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打掃女廁與看園菜子2

1969年冬天，沈從文被通知下放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去勞動改造。這時候，他的朋友學生們，大多都是比他更慘。

早在1966年夏天，已經是66歲老人的陳翔鶴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不斷被迫到單位接受批鬥，參加學習和體罰性的勞動，寫“交代材料”，還寫勞動小結：

“我參加勞動不覺已經有六個多月之久了，勞動主要是掃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稱為掃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還隻能算倒數第三呢。別的掃地的同誌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見這樣工作也並不簡單。”

年紀大了，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壓、動脈硬化等疾病的陳翔鶴，雖然勞動小結寫得認真坦白，終是還得去挨那一次次的批鬥，終是無法承受時，他對批鬥他的人說受不了，得到的回答是：

“受不了就死在這裏。”

“我無論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產黨員，第二我有六個孩子，我要為孩子們在政治上負責，一個人死了影響全家和後代，我還要為黨工作。”

陳翔鶴這樣對妻兒說，但他終不能熬過“文革”，1969年4月22日在去單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間倒下，送往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最終去世。

得到陳翔鶴離世的消息，沈從文欲哭無淚，隻輕輕地說：“他隻比我大一歲，不該這麽早就走。”

“文革”後，沈從文又多次與人提到陳翔鶴，有一次竟老淚縱橫地說：“如果沒有‘文革’，他不那麽早過世，憑他那淵博的學識、嚴謹的寫作態度、旺盛的創造精神及涉筆成趣、倚馬可待的才華，定能在曆史小說領域內開出一簇簇鮮豔的花朵，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麵繼續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來。”

八十年代初，《陳翔鶴選集》終於出版了，沈從文高興地把陳翔鶴贈楊晦的一首詩寫成條幅：

時代推輪轂，

腐朽豈能長。

含悲忘征塵，

黽勉休自傷。

落款寫：“錄老友翔鶴贈楊晦兄遺詩一首，開第侄留念，沈從文時年八十、一九八二年大雪中。”

而當時的“革委會”，竟宣稱陳翔鶴是“畏罪自殺”，在他死後還召開了批鬥“反黨分子”陳翔鶴大會。直到1978年11月，陳翔鶴才得到平反肯定。

巴金在1966年6月7月還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副團長參加亞非作家在北京、武漢、杭州等會議，參加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大會，到了8月時就受到了上海市文聯“造反派”批鬥，然後是被抄家、強迫勞動、關進“牛棚”。他的愛妻蕭珊，也頻遭批鬥。

以後，不斷挨鬥、被、關成了巴金夫妻的生活常態，《文匯報》《解放軍日報》都發表多篇批判巴金文章，甚至押他到人民雜技場參加上海文化係統召開的“鬥爭巴金電視會”。到1968年9月，巴金被押送鬆江縣辰山公社，參加“三秋”勞動，除了繁重的勞動，繼續挨“田頭批判”。

好在，巴金靠了抄錄、背誦但丁《神曲·地獄篇》，在災難的日子中熬著。

1972年時，在上海作協的樓裏，有一個小老頭，總是不言不語地在一個破破爛爛的小屋裏看書、寫東西，小老頭出小屋的時候，就低著頭去打飯，然後又回到小屋繼續看啊寫啊。一個叫竇達因知道這老頭是巴金後，馬上告訴沈從文的兒子沈虎雛。沈從文不久便從兒子嘴裏知道了巴金的消息，非常激動馬上給巴金寫信。

這天，巴金正要送病重的愛妻蕭珊去醫院，臨出門的時候，發現信箱裏有封信，揣進懷裏就去了醫院。

“我精神還挺好，體力比這裏熟人似乎也還強些，隻要有事可做，把別的什麽通通忘了……曹禺聞也患心髒病，住協和醫院，卞詩人和健吾或尚在河南漯河。俞平伯、錢鍾書、吳世昌、何其芳等雖已回來，似乎還不會把研究工作提上日程。”

信中，有沈從文自家現狀的介紹，更多的向巴金介紹作家朋友們的消息，在信的結尾，沈從文渴望地說：“便中也希望告之我們生活種種，我們都十分想知道……並願一家大小安好！”

重病的蕭珊含著眼淚，翻來覆去地看著這封長信，小聲地自言自語：“還有人記得我們啊！”

20多天後，蕭珊離開人世，巴金淚汪汪地說，“在她最寒心的時候，是我那位三十年代的老友給了她人世間的溫暖！”

至於汪曾祺，他有幸躲過了1957年的“反右”，結果卻在1958年夏秋之際被劃為一般右派，10月下放到河北省張家口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改造。汪曾祺之所以晚別人一年成為“右派”，是單位為了完成上麵給定的“右派”指標任務而補劃的。

中國人的命運，在那樣的年代，就這麽被政治任務無情地玩弄著。到1960年底，汪曾祺總算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組織一時卻沒有工作分配給他，於是再來寫作。

積蓄了解放後停筆十年的創作能量，一夕爆發，汪曾祺很快寫成了名篇《羊舍一夕》。小說寫成，他立刻寄給沈從文。

當時的沈從文，正因為高血壓病重住在醫院裏，一口氣從頭到尾看完這篇近2萬字的小說後，萬分欣喜地從練習本上撕下幾張紙，興衝衝地給汪曾祺寫信。張兆和心痛地勸他，別因激動又使血壓升高；他說自已不吐不快，結果洋洋灑灑一氣嗬成近6000字的回信。

“時代大，個人渺小如浮漚，應當好好的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的生活……你懂得如何用筆寫人寫事。你不僅是有這種才能，而且有這種理解。”

信中不但有對小說、對人生、對曆史的獨到見解，更有語重心長地撫慰與鼓勵，拳拳的關愛與期望之情，使汪曾祺讀得淚流滿麵。

讓人遺憾的是，沒幾年“文革”就來了，一開始汪曾祺就同馬連良、趙燕俠、袁世海等大師級的“反動權威”、“戲霸”一起，被押上街頭遊街示眾，但不久就被時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的江青派人接到甘家口外的釣魚台國賓館。

汪曾祺在第十七號樓的辦公室被江青召見，要他修改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

今非昔比，被江青召見後的汪曾祺，隻能同所有有幸不去“勞動改造”的文化人一樣，隨時聽從“文藝旗手”的呼來喚去，進行《沙家浜》的突擊修改和排練。每一場排練，汪曾祺都小心翼翼地陪著親自坐鎮“廣和劇場”的江青，看著劇組演員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隨後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修改，其間的緊張、委屈和痛苦的滋味，刻骨銘心、不堪回首。

然而，在一個完全沒有“個人”的時代，汪曾祺是沒法選擇的。他雖然是在江青的控製使用下搞了長達十年的創作，親曆了“樣板戲”的興衰，因為受到江青的重用，“文革”之後，他又受到了長時間的審查。

蕭乾似乎比汪曾祺倒黴一些。1957年的3月，他在中南海聽了毛澤東關於整風的動員報告，仿佛如夢初醒一般。自1948年被郭沫若批判之後，回北京後的蕭乾寫了大量趨時應景之作，現在毛主席呼籲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蕭乾這才想到早年一直奉行的“獨立思考”四個字：

“可以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獨立思考而已矣……我覺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本身，實際上也就是全國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過程。既然說消化，就一定得有營養，也有排泄。這樣，我們的文化血脈才能舒暢，我們的創作才能繁榮。”

作為中國現代最出色的記者和翻譯大家，蕭乾實際上是喜歡說真心話的，於是他把心中的積鬱一吐為快，誠心誠意地給親愛的黨提了不少意見。沒想到，一夜之間卻變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當時的蕭乾，曾十分痛心地說：

這輩子，“我曾真悔恨，沒能安於當個技術幹部，多麽懊悔重新拿起那燙手的筆啊！無論是挑擔子、擺地攤、推小車烤白薯，在這個社會，幹什麽也比握筆杆子保險！”

熬到1964年，蕭乾總算摘掉“右派”帽子，可還沒緩過氣來，1966年“文革”又開始，他這個“摘帽右派”首當其衝地被揪鬥、抄家、關押。

北京豆嘴胡同41號蕭乾當時的家，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突然就湧進一幫十來歲的紅衛兵，把可砸的都砸得稀巴爛，還扯碎了蕭乾多年辛苦搜集的歐洲版畫，勒令他燒掉他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寫作卡片及幾百封友人書信。待他1966年9月4日從牛棚裏放回時，看到妻子被暴力批鬥得脫了人形，徹底絕望之下，蕭乾第二天夜裏吞食了一瓶安眠藥，還灌了半瓶白幹。

結果因不能死，被發配到鹹寧幹校養豬。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確認“右派”為錯劃。

1969年初冬，七十歲的沈從文，在造反派弄得滿地淩亂無從下腳的屋中，終找出了珍藏著張兆和寫給他的第一封信，他把它放在懷中溫熱許久，又小心地放進衣兜裏，口中喃喃著：“這是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

有了這封信，快到古稀之年的沈從文，可以安心去鄉下的湖北幹校看菜園子了。

每天，他要提著一個飯盒去附近一個小學食堂打飯，路上看看天空的大雁，再望望水中的遊魚，心中百感交加，回到獨居的草棚，就用毛筆把這些寫下來，然後用書信的形式寄給遠處同樣命的朋友。

“這兒荷花真好，你若來……”他把自已的感受寫給黃永玉，使得這位博學的著名畫家唏噓不已，引用《聖經》中說：“神常用痛苦來造就一個器皿，成為貴重的器皿，所以痛苦叫人有益，所以，沈從文還是幸福的。”

一輩子做人做事認真的沈從文，早些時在北京打掃女廁所很認真，這下子到鄉下來看園菜子還是非常認真，他在交給幹校領導的總結中寫道：

“牛比較老實，一轟就走；豬不行，狡詐之極，外象極笨，走得飛快，貌似走了，卻冷不防又從身後包抄過來……”

悲劇有時也很美，關鍵是劇中人對人生世態的看法與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