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五個字

我這人的朋友不分男女老幼官民工商，包括那位老中醫。

老中醫退休後閑不住，自個兒開了間診所，與老伴繼續挑起濟世活人的行當，其門庭若市，日複一日。我說您二老不缺錢花呀，光退休金就綽綽有餘了，大女兒美國當教授，二兒子香港開大藥房，三兒子豬肉賣得好，還開起了連鎖店，如今孫兒滿堂，該安享晚年才是，何苦自我施壓？他說小子你不懂，咱這叫獻身革命事業有一份熱就發一份光，被病人需要而自己又能滿足病人，這不也是一種幸福嗎？我這條命差點在40年前就丟了，所幸險而不死，就愈發懂得生命的寶貴，如今兒孫孝順長進，老朽知足了，老朽尚想做的，便是挽救更多寶貴的生命——尤其窮而病者，我縱是不收錢也要把他們治好！我屈指一算，說40年前應是那個新中國極度荒唐動亂的時期，想必老先生深受其害吧？他長歎一聲，對我講了以下故事：

那年頭，我還是中山醫學院的一名大學生，畢業前，上頭把我派往英德農場體驗生活，我於是成了駐場工作隊的隊員之一。我的日常工作無非拿個本子下下農田，登記登記農作物生長態勢；或走家串戶，了解了解百姓對上級政策的意見；再有就是我練就一手好字，農場的宣傳標語也常請我去幫著寫……這樣的日子大約過了半年，鑒於我的出色表現，學校通知我回去辦畢業手續。

照常理講，故事到這就功德圓滿了，可接下去的事實令人無法想象：我返校不到一周，就有4名農場的紅衛兵開著大東風前來找我，我認識他們，可此時他們的表情何其嚴肅，全然沒有昔日那種階級兄弟般的感情。我問啥事？他們說無可奉告，是上級要我們專程接你回農場的。我頓感不妙，可也無法抗拒，隻得乖乖跟著他們走——要知道那紅衛兵呀，就如同明朝的錦衣衛，勢頭迅猛無比，能攝人心魄，他們沒掏手銬就算很給你麵子了。

到了農場，我立刻被關押收審。審我的是革委會主任老莫，老莫之前與我是忘年交，哥倆個常湊一塊喝粗茶品劣酒談天說地，此時卻同我劃清界限形同陌路，他啥都不說，也不容我提問，隻板著臉孔叫我寫毛筆字來看，字內容有二，都跟偉大領袖毛主席有關：一句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另一句是“毛澤東思想萬萬歲”。我自問無愧，一切照寫，寫罷他拿在手裏反複考究自言自語，時而說“像”，時而又說“有點不像”……我隱隱感到，我的“問題”就出在這兩句話上。

“交待你的問題吧！”老莫說。

我莫名其妙，報怨道：“我說老莫，你們要我交待啥子問題嘛！我有啥問題你能不知道？到底出了啥事你倒是明說呀！成天叫我寫這兩句話，我手都被你們整麻了！”

“大膽！英明神武的話寫了怎麽會手麻？你這不是純粹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嗎？……不交待是吧，那就天天寫、慢慢寫吧，寫到像為止。”老莫一副慢條斯理無所謂的樣子。

就這樣，我被禁閉了，我日複一日地被革委會要求“坦白”，日複一日地用毛筆在報紙上寫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和“毛澤東思想萬萬歲”，起初他們隻要我每天寫個五遍十遍，後來居然發展到五百遍、兩千遍！……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三四個月，我情願到外頭參加組織攤派給我的任何義務勞動哪怕掏大糞也不願在裏頭沒完沒了地寫那兩句爛熟於心的話！我想我瘋了，我絕食、撞牆、披頭散發、鬼哭狼嚎，但這隻能加深我的“罪孽”，讓他們認為這是我做賊心虛的表現。

然而，大概是上天造物弄人，就在我身體瀕臨虛脫、意誌處於崩潰邊沿、準備“坦白”一切的時候，我又意外得到了釋放——這個結果讓我始料未及無所適從，差點又瘋過一次。

後來我才輾轉知道，我的無罪釋放，因了真犯——一個鄰近鄉裏的小學教師的落網。原來，在我離開農場的第二天，一名小幹部在我房間外的走廊上撿到一張折疊著的報紙，本想用它來包東西的，孰知展開一看，裏頭寫有五個在當時屬大逆不道罪大惡極的大字——也許你聯想到了，這五個字恰恰與他們叫我寫的那兩句話有關，兩句話本沒啥歧義，但從中分別提取出一個詞組合成一個新句子問題就大了。他們別有用心反複叫我寫那兩句話，意在看其中的五個字與原件上的五個字相不相同。由於我和那名小學教師寫的都是柳體字，所以粗看略同，但在用筆方圓、粗細、提按等方麵好像又不盡相同，他們便不好定奪。說白了，在“五字案件”中，我的嫌疑最大——農場裏頭能寫字的人不多，又偏偏在我房間門口發現的報紙，且上邊的東西與我字體相似，但他們拿不出這方麵的確鑿證據，加上真犯遲遲未現，於是乎他們放我不是不放我也不是，隻好一頭對我循環提審聊以度日，一頭對外抓緊偵察摸清對象，直到對象認罪伏法。換言之，真犯一日不落網，我便得呆裏頭再寫一天的毛筆字。

你說這叫啥事？什麽世道？過後我常想，我是該痛恨老莫翻臉不認人不近情理對我大加修整呢，還是該感激他對我認真負責沒有草菅人命？他是為我著想還是為了他個人的升官發財？要知道革委會主任大權在握，那家夥一個“疏忽”或一句話下去我就得死翹翹呀。

說到這裏，老中醫呷了口茶，慈祥地看著低頭深思的我，笑問道：“年輕人，你一定覺得不可思議吧？”

我說：“是的，那位小學教師後來怎樣了？”

他長歎一聲：“唉，被抓半個月後槍斃了，罪名是‘現行反革命’。”

我說：“小學教師為何不知深淺偏要寫那五個字？那張報紙是怎樣掉在你房門口的？革委會的老莫他們又是如何查到那位教師身上的？”

他說：“這也是我一直想了解而未能了解的，如今看來，隻能永遠成為一個謎了。”

我說：“老莫後來如何？”

他說：“不曉得，沒聯係過。我離開那鬼地方，再也沒回頭。”

我忽然想到最為關鍵的東西，問道：“那五個字，究竟是哪五個字？”

……此時他眼中泛出少許淚花，他哽咽地說：“請原諒，這是我知道卻不能說出口的，因為，‘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太沉，太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