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安詳地離開了人世

1970年春節剛過一星期，正在菜地認真監視不遠處幾頭豬的沈從文，突然接到通知說，他必須在兩小時內趕到50裏外的雙溪。

沈從文很負責任地將豬的狡詐告訴通知他的人，匆匆趕回宿舍。汽車已經停在那裏，他簡單的行李也被裝上了車，可剛來幹校改造的張兆和卻還在向陽湖邊勞動，沈從文耐心地求司機等一等，他想親口給張兆和說一聲，免得她惦念。

花甲之年的張兆和總算是從勞動場地氣喘籲籲趕來了，剛說兩句話，汽車就開始啟動，她隻能扶著推著沈從文上車，然後萬般不舍地看著汽車開走。

“當年蘇東坡被貶海南時，還能在贛州和陽孝本遊八境台、飲酒賦詩呢！”沈從文眼淚婆娑地看著越來越遠、孤獨地站在原地的張兆和，苦笑著自言自語。

“地麵約半年生長綠毛白毛半寸。炎夏氣溫及四十五度。雨時上漏下浸，幸得塑料發明較早，於是帳頂桌麵和箱子上，全用塑料蓋上，打著雨傘，在房中走動。地下一次舀水四十五大盆後，地麵還可以養青蛙，朋友為我搬來約七八十塊磚，搭成一條行人道，居然可以自由從床邊到桌前，另一端可達門外……”

後來，沈從文曾如此真實地給友人描寫自己在雙溪的新居。

沒幾天，一場大雪下來，天寒地凍中，近70歲的沈從文搖搖晃晃地走去區裏的廚房就餐，鞋粘上的膠泥越來越厚，很沉很沉，心髒隱隱作痛，實在是很難受，沒挪出幾步路，他就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氣。不遠處，一頭母羊在“咩咩”地叫，另一頭小羊，也這麽叫著鑽進它肚子下麵。沈從文看著，臉上露出笑容，想到了遠在四川的兒子……1970年4月18日，與沈從文關係最密切的大哥沈雲麓病逝了，沈從文有了種危機感，感到自己來日無多。

“我不能把一生所學帶到墳裏去，得再弄點有價值的東西出來。”

這麽想著，年近七旬的沈從文開始為修改博物館陳列方案，寫出了洋洋數萬言的建議書，然後開始給有關領導寫信，把自己的想法，一一告訴館領導高嵐、幹校領導常萍、革委會王鏡如……信一封封發出去，都如泥牛入海。既然沒人來理會我的建議，就繼續做些有價值的事吧，沈從文開始為修改自已的專著做準備。書被“造反”的沒了，隻能憑了毅力和記憶，將滿腦子的絲、漆、銅、玉，花花朵朵，壇壇罐罐，反複回憶溫習，然後將疏忽遺漏或多餘處一一用簽條記憶下來。

這麽艱難地做學問，直到1972年，上麵有了新精神，剛滿70歲的沈從文，這才能與當時中國千千萬萬，有一技之長、城裏又很需要、“罪惡”相對又較輕的“被改造人”一道，有了從鄉下回到了城裏的希望，因為病，當時便以回京看病的名義請假回到北京。

沒想到這次又能夠死裏逃生，沈從文抓緊時間撰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離開北京三年多，他家原住的3間小房己被人占去兩間，剩下的一間最狹小的，單是一鋪雙人床就得占去大半。為了沈從文有地方工作，張兆和在沈從文回京半年後回來，隻好住到相隔一條南小街的另一個胡同裏。年過七旬的沈從文，每天還像在鄉下一樣，走一裏多路去取老伴做好的飯萊。

“抄家”在“文革”是司空見慣的，沈從文的家被抄?過8次，多年積累的大量珍貴資料文物**然無存，與巴金、鬱達夫、徐誌摩等名家一麻袋有餘的信函也被被抄去6分錢一斤送進了廢品站，為此，沈從文心痛萬分。

回京後有負責調查抄家情況的人走進他家的東堂子胡同51號後院，昏黃的台燈下，滿屋都是書，桌上是書、地上是書，雙人**堆著一摞摞的書。沈從文正全神貫注修改稿件，當他發現有人進屋後，臉上浮現童貞般的微笑，知道來人是問抄他家人的情況時，便搖搖頭說：“我是‘罪人’，當時哪裏還敢開口問他們，就不要再去翻騰陳年舊賬了吧。”

小屋燈光太暗，他年紀又這麽大了，腦子還很管用，眼睛卻不行了，終於看不見書上的字時，沈從文歎息一聲，聽從了張兆和的勸告，由她陪著，在1974年6月下旬去上海治眼病。

在解放後巴金最風光的一段日子裏，隻要有機會，他一定緊緊抓住去看望安慰一下自己的老友沈從文，他並沒有想到，事情也會倒過來。趕到上海的沈從文夫妻並不忙去醫院，先在來到了巴金的家。

愛妻已經離去，女兒在醫院待產，兒子還在安徽農村插隊落戶，家裏就一個70多歲的老人巴金。這位被譽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20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壇的巨匠的現代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由於生性隨和善良、寬容而慎言，“三反”沒受罪，“反右”也過去了，但終是落進了“文革”的災難中。

從1967年被關到上海市作協資料室樓下一處不滿五平方米的煤氣灶間裏後，巴金一直在批鬥、關押、強迫勞動中度日，直到1972年8月13日，愛妻蕭珊病故，他這才留在上海作協。第二年7月，當時的上海市委對巴金的問題處理是：“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發給生活費，可以搞點翻譯。”

於是，巴金立刻埋頭重譯屠格涅夫的《處女地》。沈從文夫婦來看他時，巴金正抄寫《處女地》的重譯稿累了，一個人在蕭涼、冷淒的廳堂中踽踽來回。當他們倆突然看見了對方時，都欣喜地流出了淚水。兩個剛剛從屈辱和死亡邊緣回來的白發老人，費力地把藤椅搬到走廊上，開始無拘無束的暢快。

“在這本書中，屠格涅夫通過索洛明這一形象，折射了自已的一個政治觀點：同情革命者，反對暴力革命，期望通過改良完成社會進步。這時侯你選這本書來翻譯，你的膽子比我還大了。”年青時就讀過《處女地》的沈從文說。

“我感覺屠格涅夫的觀點或許是對的，最起碼，我現在是這麽認為。”

他們從屠格涅夫的政治觀點談到當前的“革命”，直到天完全黑了下來，沈從文不得不離開時，巴金也忘了把自己被當時上海的“革委會主任”王洪文定為“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喜訊”，告訴沈從文。

從1974年開始，巴金與沈從文漸漸地好起來了，倆古稀之年的老頭，至少不用到鄉下去被強迫勞動，相比而言，丁玲可慘多了。

1951年，丁玲玲因《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1955年，卻作為“丁玲反黨集團”的主謀遭到批判，隨即流放北大荒，一去就是8年；1970年，再被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從監獄出來，即被遣送到山西省長治市老頂山鎮漳頭村勞動改造；直到1979年後，丁玲才逐步得到平反。

丁玲複出後，重返文壇，先後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兼文化組長、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在公開場合中，她曾指責沈從文是“膽小鬼、市儈”。這個一輩子未動搖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才華橫溢的女作家，革命己根植在她的靈魂中，堅定的革命信念，使她一直保持著與這個在她看來是“保守派”沈從文的距離。

這，才是“沈丁恩怨一生”的根本所在。他們一個堅守獨立，一個堅守信仰，在探索科學和忠誠主義上各走各的路，終於是友誼雖在而心己隔離。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文星隕落，她艱難而曲折地走完了自已82年的人生曆程。在此兩年前，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終於頒發了《關於為丁玲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徹底推倒多年來給她的一切罪名，肯定她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

丁玲，是在自已祖國春天時含笑離世的。

1980年，當時已83歲的朱光潛忍不住再次來說沈從文，他在《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文中寫道：“談到從文的文章風格……他不僅唱出了少數民族心聲，也唱出了舊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這就是他的深刻處。”

早在1937年，朱光潛與沈從文曾在北平的《文學雜誌》中，一個做主編，一個做編委；後來，又同在北大執教，一個是西語係教授，一個是中文係教授。因為同過事，朱光潛對沈從文了解很深，1948年1月在《文學雜誌》第2卷第8期上《現代中國文學》一文中斷言：“沈從文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在曆史上會留下痕跡的。”

繼1980年那篇文章後，1983年，朱光潛再寫《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一文，提出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將隻有沈從文和老舍，結果受到多方指責，認為朱光潛否定了現代革命文藝傳統。

朱光潛很少誇人，但對比自己小6歲的沈從文，卻是格外欣賞，這位集美學、文藝理論、教育、社會學、翻譯於一身的學問大師，在1986年離去，一個未了的心願就是，沒機會再進城去看望沈從文先生和葉聖陶先生。

隨著個人言論在中國的漸漸開放，人們可以比較放心地來談論自已心中的好惡、觀點，除了朱光潛，特別還有夏誌清、司馬長風等文學評論家和史學家，都開始發表自已對沈從文的論述與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