢獻給看報的讀者，當他替《時報》作特約通訊的時代，實在是《時報》最有聲有色的時代。
（《全》#3，236~237頁，1930年11月）我向來以為評論應根據事實，倘我得到可以評論值得評論的事實，我便評論；倘我得不到可以評論值得評論的事實，我便不評論，決不因為怕挨罵而搖動這個標準。
（《全》#3，412頁，1931年8月）我們所尤驚詫無已者……推波助瀾者又為廁身輿論界以醒世覺民為己任的新聞記者。
（《全》#5，329頁，1932年6月）執筆評人論事的人，最重要的是公正的態度，“摯友”不“摯友”並無關係……（《全》#5，365頁，1932年7月）我覺得既選定了新聞業，應終身在這事業上為社會努力，不應視為做官的階石。
（《選》，104頁，1932年9月）記者慨然承受熱心讀者的付托而主持本報（按： 指《生活日報》），其意旨很單純，無非要竭其至誠在新聞事業上為中華民族複興的前途盡其力所能及的一部分的小貢獻。
（《選》，105頁，1932年9月）《生活》周刊遭難之後，更有一種離奇的謠言，說記者已準備帶著十五萬元的《生活日報》股款溜到外國去。在這種人看來，天地間最重要的就隻要刮到幾個臭錢，至於所謂人格，所謂信用，都一概不值得一顧！
（《選》，109頁，1932年10月）我是做報館主筆嗎？我便要把正確的思想提出和讀者商榷，決不作反革命開倒車者的代言人。
（《全》#5，393頁，1932年12月）我向來主張友誼是友誼，評論是評論，公私應該劃分清楚……（《全》#5，431頁，1932年12月）個人在社會裏的貢獻，一方麵固靠社會各種聯係的關係給他以力量，一方麵也靠他自己學識經驗眼光等等。倘若有人真是用他的能力來為大眾謀福利，並非為他自己或其私黨謀私利，而他這種能力確比我大，我的能力確隻配做他的“墊腳石”——由這個“墊腳石”走上社會大眾幸福之路，不是做他個人私利的工具——那我也肯欣然充當這樣的一塊“墊腳石”，而且隻怕沒得做！
（《全》#5，398頁，1933年1月）為社會改革而努力的人，大目標盡可相同，而具體的事業卻須各就所能地分工做去。主持“思想言論”是新聞記者的事情；“踏上那政治舞台”是政治家的事情。為甲種社會製度而努力的有新聞記者或政治家；為乙種社會製度而努力的也有新聞記者或政治家。……試再舉一二例以闡明此意。例如戲劇，有戲劇家，有觀眾，有評劇家。評劇家是以客觀態度批評戲劇的，他可以使實際上台做戲的戲劇家知道自己做得怎樣，可以使觀眾知道怎樣欣賞或認為無足欣賞。又如文學，有作家，有讀者，有文學批評家。文學批評家的效能也和評劇家相似，不過一為戲劇，一為文學而已。能做評劇家的未必即能做戲劇家，猶之乎能做戲劇家的也未必即能做評劇家。關於文學批評家及作家，也有同樣的情形。新聞記者——尤其是委身言論方麵的新聞記者——應看清客觀的環境，消極方麵盡量暴露社會的矛盾黑暗，積極方麵指明社會走得通的出路。倘若他所指明的社會出路是正確的，是走得通的，明白的人多了，加入向前走的人多了，便發生偉大的社會的力量，便易於達到目的地。新聞記者在這方麵的工作自身也就是他向前走的工作裏麵的一部分。如果社會的力量督促他於研究宣傳之外還須做別的工作，而為他的能力所能勝任的，到那時他當然要於原有的工作之外，或“丟了”原有的工作，拋擲他的全力到這新的工作上麵去。倘有人能做評劇家而又能做戲劇家，他當然可以兼而為之，但這不是說非能做戲劇家就不能成其為評劇家，猶之乎不是說非能做作家就不能成其為文學批評家。因為在分工上麵，各有各的效能——盡管在一個大目標下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