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借醫術為入世之謀

烈日炎炎的夏日，懷揣著香港西醫書院畢業證和香港總督威廉·羅便臣親自頒發獎狀的孫中山，要回鄉下去看看，露過澳門時，卻戀戀不舍，漫步在聖保祿教堂的遺址上。

孫中山知道，聖保祿教堂始建於1602年，由意大利籍耶穌會會士斯皮諾拉神父設計，整個工程直到1640年間才完全竣工，是一座世界聞名的教堂。隻因為1835年的一場大火，直燒得就剩下教堂正麵的前壁和堂前的石階。因教堂前壁形似中國傳統牌坊，本地人便稱為大三巴牌坊。

孫中山拾級而上，來到牌坊前麵，伸出手去觸摸到那用麻石砌成的大三巴前壁。

近兩天來，孫中山一顆高貴的心一直有點兒煩，有點兒惱。當他的手觸到石牌時，仿佛有一種來自久遠、神聖的祥靄在溫潤他的心，驅散他心中的煩惱。

“我對這舉世聞名的聖保祿教堂應該有足夠的尊重，就象對自己也應該有足夠的尊重一樣，我不該為一點小事受挫就生氣。”

孫中山這麽想著，目光欣賞地注視著石牌上的花紋。他感到有些放鬆，手仍然虔誠地、極有涵養地一來一回地輕撫著石牌。

他剛說到的一點小事，指的其實是他香港西醫學堂畢業後失去的首個工作機遇。

根據孫中山在香港西醫學堂學業上突出的表現，他的恩師、英人康德黎請求港督威廉·羅便臣推薦他赴京任職。威廉·羅便臣接受了康德黎的請求，至函英帝國駐北京公使，希望英公使能把孫中山推薦給北洋大臣李鴻章。英帝國駐北京公使采納了港督的意見，極負責地將孫中山推薦給李鴻章。

看過公使的推薦信和孫中山的有關資料，李鴻章接納了孫中山，授予孫中山“欽命五品軍牌”、每月俸暫為50元，“可以至京侯缺”。

從小到大，一直以來，孫中山都在勤苦地學習，無論學習什麽，目的都是濟世救民。如今，西醫學院剛剛畢業，就能獲名臣李鴻章推薦，得月薪五十元的“欽命五品軍牌”之職，這無疑是報效國家的良好機遇。

更何況，李鴻章是香港西醫書院名譽讚助人，深受孫中山恩師康德黎盛讚，就在1892年孫中山的畢業典禮上，他還聆聽了康德黎盛讚李鴻章“信仰科學”、為“中國之俾斯麥”的演說，心裏對李鴻章充滿好感，隻想能跟著這位“中國之俾斯麥”，幹一番強盛自己國家的大事來。

孫中山滿懷美好願望，興匆匆地到廣州去辦理赴京手續。接待孫中山的，是李鴻章的哥哥，擔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

這李瀚章，從1889年8月8日奉旨接替張之洞兩廣總督的官職，作為廣東、廣西兩省之最高統治者，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可能是在官場上混得太久，看多了一些醜惡的事情，辦起事來頗為刁鑽。他見孫中山持了哥哥李鴻章的信函來，不僅不好好款待，反而百般刁難，不停地問這問那，抖露出許多不信任不說，最後還要孫中山填寫三代履曆。

孫中山父親孫達成，早年在澳門鬧市內著名的板樟堂街開一間鞋鋪，當鞋匠十多年，積累了為結婚用的“老婆本”，三十多歲才回家鄉翠亨結婚。

這些，又有什麽呢？就是中國的皇帝，其中還有要飯的。一個人的出生不能說明什麽，問題是我來為朝廷做事，與我三代何幹？更何況，一臉的不信任，仿佛手上他哥哥李鴻章、還有恩師康德黎、以及港督羅便臣，這些人主動為我親筆寫的推薦信，都是我用不正當手段換來的。

孫中山這麽想著，又氣又惱。他一甩袖子，扭頭走出兩廣總督府，放棄了赴京任職的美差。

他人推薦的工作沒法做了，自己可以做一份自己熱愛的；直接報效國家的機會喪失了，還可以間接地報效國家。

“不為良相再做良醫”嗎！孫中山想到這裏，不由自嘲地笑了笑，在心裏問自己：怎麽，我怎麽走回到檀香山杜老師走的路上來了？

他笑著搖搖頭，抬起來，望了望牌坊上湛蘭的天空，心裏有了主意。

大約過了半小時，孫中山已經出現在鏡湖馬路上。就在這條路的南端，有一所鏡湖醫院，在他還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這家醫院的董事曹子基、何穗田就曾熱情地邀請他到這裏來行醫。

鏡湖醫院，1871年時由澳門華人創辦，是當年南中國頗具規模的中醫院，不僅設備完善，而且管理機製十分先進，遺憾的是當時還沒有兼設西醫。

就在孫中山於香港西醫學院畢業的前一年暑假，回鄉時露過澳門，偶聽人說有一病人腎囊大如鬥，久病不治，已然快要斃命。

當時說者無意，聽者卻有心。孫中山一聽有病人要死，即動了測隱之心，追問病人住址。趕到那裏，卻正是鏡湖醫院。

孫中山看過病人，又問過病情，聲言說：“我可以治！”

這言語一出，不啻是一個震天的驚雷。堂堂的鏡湖醫院，一流名醫不多也有七八人，大家診治了那麽久，病情都不曾見好轉，你一個學生，怎麽就敢出此狂言。更要命的是，這病人是誰？正是澳門大紳士、鏡湖醫院董事曹子基的親戚。

雖然孫中山敢口出狂言，卻沒人能做得了這主。孫中山看著病人痛苦，象是自己難受一樣，心裏著急，兩眼一瞪大聲催促說：“快去找能主事的人來！”

於是便有人匆匆跑去找來曹子基。這位澳門著名的紳士看看孫中山，又看看自己生病的親戚，良久，一揮衣袖說：“就讓他替你診治吧。”

於是，奇跡出現了。孫中山先用銀針刺出病人大如鬥腎囊裏的水，然後再進行手術。他一雙神奇的手，竟從病人的體內取出一個大如雞卵，重一兩七錢的結石。

現如今，這種事已是不足為奇，可在當時，去實屬罕見，直驚喜得老紳士曹子基對孫中山翹起大姆指，真誠地對孫中山發出邀請說：“西醫利害，我信了。你畢業以後，就上我這兒來。”

孫中山當時沒有答應，也沒有不答應，隻是揮揮手就趕回鄉下去了。現在，孫中山回來了，他挺著胸膛，一步一步地朝鏡湖醫院走去。

澳門開埠幾百年，長期華洋混集，中西文化融匯，彰顯“兩先”之新兆，既得風氣之先，亦敢領風氣之先。至於鏡湖醫院，更是有作為、有創意的組織，能給予西醫西藥發展以良好機遇。

我要抓住澳門這“兩先”的機遇，在鏡湖醫院這個平台上，在華人社會中竭力提倡西醫，宣傳科學，強壯我國民身體，為國家的強大出一份力。

孫中山抱了這樣的想法，1892年9月，正式走進澳門鏡湖醫院行醫，成為澳門有史以來首位華人西醫。從此，與這座小城結下不解之緣。

鏡湖醫院辦院宗旨是“贈醫施藥、為民解困、興學育才”，這些正合孫中山的口味，他不但身體力行，還又推出“自願贈醫”、“藥局贈藥”的辦法。在《中西日報》上，孫中山公開聲明：“每日10點至12點鍾在局贈診，不受分文，以惠貧乏”。

除此之外，他還始終不忘醫人之心，在行醫過程中，幫助鄉民破除迷信。

這天，孫中山進鏡湖醫院還不到半年，聽到翠亨村民陸檀生的妻子難產，痛了一天一夜，都沒有分娩，村裏有名的接生婆，竟然嚇得滿臉是淚。孫中山知道後，立馬急行30裏路，趕到陸家。

讓一個男人來接生，當地人認為主家會倒大黴，便百般阻攔。

“再不讓我為她接生，你家女人就要死，這世界上，還有比死人更倒黴的事嗎？”孫中山誠懇地開導他們。

結果，沒人阻攔了，孫中山為產婦施行手術，最後用鉗子夾住嬰兒額角，把嬰兒拖了出來。母了平安，合家歡喜。

這之後不久，孫中山又醫好一個患痔瘡二十餘年、求醫各地未能醫治、名叫魏恒的人，還有一個十數年的肝風、兩個數十年的腦患和兩個六十多歲咯血的人，他們一一都在孫中山的醫治下恢複了健康。

為此，1893年，澳門的《鏡海叢報》以“鏡湖耀彩”專欄，登載了孫中山一連治愈的六個病例，盛讚他醫術高明，說：“數月病源，一朝頓失。複荷先生濟世為懷，輕財重義，藥金不受，禮物仍辭。”

澳門知名人士盧焯之、陳席儒、吳節微、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還聯名在報章上兩次刊登《春滿鏡湖》廣告，介紹孫中山行醫情況，以及他高尚醫德。

一時間，孫中山的醫名鶴起，精湛的醫術為眾多澳門人所折服。人們都稱讚他的舉動為“懸壺濟世，貧苦受益”，求醫者因此接踵而至，就診者戶限為穿。

然而， 由於孫中山經常義診或免收藥費，盡管求醫者絡繹不絕，門庭若市，孫中山醫館仍然收不敷支。

孫中山不以此為意，除了行醫醫人的病，還非常地掛念著自己的國家，思謀著如何來醫好這個千瘡百孔腐敗的清王朝。

當時香山的前輩中，有兩位著名的“改良主義者”，一位叫鄭藻如，一位叫鄭觀應。鄭藻如是香山濠頭鄉人，官至大清朝內閣侍讀學士、鴻臚寺卿等，還出任過駐美國、秘魯等國公使。早在1890年，孫中山還在讀書，就上書鄭藻如，提出學習西文先進科技，立法禁止鴉片、辦學育才等建設家鄉的主張。

鄭觀應可是個了不得的人，他雖為工商巨子，卻一刻也不曾停止對中國命運思考。此刻的他，正隱居在澳門寫他的《盛世危言》。

在這本書中，他提出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指出國弱民窮的根源在於專製政治，並首次提出“兵戰”不如“商戰”的觀點。

《盛世危言》刊出後，人們更是競相傳閱，被時人稱為“醫國之靈柩金匱”。

1895年光緒皇帝看到此書，命印刷2000部，分發給大臣閱讀。

幾十年後，，美國著名的學者R·特裏爾在他寫的《毛澤東傳》中也說：

“一本倡導改良呼籲技術進步的書——《盛世危言》，使毛澤東形成了這樣的思想，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國必須借鑒西方的東西。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買辦。他使毛澤東產生了這樣的考慮，為了中國的命運，他應該走出韶山，去學習更多的知識。”

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是在他更早寫出的《易言》基礎上完成的。此刻的孫中山，已經看過鄭觀應的《易言》和另一部《救世揭要》，對鄭觀應很是敬佩，便常會去他那裏走動，與他談論一些救世的想法。

“努力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自強之道戰勝列強，這是醫治眼下中國的根本。”鄭觀應沉思著說，見孫中山領悟地點著頭，便非常高興地接著講道：

“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強。”

“現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采用‘兵戰’和‘商戰’兩種手段來對付我們。依我之見，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並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所以我認為，‘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 我之商一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為此，我們 ‘欲製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鄭觀應與孫中山，兩人雖然相差24歲，卻是一見如故，很快成了忘年之交，老的侃侃而談，少的心領神會地聆聽。每次離開鄭家大宅，孫中山心裏都有不少感慨。

孫中山醫院生意日隆，引起當地葡萄牙籍醫生的嫉妒。當時澳門法律，在澳門的西醫，隻能憑葡萄牙醫科畢業證書請領行醫執照，一些葡籍醫生抓住這點，狀告孫中山。

無奈的孫中山，隻好去廣州行醫。他在鏡湖創立的中西藥局，卻維持營業了多年，並成為革命黨人在澳門活動的據點之一。這是後話。

孫中山到了廣州之後，以合股的方式在沙基開設東西藥局，不到半年，便名揚羊城，成為知名的醫師。孫中山卻一點也不以此自滿，反而常是憂心重重的，因為在行醫的過程中，他己經深深地感到：

“醫術救人，所濟有限”。

現今的中國人，不是因為身體有病，而是因為缺乏精神，才會被列強侵略和壓榨。中國古代的興衰和鴉片戰爭中國戰敗的曆史教訓，不是早己說明：

國人必須要有堅決和頑強的革命意誌，才以救亡圖存。我既然明白了這一點，該怎麽做呢？

唐代藥王孫思邈說得好：“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

對，我不應該局限於醫病，應該做一個關心民眾疾苦、扶危濟難，發揮更大價值“醫國”的“上醫”。

既然這樣，我從今往後就借醫術為入世之謀，救國救民、為爭取國家的自由平等奮鬥。

把這個人生的目標想清楚了，孫中山心中歡暢，臉上露出淡定地笑容，抬眼眺望湛蘭的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