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生

知堂老年，要說真是斯文掃盡。僅是生活的苦，我看著也難受。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日記中寫到：“此一個月不作一事，而辛苦實甚，日惟憂貧，心勞無一刻舒暢，可謂畢生最苦之境矣。”在此前後，他曾上書求助，直至中央高層，而無一正麵回話，想來也是必然的。他已八十二歲了。

他被趕到一個小棚子裏居住，睡在搭於地麵的木板上，他似乎絕望了，寫呈文交與兒媳，要她躲過紅衛兵轉交派出所，呈文說：“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敝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隻是徒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準敝人服安眠藥，采取‘安樂死’一途。”

但他終究沒有“安樂死”，在窮困的日子裏，他仍然要身不由己地時不時寫寫思想匯報之類的文字。形勢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麽好，象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一樣，也出乎他的預料了。寫《回想錄》那時，他始終以平靜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曆史”，“並無惋惜，也並無自責”，現在，情勢並不允許他這樣，他不得不做許多自以為是有辱於自己尊嚴的事情。他找人刻了一枚印章，“壽則多辱”，晚年多用，可見世事對心靈的折磨了。

人於晚年，經曆了太多的風雨與滄桑，把一切都看得淡了，厭世厭生的心總可能有一些的，但亦不至於要尋求一種死法，有此想法，那必是人世於他的壓力太大。冰心老人老年常要說“老而不死是為賊”這句話，她許是總覺得要添給別人的麻煩太多，有些過意不去，心裏有絲絲的歉意，擺脫不去，那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太大。總之，都是壓力，性質不同而已。由此看來，平日裏種花種豆，全幹係著自家的修行，人終究還要善待自我的。

至於知堂之外，還有些厭世厭生而竟至於離開人寰，以現在的眼光看，是冤屈而世道不公的，那終究不是常態，不是常態的世道，不多見，我們也不能說什麽的。知堂苦，我讀知堂，心亦苦。苦亦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