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誤國何所自

西晉末期，八王之亂，諸侯蜂起，天下就真的是亂得不成樣子了。東海王司馬越這時是朝廷中的權臣，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就說的是司馬越與王衍二人。在晉懷帝永嘉四年，即公元三一〇年，他帶兵討伐茍晞，讓王衍以太尉的身份作他的軍師，次年三月，司馬越死了，大家於是推舉王衍為元帥，王衍此時沒有擔當，巨辭不任，就護送司馬越的棺槨還葬東海國。次月，晉軍又被後趙石勒擊敗，王衍自然也就成為俘虜了。

王衍這個人，是西晉時期有名的清談家，喜好老莊學說，而且位及三公，在被俘期間，他的本來麵目就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先是應石勒之邀陳說西晉舊事，分析敗亡原因，並推卸責任，說罪不在己，乞免一死，而後又勸說石勒稱帝雲雲，總之是應了他創造的那個成語，“信口雌黃”，連石勒也覺得他麵目可憎，就問黨羽孫萇說：“吾行天下多矣，未嚐見如此人，當可活不？”於是半夜裏派士兵推倒牆，把他壓死了。政治上的不可靠，成為石勒殺死他的根本原因。據《晉陽秋》所載，王衍在死之前，曾經對人總結失敗的教訓時說：“吾等若不祖尚虛浮，不至於此。”翻譯過來就是，我們這些人如果不效法崇尚虛而不實的風氣，也不會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王衍所謂的“祖尚虛浮”，是指他的玄理清談而說的，是承認自己因為清談而身死國滅了。這即為“清談誤國”一詞的濫觴，後來清代顧炎武又把它上升到了一個政治的高度。其實在當時，王衍的自白，就已成為了一部分清談亡國論者的口實。《世說新語》“輕詆門”中的一則故事說，桓溫北伐進兵洛陽，經過淮河、泗水，和眾僚屬登上大船的船樓，眺望中原，感慨地說道：“終於使中原淪陷，長久變成荒丘廢墟，王衍等人不能不承擔這個責任！”

王羲之似乎亦有這樣的觀點。在《世說新語》“言語門”中，有一則故事說他和謝安一起登上冶城，謝安悠然遐想，大有超脫世俗之誌。王就對謝說：“夏禹勤勉國事，到處奔忙手足都長滿了老繭；周文王早晚勤政，無暇吃飯，總是時間不夠用。現在國家處在危難之中，每個人都應為國效力。而不切實際的清談會廢弛政務，華而不實的文章會妨害大事，恐怕這在當前是不適宜的。”

但這兩個故事中，都有一個相互對立的回答。“輕詆門”中待桓溫說完，站在一旁的大司馬記室參軍袁虎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國運本來就有廢立興衰，哪裏一定是這些人的過錯？”桓溫滿臉不高興，借用荊州牧劉景升宰殺一頭牛的故事來比況袁虎，意在要殺了他，在座的人都感到驚駭，袁虎也嚇得變了臉色。而“言語門”中謝安對王羲之的回答就藝術性強一些，他說：“秦國任用商鞅，僅僅兩代國家就滅亡了，難道是清談導致的禍患嗎？”

玄理清談，在魏晉是一種風尚，是魏晉風度的一個重要的內容，亦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一個鮮明的社會特征。它承繼了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東漢時期的“奪席談經”，尤其是深受東漢末期征辟察舉人才製度的巷閭清議的影響，才成熟起來。不過清議重在人物道德的品評，而清談則有了學術交流和思想爭鳴的性質。清談的內容則老莊、儒學、佛學、文學、藝術等無所不包，像而今文藝沙龍一樣，名士風流，在樂此不疲的辯論中實踐著一種哲學化的人生，幾乎成為時尚，風行而成為一種士人的生活方式。

顯然，就清談本身來說，有它的積極意義，在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理論貢獻，影響了一代代的中國人。雖然當時反對清談誤國論的人，如袁虎和謝安，在認識層麵還沒有上升到這樣的高度，但後來的實踐還是證明，它的積極意義是不容抹殺的。清談誤國，以至於後來由它衍生而出的空談誤國，就其本質來說，還是在批判一種坐而論道，不務實事，不以國計為重的浮誇作風，正如王羲之所擔心的那樣，“虛談廢務，浮文妨要”，其中包含了一個度的把握和界的分野問題，從而提倡一種真幹實幹加苦幹的精神，即所謂的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了。

原文

【輕詆26·11】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言語2·70】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誌。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