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請出來說話

其實針對柏楊的“六醜”，我是這樣看的：

1、一般說來，受人之恩必當回報，至少要報一聲“Thank you”，不會“Thank you”的“謝謝”也行；另一方麵，施人以恩的不必居功，蓋一旦居起功來就會令你那原本至純至尚的“恩”大打折扣，誠如李敖自言：“但按人間常理，助與被助之間，施者固然一無所求，受者卻當感恩懷德。”——既然感恩懷德是受者（柏楊）的事，又豈你李敖能“逼”出來的？

反觀柏楊，李敖當年曾義助於你已成史實，而你後來並未對他感半個恩懷半個德，連屁都不放半個，也確實不在情理——想來你不“按牌理出牌”的原因隻有兩種：一，你柏楊確實老糊塗了、忘了恩負了義了；二，你柏楊另有什麽原因，導致你對李敖之“義”頗有看法，繼而不屑對李敖這種人“感恩懷德”。然據我對你的了解，你這人還是比較忠厚、誠懇的，正常情況下應該不會幹出什麽“忘恩負義”的傻事，因此，以上第一種可能基本排除。縱然如此，我還是希望你在有生之年盡早站出來，打破沉默、打破李敖的一言堂，將柏李恩怨闡明之，有錯則認，無過則辯，還眾讀者一個更為清晰的柏楊——因為你老了。

另據小道消息，你柏楊懷疑李敖在你坐大牢期間曾對你夫人艾玫有非份之想——敢問可有此事？

2、柏楊確在蔣經國轄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部當過副組長，但這是否意味著他“跟著國民黨走”了呢？

當時台灣“國大代表”雷震創辦了一份宣傳自由、民主，抨擊獨裁專製的綜合性刊物，名曰《自由中國》，且得到胡適的支持——對於這種跟政府對著幹的刊物，國民黨欲除之而後快的心理可想而知。然而此時，在國民黨“救國團”任職的柏楊卻與雷震、聶華苓、傅正等《自由中國》的骨幹關係甚密，聲稱：

“隻有《自由中國》雜誌，呼籲希望中國人從腐敗、獨裁、封建中覺悟。我到台北後，不久就跟《自由中國》的一些成員，包括社長雷震先生，編輯聶華苓女士、傅正先生，來往密切，我對《自由中國》的言論，從頭到尾，由衷認同。”

柏楊甚至稱《自由中國》：“在五十年代，成為台灣社會唯一的一座燈塔。”

假若柏楊真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他會冒著不可思議的政治風險與雷震等人往來嗎？

3、感情的事如波上行舟，免不了浮浮沉沉，作為柏楊與艾玫，能同舟共濟到達彼岸固然精彩，但途中分手揚帆也不失為人生的一種選擇，這其中並不是個“誰負誰”的問題，艾玫對柏楊說過“我們的愛情是至高無上的”也好，柏楊對艾玫賦有“相將一拜報君情”也罷，感情終究隨著時間、環境而變，倒是別有用心的李敖從中挖掘出所謂的“道德標準”來，甚至對柏楊的後妻張香華進行人身攻擊——“一臉橫肉，撲人而來”，此時此刻，李敖的“道德標準”又何在呢？

4、《柏楊詩抄》後記部分的“隻緣家國邁向新境，另開氣象，昔日種種，已不複再”到了李敖手中怎麽就成“回護國民黨心態”了？柏楊怎麽就“辜負了這麽久的監獄經驗”，“已經變成一個嚇破了膽的人”了？蔣介石、蔣經國已然駕崩，這不是“家國邁向新境，另開氣象”又是什麽？至於“昔日種種，已不複再”，就不能解釋為台灣政治後來較為開明、言論較為自由，而柏楊襟懷寬廣、不計前非、著眼於未來嗎？——相同的證據，可有不同的解釋矣。

5、李敖口口聲聲柏楊“曆史程度不夠”、“國文程度不夠”，同時舉了“毛澤東”、“林肯”等幾個例子加以證明——可惜的是，也隻有這幾個例子而已，且是未必正確的例子（毛澤東是否投降過蔣介石、林肯未當總統時有無考慮解放黑奴、柏楊有無亂譯《資治通鑒》的極個別內容，尚有待後來者考究），憑這區區幾個“問題”就想將柏楊打入“程度不夠”的死牢，李敖也太小看人了吧？這讓我想起“盲人摸象”的典故。

竊以為，柏楊作為文學家、史學家是當之無愧的，“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通鑒”便是他創作曆程的高度概括。文學方麵，柏楊以雜文見長，前後雜文創作達300多萬字，他發揚李宗吾厚黑學；發明“三作牌”（作之師、作之君、作之親）揭台灣警察老底；發明“二抓牌”（一抓權二抓錢）諷刺貪官汙吏；發明“脫褲文學”反對西方精神垃圾汙染；將傳統文化糟粕歸為“醬缸文化”並予以痛批；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著就《醜陋的中國人》，將中國人性中的“髒”、“亂”、“吵”、“窩裏鬥”、“辦事不認真”、“死不認錯”等陋習一一呈現，觸目驚心……史學方麵，“他的《柏楊版資治通鑒》，能將司馬光死物變活，使沉睡一千多年的古著，變為今日暢銷之作，完全得力於柏楊的文學語言和文學修辭功力。他的所有史著之所以幽默、犀利，**灌注、擺脫其他史學著作的那種不可克服的枯燥、刻板、幹澀、乏味的弊病，而被人們交口稱讚，最主要的一個方麵是，它們具有曆史和文學兩種功能，兩種性質，既通過審美給人們以愉悅，又通過傳播曆史知識，使人們得到滿足和充實……柏楊的曆史學著作主要有《柏楊版資治通鑒》七十二冊、《中國人史綱》、《中國曆史年表》、《中國帝王皇後親王公主世係錄》等。共同組合成‘柏楊曆史研究叢書’……柏楊打破曆史學的舊有框框——以帝王為主幹，以封建王朝為單元，為帝王作傳，為王朝樹碑的敘史模式，大膽地把中國數千年曆史分為幾十個世紀，以一百年為一個單元，以曆史事件為主幹進行敘述，真正的展現曆史發展的進程。”（古繼堂《柏楊傳》）今觀之同樣身為文學家、史學家的李敖，其國文、曆史程度又若何？

李敖是收集資料的好手（可惜時代變了，再好也好不過互聯網上的“google”或“百度”），古今中外，蓋除了秦始皇的牙刷他什麽都能搞到，這也就大大方便了他的寫作，觀其文章也往往能意外發現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然而，“旁征博引”是把雙刃劍，它同時已成為李敖行文的弊病：甲的觀點必須要用乙的話來證明，丙的問題又一定要拿丁的事例來作比較，自己才寫了三兩句便要引出他人或它書的一大段話作陪，弄來弄去都好像李敖是個拚車工，把他人的零件大批大批地往自家猛搬，然後閉門拚湊，後而對外宣傳：“瞧，這是我新發明的法拉利。”——自詡“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的人，不過如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