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化宣傳1
6. 論文化宣傳
我看完了這樣大規模的出版機關，心裏暗作妄想，如中國有一天真實行了社會主義，或至少真向著了社會主義的大道上走，由大眾化的國家辦理這類大規模的文化事業，區區小子，得在這樣的一個機關裏竭其微力，盡我全部的生命在這裏麵，那真是此生的大快事，大幸事，這樣大眾化的事業，比之操在資本家的手裏，以牟利為前提的事業，又大大地不同了。
（《選》，174頁，1934年6月）我們對於上海及全國文化界的工作者，也覺得還要說幾句話： 我們文化人在當前愛國救亡運動的**中，實在還沒有能盡我們時代的任務。全國各級教師們，還未站在學生的前麵，負起領導學生救亡的責任；從事新聞事業的人們，還在新聞檢查製度下，隱匿現實，顛倒是非，沒有站在大眾前，負起輿論的領導；雜誌編輯及著作家們，尚未做到盡自己的良心，用自己的筆代表大眾說話，並指導大眾的行動；其他如出版，戲劇，電影等部門的工作者，也未能盡自己的領域內應盡的天職。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恥辱。
（《全》#6，577頁，1935年12月）
在民族遭受空前迫害的非常時期，我們不但要起來駁斥“讀書救國”的亡國調兒，同時也要反對“讀書救國並重”的折衷理論，可是，這卻又不是說立刻把所有的書本毀掉，停止日常的文化工作。救亡誠然已成了一切文化運動的骨幹，但大眾並不因為參加救亡的鬥爭就放棄了爭取文化權的活動。各部門的日常文化工作事實上是必須跟救亡運動融成一片的。在目前，推薦有價值的新書，排斥各種有毒質的出版物，以及展開各種理論上觀念上的鬥爭，依然是文化人所必須進行的日常工作之一。救亡戰士們在萬分緊急的當兒，必須暫時丟下書本，但也不是說從此就永不跟書本親近，他們有時必須借助書本來充實自己。就在這樣的意義之下，我們這個最小的刊物（按： 指《大眾生活》）仍然繼續出版下去，但因為印的份數比以前增加了幾倍，為顧到出版者的便利起見，不得不將篇幅縮小。此後所要專門做的是介紹批評新書，及匯編新書月報，供大家讀書購書時一點參考。
（《選》，223頁，1936年1月）造成正確的輿論，喚起國民禦侮的意識與堅決國民奮鬥的意誌，文化工作的重要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全》#8，140頁，1937年8月）宣傳措辭當然須力求通俗化，這要看各地民眾的文化水準而定，在甲處嫌深的，也許在乙處倒是淺易，隻得照你本鄉的情形酌定。（答翟思庸）（《抗戰》第9號，《研究》#3，9頁，1937年9月16日）所謂“文化”工作的範圍很廣，如做教員，做群眾教育運動者，做編著人，做新聞記者，做電影演員，做演劇員，做畫家等等，都屬於文化的範圍。把這種種工作的內容和救亡運動聯係或配合起來，便是“文化救國”，不一定要參加團體才能幹的，雖則有組織當然也有許多優點。
（《抗戰》第12號，《研究》#3，19頁，1937年9月26日）誰都明白，現代一國和別國的戰爭，決勝的因素並不限於軍事，雖則在戰爭的緊急時期，一切部門都須以保障戰爭勝利為中心的目標。所以在戰爭時期，除軍事的前線工作外，經濟方麵的生產工作和文化方麵的教育工作，也占著很重要的位置。關於後者，隻要看日帝國主義者每用武力占據了一個區域後，便對大批的知識分子作殘酷的屠殺，便可概見了。
文化工作的範圍頗廣，像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部，對所到的各地民眾努力做政治的宣傳，以至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等等工作，都可算為文化前線的工作。當時軍心和民心打成一片，這種文化前線的工作實有很大的助力。
此外文化的工作大概都是比較偏於後方的工作，雖則它的重要性並不因此而減低，尤其是在長期抗戰中，它的重要性比平常的時候還應該增高。
我在這短短篇幅中所欲具體提到的文化工作有兩大類： 一是教育者，一是新聞記者（包括編輯人）。教育者的內容所包的也頗廣，學校的教師，民眾教育的工作者，乃至到鄉村去擔任組織農民和訓練農民的青年文化人，都包括在內。他們在戰爭時期中的工作，應在政府所定的整個計劃之下，作緊張加速的教育工作，——以抗戰救國為中心的基本教育及生產教育。
講到新聞記者，除了報人要努力於正確的報道以外（在戰爭時期，正確的報道是特別艱苦的工作），我覺得最最重要的，是要努力為大眾籌思怎樣具體地來解決當前的緊迫的種種問題。在這緊急的時期中，大眾不要聽抽象的理論，卻都渴望著要有具體的辦法，具體的建議。新聞記者當然不是萬能的，但是至少他應該要做許多專家的“軸心”；盡推動，喚醒，匯集，提倡等等的責任，由此促成或加速種種緊迫的重要問題得到具體的合理的解決。
總之，戰爭時期的文化工作應以鞏固抗戰的基礎，及保障抗戰勝利為中心。（又例如現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國際宣傳委員會所做的工作也有很重要的成績。）（《全》#7，567~568頁，1937年9月）內地需要“文化食糧”的急迫，我們也屢有所聞。上海出版界在戰事初爆發之後，因交通發生問題，郵寄尚未開放，所以陷於停頓的境域，現在在運輸方麵也漸有辦法，所以各刊物多進行複刊。如生活書店所出的多種定期刊物——《世界知識》、《國民周刊》、《婦女生活》等——都將複刊，這是可以告慰內地讀者的。本刊也因交通較前有辦法，開始在內地力謀推廣，以饗讀者。承先生和你的學校裏的朋友們的勉勵盛意，我們是愈益感奮而格外要向前努力的。（答汪品三）（《抗戰》第20號，《研究》#3，33頁，1937年10月23日）造成正確的輿論，喚起國民禦侮的意識與堅決國民奮鬥的意誌，文化工作的重要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代的所向無敵，五四運動的文化工作可以說是先鋒隊，由文化工作所傳播的種子和革命的軍事配合起來，才開出光輝燦爛的花。
（《全》#8，140頁，1937年10月）根據這個“抗日第一”的唯一標準，凡是有所批判，有所宣傳，有所建議，都應該以有裨於爭取抗戰勝利為前提。
（《全》#8，393頁，1938年2月）凡是宣傳都含有教育的效用……（《全》#8，487頁，1938年2月）深刻研究和讀死書是截然兩件事。有些貪懶的人或另有成見的人，恐怕青年起來反對不合時代需要的教育，拚命提倡讀死書……我們一方麵需要各部門的學識技能都有人在努力，作深刻的研究，一方麵也需要大眾化的精神和思想上的食糧。這兩方麵須兼程並進，相輔相成而不相礙的。……我們要培養專家，同時也需要提高一般民眾的文化水準。
（《全》#8，617頁，1938年6月）時代變遷了，文化食糧的內容當然也要變化……（《全》#9，692頁，1939年6月）但到今天，最前線對於文化食糧饑荒的普遍的呼聲，與後方大眾對於文化食糧的迫切需要，都應該能使文化工作者更感覺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更加興奮更須加緊努力。
（《全》#9，148頁，1939年7月）關於宣傳的技術，第一，我們要善於利用機會。茶坊是農民們消閑談天的場所，也是傳播消息的好地方。最好我們能以一個普通茶客的姿態出現，先和同桌的茶客隨便閑談，然後慢慢引入正文。如果我們的話，講得生動有趣，他桌的茶客，就會逐漸被吸引過來。那時候，我們便可好好利用這個機會作抗戰的宣傳。其次，傍晚的時分，穀場上往往集合著一群農夫農婦在乘涼，那也是作宣傳工作最適當的地點。如果我們能編好幾隻抗戰民歌小曲，配合著簡單的樂器唱起來，他們一定非常歡迎，在不知不覺中，就會收到很大的效果。
第二，宣傳的內容，要力求通俗活潑。事前我們得搜集許多具體的材料；或是前方的壯烈事跡，或是後方的慷慨從戎，或是敵人的殘暴行為等等。如果我們稍稍加以渲染，每一個消息，都可成為一篇動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最容易打動這些樸實的同胞們的心。比較用沉悶的大道理機械地教訓他們要有力量得多。在說明這些故事時，千萬不要忽略指出故事發生的地點與時間，因為這可以增加故事的真切性，不致使他們以為我們是在向壁虛構。
鄉民們難免不問我們現在究竟打到什麽地方，這時，我們切不要背誦出一連串他們陌生的地名。應當指出幾個特點，而說明這些特點時，必須用他們實生活能體驗到的事物作比喻。例如中條山大戰，我們最好能用附近看到的山來說明中條山的形勢以及軍民合作，幾次打退敵人的事情。比喻越親近，他們就仿佛當作自己的事情，印象格外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