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屏棄譴責2

3、

我們之所以要強調“成勇”，是因為世上的弱者缺乏對自己認可的理的堅持，缺乏對自己內心呼喚的堅持，而強者們卻把一切屬於罪過的東西一股惱兒理直氣壯地予以推翻。

幾千年來，中國的聖人們，大多數都隻能是站在帝王的立場上說的話，否則，這聖人也難“聖”下來。毛澤東之所以差不多否定了所有的帝王，他所持的道理也就在這裏。一些聖人為巴結帝王，甚至說：道正，行為卑下亦為正，求大道可不據小節。也就是說隻要目的正大光明，用任何手段去達到都可以，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這樣的觀念在聖賢書裏隨處都可以找到，有了這樣的觀念，自然就可以輕輕鬆鬆， 就可以完完全全地屏棄了罪過的譴責。可是，我們普通的百姓不禁要問：那麽，我們呢？

從古到今，我們中國持這種觀念的聖人雖然不少，但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從來沒有占據主流。因為我們比較地強調因果，相信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相信若以暴力和陰謀維持的政權和地位，終將為暴力和陰謀所摧毀。所謂，以暴製暴，終為暴亡；以惡抗惡，終為惡傷。“民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在西方，倡導把所有的罪惡感都擱置在一邊，盡情地去追求“目的”的，最典型的要算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人，馬基雅維裏。

馬基雅維裏被列奧·斯特勞斯稱為“罪惡的導師”，被莎士比亞稱為“凶殘的馬基雅維裏”。在很多場合中，“馬基雅維裏主義”成為商業中不講信用、不講道德的卑劣經商作風的代名詞。

馬基雅維裏的倡導，是對君王說的，他在給君王們上課，告訴君王們：維護統治，比什麽都來得重要，因此什麽都可以不要顧及。他在他的被譽為“影響世界的十大名著”之一的《君王論》中，以一種西方智者的筆觸，淋漓盡致地描畫了西方統治者，甚至整個西方文化的獸性一麵，很坦誠地告訴人們，要做君王必須做到心狠手辣，沒有任何罪惡感，隻要能達到目的，任何卑劣的、殘忍的、無恥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出來。

在馬基雅維利眼裏，目的，也隻有目的，才是至關重要的。至於道德規範、法律秩序，都隻是屬於可供目的的達到自由選擇的裝飾。馬基雅維利把這個問題說得很露骨，也很透徹，他說：

“忠實的奴仆總是當奴仆，誠實的人永遠受窮。除非既大膽又不忠實，否則永遠也擺脫不了奴役；除非既貪婪又奸詐，不然一輩子也逃不出貧困。上帝和大自然把所有人生的幸福都撒到人間，人們把它抓到手的方法與其說是勤勉不如說是強奪，是惡行而不是善舉。”

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君主行事，隻需關注目的，手段不過是處於道德規範之外的、可以獨立研究的技術性問題，它與目的並不構成任何道德上的聯係。因此做事可以不擇手段，不管手段是善還是惡，是巧取還是豪奪的，一切為了達到目的，其正確性就不容置疑。因為“世界是屬於勝利者的”，一個君王一旦失敗，就沒有君王可言，君王所代表的尊嚴、正義都隨之滅亡。這與中國的“勝者為王敗者寇”之說，竟然是這般驚人地不謀而合。

馬基雅維利在他的《君王論》裏，很有條理，舉例闡釋了君王的殘暴與仁慈，慷慨和吝嗇，守信與違信。結果得出結論說：統治者如果恪守各種美好的品德，是不能很好的統治國家，甚至會導致滅國的。他似乎在大聲疾呼：

“世間隻有能生存的才算數，否則縱使道德高尚，仍是鏡花水月。”

他認為：

“……人類，一般來說，他們可以是忘恩負義、朝三暮四者，是偽裝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險、追逐名利的貪得無厭者。當你對他們施以恩惠時，他們是整個兒屬於你的。當這種需要離現實很遙遠的時候，他們表示願意為你流血，願意奉獻自己的財產、生命和子女，可是一旦這種需要來臨的時候，他們就背棄你了。因此，君王如果完全信賴別人許下的諾言而缺乏其他準備的話，它就必然要滅亡。”

在《君王論》中，馬基雅弗利有一句著名話：

人容易忘記他父親之死，而不容易忘記他沒有拿到的遺產”。

在他看來，人性永遠是自私的。正因為如此，對於國家的管理，馬基雅維利更相信武力。他似乎是苦口婆心地勸告君王說：

“公民的性情是不穩定的；就某件事要說服別人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們對於說服的意見堅定不移，那就困難了。因此，當人們不再有信仰的時候，就隻能依靠武力迫使他們就範。”

馬基雅維利竭盡全力在鼓勵君主們違規，而這種違規，又正是要這些君王們濫用自己的權力。如果是針對他們的同類項，譬如說強大的敵人，應該說是一種勇。正因為如此，恩格斯稱讚馬基雅維裏為"巨人"，馬克思推崇基雅維裏為近代政治學的先驅。這種稱讚與推崇，正是看到馬基雅維利的話裏合理的一麵，也就是強調君王與君王，即強者與強者之間相鬥的手段問題。這是勇的目的問題，似乎複雜卻又非常簡單的問題。

4、

我們說勇的目的問題之所以複雜，是因為善與惡之間有一種深深的模棱兩可的東西，它滲透到他的個人存在本身之中，滲透到個人所做的每件事情中。單從某一行為的本身來看，很難斷定它是善是惡。一些中性的行為自不待說，一些一看便說是惡的行為，也很難說就是惡。

譬如清朝巡撫林翼，他奴顏婢膝地討好官文的小妾，表麵看來很讓人惡心。林翼為巡撫時，官文為總督，有天總督夫人生日，藩台去拜壽，手本已經拿上去了，才知道是官文小妾的生日，又將手本索回，折身轉回，其他各官，也隨之而去。不久林翼來，有人告訴他這事，他聽了一路進去拜壽。眾官聽說巡撫都來了，又紛紛轉來。次日官妾來巡撫衙門謝罪，林翼的母親十分客氣地待她，官妾就拜在胡母膝下為義女，拜林翼為幹哥哥。從此軍事上有應該同總督會商的事，就請幹妹妹從中疏通，官文稍有遲疑，其妾聒其耳曰：“你的本事，哪一點比我們胡大哥，你依他的話做就是了。”因此，林翼辦事，非常順手。

林翼做的這件事，表麵看來很是無恥，但實際上卻不是這麽回事，官胡**，關係清代中興甚巨。林翼這麽做倒是忍辱為國之舉了。這個例子，一方麵證實了判斷“規則”正誤的途徑。這就是：凡事舍小從大。

我們說善惡之間有一種深深的模棱兩可的東西，就是因為善惡的載體受到來自不同角度的“規則”的羈絆。如上林翼奴顏婢膝討好官妾的事。從做“人”的“規則”說，是可恥的。因為做人要有骨氣，要光明正大；從做“臣”的“規則”來說，又是可敬的，身為國臣，當為國盡忠。後來胡林翼自己也說：“隻要有利於國，就是頑鈍無恥的事情我都幹。”

可見，他對自己做過的表麵看是無恥的事情沒有絲毫的罪過和譴責感。這便是勇者的做法，凡事舍小從大，隻要按這個原則去思考、去行動，就會過得心安理得。

然而世上有許多“規則”大小的分別不是很明顯。譬如說“王二的婚姻”。王二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一九八八年七月與阿鳳結婚。王二那時剛從鄉下中學調到城裏大學教書，父母都在農村，幾個本來很相配的同事都看不上他，他孤獨一人，常到校門口的小餐館吃飯，很快就與餐館老板阿鳳搞熟了，並且結了婚。轉眼四年過去，王二出了幾本專著，副教授也到手，回頭再看整天滿身油膩初小文化的阿鳳便覺得總不是味，偏是學校剛分來的一個頗有姿色的女教師拚命追他，大有不取阿鳳代之誓不罷休的氣勢，王二困惑裏，受到罪過與譴責的威脅。

一個規則說：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當然是解除了好；另一個規則說：象陳世美那樣拋棄糖糟之妻是沒有良心的，當然是維係現狀好。王二終是沒有離婚再娶，他對我說：“我考慮了很久，感到阿鳳太弱，如果我離開她，她會痛苦一輩子。”

王二是個勇者，他之所以能得到這個稱號，就因為他能舍己從人。勇者就該這麽行動，縱然是當真遇到不快的事，也能從容迎之。否則，便會在罪惡與譴責中生活一輩子。這裏，我並不是一概否認離婚。如果雙方無強弱之分，又確屬生活矛盾很大，離婚又何妨；如果雙方中有一方犯禁，離婚也是正常。

我愛讀書，或許沒破萬卷，千卷卻是有餘。關於“愛情”的解釋，看得很多，長的多達幾百萬字，故意說的神秘兮兮的，使得一些人可以藉愛情為借口，朝三暮四，甚至**也無忌。其實“愛情”就是男女間生活中包括性行為在內的相互依賴之情。主觀是很強的，目的也是很明確的。

譬如王二，他如果依從前一個規則，他在生活和性行為方麵不去依賴阿鳳而轉向另一個女教師，當然就沒有了與阿鳳的愛情；反之則又有了愛情。而前一種依賴是以得到嬌美、社會地位更好等條件的女人為目的，後一種依賴是以得到一道生活了那麽久，又有了孩子，而且很弱等條件下的女人為目的。這些條件一擺出來，就可以讓人一眼看出勇者舍己從人做法的價值所在。

從表麵上看，王二或許失去了一些本來要好一些的東西，但實際上他贏得了最美好的心安理得。這與佛陀的“大乘”義，耶穌的“受難”精神是有本質區別的，真正的勇者，他行動所顯示的是一種凡事舍小從大、舍己從人的獻身精神。在這種獻身行動的過程中以及過程後，他感受到的不是“受難”，而是一種解除罪過譴責的威脅的愉快，進入一種快適的心安理得的境地。

很明顯，倘若人的“不擇手段”為達到如此目的，自然是真正勇者的行為，我們成勇的意義，實際上也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