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編輯2
（《選》，301頁，1931年5月）我向來以為評論應根據事實，倘或得到可以評論值得評論的事實，我便評論；倘我得不到可以評論值得評論的事實，我便不評論，決不因為怕挨罵而搖動這個標準。
（《全》#3，412頁，1931年8月）做刊物編輯的人，對於國內外各黨各派的刊物都有瀏覽的義務……（《選》，307頁，1931年12月）編輯是替作者讀者服務的，沒有稿子，你要他怎麽辦！
（《全》#6，369頁，1936年6月）編者是要對作家和讀者負責的，我們除開在這裏向大家道歉訴苦外，自然極力努力改良技術！
（《全》#6，407頁，1936年6月）不是為著自己的地位幹，是為著社會的或大眾的福利幹。
倘若我們有了正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個人的地位原是無足輕重的事情。
（《全》#6，691頁，1936年7月）編輯新聞，不是隻把電訊一條一條地堆排在一處，便算盡了報人的任務。其實一個電訊突如其來地傳到一個消息，都有它的前因的，在一般讀者看來往往莫名其妙，也許雖有些知道，不能有很明確的了解。不僅這樣，一個消息有它的以前的曆史背景，還有著它的可能的後果，這就須對於有關這個新聞的前前後後，都有著相當的研究，不能（是）臨時抱佛腳所能草率從事的。這都是報人對於讀者應該負起的研究責任，使新聞的編法研究化，使讀者在短時間內看了一遍便能得到很豐富而扼要的內容和很明確的了解。
除使新聞的編法研究化之外，同時遇有某問題發生，即須有某問題的參考材料，用很有係統的敘述，撰著專篇，和有關係的新聞同時發表。
（《選》，133頁，1936年9月）但是我在《學生雜誌》裏投稿也不是完全順利的，總是去了好幾篇才登出一篇。登了一篇之後，好像替我打了一個強心針，再陸續寫幾篇去，登後再等著多少時候。關於好多沒有采登的稿子，我當時並不知道，也沒有想到這應該埋怨編輯先生，因為我知道自己的稿子並不是篇篇都好。我當時雖一點不知道自己將來的職業是編輯，但是說來奇怪，對於做編輯的苦衷，似乎已經了解。
（《全》#7，143頁，1936年11月）編輯各科名詞，聽起來似乎頗為堂皇，其實卻隻是一種非常機械的呆板的工作。各科的名詞草案是已經用鉛字印好，訂成小冊子，用橫排的方式，依次列著英德法日文以及中文的譯名，不過先後的次序還未依照字母排好。所謂編譯的工作，不過先把這冊子裏的名詞裁成字條，分成順序，一條一條的貼入一本空白的紙簿上，以備排印。這工作顯然是很機械呆板的，隻是要多費些時間罷了。我一時沒有別的較有意義的事做，也隻好接受下來，幸而還有半天的編輯叢書職務，比較還可以調劑調劑。就是這種機械呆板的工作，我既已接受下來，卻也認真地幹。例如字母的前後不要弄錯，各條的名詞裁下之後，貼時不要有所遺漏，半天的工作不要有間斷。
（《全》#7，173~174頁，1937年1月）自我出了學校以來，除最初的半年時間做著“有名無實”的英文秘書之外，可以說一直到現在沒有和編輯的生涯間斷過關係。編輯的職務是最合於我的個性……（《全》#7，187頁，1937年1月）我半天教書，半天編輯。最初除主持月刊外，是編輯叢書，這在前麵已經談過了。前後大概替職教社編譯了半打以上的叢書，都由商務出版。
（《全》#7，190頁，1937年1月）我對於搜集材料，選擇文稿，撰述評論，解答問題，都感到極深刻濃厚的興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為一體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認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樂得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我對於選擇文稿，不管是老前輩來的，或是幼後輩來的；不管是名人來的，或是“無名英雄”來的： 隻須是好的我都要竭誠歡迎，不好的我也不顧一切地不用。在這方麵，我隻知道周刊的內容應該怎樣有精彩，不知道什麽叫做情麵，不知道什麽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全》#7，199頁，1937年1月）我的工作當然偏重於編輯和著述方麵。我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為我所不懂的，或為我所覺得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為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為鵠的，至少能使它的錯字極少。每期校樣要看三次。有的時候。簡直不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
（《全》#7，200~201頁，1937年1月）讀者一天天多起來，國內外的來信也一天天多起來。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個半天來看信。這也是一件極有興味的工作，因為這就好像天天和許多好友談話，靜心傾聽許多讀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周刊上公開發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卻有直接答複的必要。有的信雖不能發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複；直接寄去的答複，最長的也有達數千字的。這雖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極愉快的興趣，乃至無上的榮幸，但是時間卻漸漸不夠起來了，因此隻得擺脫一切原有的兼職，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還舍不得走。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裏麵去！” 其實後來縱然“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裏麵去”也是來不及的。後來最盛的時候，有五六個同事全天為著信件的事幫我的忙，還有時來不及，一個人縱然不睡覺也幹不了！
（《全》#7，201頁，1937年1月）我個人是在且做且學，且學且做，做到這裏，學到這裏，除在前進的書報上求鎖鑰外，無時不皇皇然請益於師友，商討於同誌，後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進展也漸漸開始了。
（《全》#7，203頁，1937年1月）回想我和幾位“患難同事”開始為文化事業努力到現在，我們的確隻是以有機會為社會幹些有意義的事為快慰，從沒有想要從這裏麵取得什麽個人的私利。我所以要順便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社會上有些人的觀念，看到什麽事業辦得似乎有些像樣，便想到辦的人一定發了什麽財！有些人甚至看得眼紅，或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卑鄙心理，硬說你已成了“資本家”，或誣蔑你刮了多少錢！
（《全》#7，204頁，1937年1月）時光過得真快，我這後生小子，不自覺地幹了十五年的編輯。為著做了編輯，曾經亡命過；為著做了編輯，曾經坐過牢；為著做了編輯，始終不外是個窮光蛋，被靠我過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樂此不疲”，自願“老死此鄉”。
（《選》，231頁，1937年9月）我每日替《抵抗》三日刊拆閱無數讀者來信，看到他們愛國的真誠，願為國家的抗戰遭受任何犧牲而無悔的表示，未嚐不深深地受到感動。
（《全》#8，138~139頁，1937年10月）日報主筆或雜誌編輯多是很忙，要他們對投稿加以批評和指導，在事實上恐怕有困難。
（《全》#8，8頁，1938年1月）本刊（按： 指《抗戰》三日刊）雖有幾位朋友經常特約撰述，但是對於來稿，隻要是確有精彩可取的，也是很歡迎的。問題是在所要發表的意見是否有精彩。做編者的人，對於讀者是要負責的，所以對於稿件不得不負選擇的責任。
（《全》#8，15頁，1938年2月）對於任何部門的學問，如有意深造，最好能學得閱讀一種外國文的能力。隻能閱讀本國文的人，關於外國的名著，當然也有譯本可看，但是在我國譯述的緩慢，以及正確譯本的不易多得，閱讀外國文的能力仍然是很重要的。
（《全》#9，23頁，1939年2月）沒有前例可援，沒有榜樣可仿，也有特別的益處，這益處就是我們可以獨出心裁，想出新的辦法來適合我們實際上的需要，使我們進步得更快，使我們得到更圓滿的結果。
（《全》#9，631頁，1939年4月）讀者的信件多了，光杆編輯不得不兼任光杆書記，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複信，自己謄寫複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開交，但也樂得不亦樂乎。因為做編輯最快樂的一件事就是看讀者的來信，盡自己的心力，替讀者解決或商討種種問題，把讀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與讀者的悲歡離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當然，光杆編輯不是萬能，遇有必要的時候，還須代為請教專家，拿筆之外，還須跑腿。
（《選》，332頁，1939年12月）記者所敬佩的朋友裏麵，有好幾位著作界的名家，他們開始時就是做編輯的助手或練習生出身的，所走過的可以說就是“選習專業”的道路，其所貢獻於社會，隻有超過一般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不但著作界而已，還有好幾位朋友之成為事業家或技術專家，也是由於“選習專業”而得到最後的成功。
（《全》#9，457頁，1940年7月）做編輯的人好像是讀者所用的廚子，所差異的，不過廚子所貢獻的是物質食糧，編輯所貢獻的是精神食糧。廚子要使菜燒得可口，往往要征求主人對於菜單的意見，我們現在是要征求讀者對於精神“菜單”的意見，很誠懇地希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教。
（《選》，58頁，1940年9月）新聞學不外管理（營業方麵，如廣告、發行等等）和編輯二大部分。後者又有內勤外勤之分，內勤指在內部擔任編輯工作，外勤指在外采訪新聞的外勤記者。此外還有言論部工作，如擔任寫社論或專論之類。其實關於編輯方麵的工作，雖有其特殊的技術，基礎仍在寫作能力和學識的充分修養。
（《選》，67頁，1941年7月）周報的編輯部必須團結一群校內最優秀的分子，不但對於大多數同學的情況和要求有深切明了的認識，還須具有豐富的知識，敏捷的判斷，卓越的才能，熱烈的心情，和寫作的技能（當然是和一般的同學比較而言），分工合作，共同努力。關於編輯方針，材料取舍的原則，宜用集體商討的方式決定，決定後即分別負責切實執行。
（《選》，68頁，1941年7月）關於各種雜誌報紙，為什麽有插圖有文字，都剛剛載滿，不多也不少？這是由於編者的編排時分配恰當，並沒有什麽秘密的巧妙。有些文字，編者可以斟酌加些或減些的，較易解決，有些文字，編者不便加減的多些的隻有擠一點（行數不勻，便不大美觀），少些的隻得另尋“補白”的材料。
（《全》#10，611頁，1941年11月）我差不多出了學校就踏上編輯之路，編輯刊物的出版是有定期的，而在中國這樣的艱苦環境裏，真正認真辦事的機關往往事多人少，不易離開職守。
（《全》#10，825頁，1944年4月）第二日仍由P先生陪送我乘火車回香港，臨行時他說：“陳老總覺得文人生活艱苦，如你同意的話，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謝謝他的體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辦報辦刊物，向來以不接受任何方麵一文錢為鐵則，所以請他代為婉謝。
（《全》#10，844頁，194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