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打掃女廁與看園菜子
“文革”來了！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如此的草木皆兵，中國精英大劫難的日子到了。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忍住沒能寫完《正紅旗下》的痛苦，悲憤地自沉於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在此之前，他曾對日本作家井上靖講過一個故事：
“一個窮人寧肯把一把寶壺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給富人……”
在1958年，“反右”鬥爭剛結束，周揚還打算請老舍多管一下全國文聯的工作，由沈從文接替老舍擔任北京市文聯主席職務，隻是當時沈從文一口拒絕說：“這不行,我還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個上不得台麵的人。”
沒想到老舍這麽快就走了，還隻有67歲！
然而，這麽快走的又何止一個老舍？僅僅一所北京大學，在“文革”初期和工、軍宣傳隊進駐期間，能稱得上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讚、饒毓泰先生等人，自殺的就有24名，全校被批鬥關押的“反動學術權威”，有500多人，在一個時間裏，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使得女學生晚上不敢到燕園去。
一場“文革”，據後來統計，受到迫害的中國精英，由十年前“反右”時的五十多萬一下子升級到幾千萬。
這一回，沈從文終是躲不過去了。不過，比起許多人，包括巴金、丁玲、蕭乾、汪曾祺等等成千上萬的精英們來說，他又幸運許多。
盡管在曆史博物館裏受到了種種不公正的對待，把整理古典文化遺產當作一項事業來做沈從文，還是全力以赴地考察、研究著。1959年，中國曆史博物館新館落成，沈從文非常激動。這年6月，他先後給大哥寫了兩封信，描繪著自己的工作的藍圖：
“希望10月後有個像樣的研究室，有兩萬冊書，210萬個文物圖片，35個得力助手，紮紮實實來搞3幾年，一定會突破紀錄，把文物工作引到一個正常方向上來……”
1960年3月，文物論集《龍鳳藝術》由作家出版社出版；7月，改成以作家的身份，參加出席全國第三次文代會。這次開會，沈從文遠遠看到久違的丁玲，正走出會場。
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丁玲早年被捕的事成為周揚等人攻擊的口實，曾那樣誇讚過她的毛澤東這時也親筆撰文說：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實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
當年曾經把丁玲與王實味區別開來救過丁玲一次的毛澤東，這時又把他們捆綁在一起了。
丁玲第二年便被開除黨籍，下放北大荒。沒想到，能在文代會上見到她。沈從文欣喜地站在路邊，等著丁玲，想跟她打招呼。丁玲走過來，對迎上來的沈從文不屑一顧，理都沒理地就走了。
這個曾經是那樣才華橫溢的優秀女人，她一直堅信她的革命理想，認為自己隻是暫時被誤解，不想在自已落難時受到在她看來是右翼文人沈從文的哪怕是一點關心。
沈從文畢竟是近60歲的人，血壓還一直很高，不久身體就累垮了。1960年冬，他的右手已經不能像往常那樣運用自如，而左手也轉折不靈，晚上異常痛苦，工作時間一長，心髒還隱隱作痛，體檢顯示，他的各項生理指標均已嚴重超標：心髒動脈粥樣硬化，膽固醇275，血壓達到200/110。在這種情況下，曆史博物館決定讓沈從文全休。
1961年1月5日，沈從文住進了北京阜外醫院，醫生走了，他寫信給大哥：
“若一月後醫生還說心髒不大健康，倒也許是另外一種轉機，因為工作恐得改變。”他認為當時的歌劇、話劇及小說不夠深入，認為自已有責任“試把筆用用，才是道理。”
全休了，病了，花甲之年的沈從文，還是想要寫作！老將軍王震知道後想成全他，沈從文一出院，1961年底，就在王震的安排下，去了趟井岡山，計劃是一邊體驗生活，一邊進行寫作，寫出一部長篇小說來。
然而，在處處充滿尊敬與熱情的接待中，他感到是一道壁障，無論與何人交談，聽到的都是一樣的語言。舊的記憶不能喚醒，舊的感覺不能複活，他終於找不到創作感覺，毅然地放下了筆。
１９６４年，沈先生完成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初稿，在未正式出版前先由輕工業出版社印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讓當時擔任中國社科院院長的郭沫若寫序，在５００多字的序裏，竟無一字提及沈從文這個作者。一切都是領導安排，沈從文看了隻能笑笑。
兩年後“文革”開始時，沈從文的工作雖然改為每天去打掃博物館的女廁所，這比起研究文物來說，卻可以少操很多心；更何況，開他的鬥爭會時，也並沒有人捆他、打他或是朝他身上吐涶沫，最多也就衝他喊幾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之內的革命口號，或者是在他背上寫上貼上諸如此類的革命標語。
為此，沈從文當時曾對黃永玉說：“這是造反派領導、革命小將對我的信任，雖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而此時，沈從文的著作在國外正越來越受世人的喜愛，僅那篇《邊城》，就被譯成日本、美國、英國、前蘇聯等四十多個國家的文字出版，並被美國、日本、韓國、英國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選進大學課本。
一天開沈從文的鬥爭會時，有人把一張標語刷在他的背上，鬥爭會完了走到沒人處他揭了下來，展開在手上認真打量“打倒反共文人沈從文”幾個字，最後不得不搖著頭說：“這書法，太不像話了，我背上貼這麽蹩腳的書法，真難為情！他原應該好好練一練的！”
人們都知道作為文學家和文物研究家的沈從文，卻很少知道一個頗有成就書法家的沈從文，他的章草秀美飄逸，堪稱上品。
一次沈從文與黃永玉從東城小羊宜賓胡同走過，聽到公廁裏有人在吹笛子，就是那首“**就是好”的歌曲，沈從文聽著淡淡一笑說：“真是弦歌之聲，不絕於耳啊！”
對於自已的處境，無論怎樣難為情，沈從文都能泰然處之，但有件事卻讓他心痛難忍。
沈從文那位比小兩歲的三弟沈荃，曾跟他一樣是土著部隊的小兵，後來讀了黃埔四期，畢業後做了國民黨軍隊的團長，1937年淞滬戰役中，“他提著一大竄工事的鑰匙，打開國防線上一扇扇上了鏽的鐵門，讓士兵們鑽進去準備死守，結果被日本人一槍擊中。他昏迷幾日，僥幸醒了過來。”
他的部下後來回憶說，他是一二八師因重傷而幸存唯一的團長，不久又率部參加抗擊日寇的九江沽塘血戰，用日本侵略者的血，換來他抗日英雄的榮譽，並憑戰功獲得了中將軍銜。
抗戰結束，因反對內戰沈荃隻能選擇棄勳還鄉，在鳳凰一個帶天井的小院子住下，他種了些萱草和月桂一類的花卉，閑時給新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做些谘詢工作，還為勸說當地大土匪龍雲飛投誠去做了幾回說客，他一心打算後半輩子就在這裏頤養天年。誰知道，“三反”初時卻被以反革命罪拘捕處死。
臨刑前，他指著自己腦門怒斥站在他身後的行刑者：“小日本和蔣公都沒在背後對老子放過冷槍，來，站到前麵來朝這打！”
“這個人的槍法曾出了名的好，把二三十根香點在牆角，用駁殼槍一槍一根把它們滅掉，對他來說不是什麽難事。抗戰中，他不知指點過多少人學習射擊，而憑這能耐，又不知擊斃多少日本侵略者，可從來就沒有想到，最後一次是指點以自己的腦袋當靶子。”
一個民族英雄，就這麽死去，他的熟人後來這麽說他。
英雄終是英雄，三十二年後的1984年，他的沉冤得以昭雪，全部的賠償是五百元人民幣和起義人員的追認，他那傷心屈辱了多年的妻子，也因此得到縣政協委員的頭銜。
沈從文是三弟被槍殺的第二年才從大哥嘴裏知道這事的，他當時隻輕輕地“啊！”了一聲，然後就去了三弟家；到了1959年，又默默地把三弟的女兒沈朝慧接到身邊，作為親生女兒來撫養。可是，從秦始皇開始的“戶藉製”到“文革”登峰造極了，沈朝慧沒有北京戶口，被趕回原藉，剛十幾歲的小姑娘，就得去過著流徙的生活。
沈從文實在受不了，他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個學生——江青。
“受體力限製，已不會有什麽成就，惟對錦緞研究，擬恢複三幾百種健康活潑可供再生產參考取法的圖樣，隻想留著我的女孩在北京作助手，不要國家一文錢，或者在不甚費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四十多年前，沈從文曾經賞識過這個好學的圖書管理員，不僅非常認真地給她改每一篇小說，還要九妹編毛線的錢給她用。可是現在，江青已成了有著那麽多偉大光環的一個主席夫人，求她真讓人難為情，隻是這事她能幫，女兒就可以呆在身邊了。
沈從文絞盡腦汁、委婉地把要留這個三弟的女兒在身邊的意思寫了出來，然後紅著臉把信寄走，不安地等待著。
後來的1972年，江青在會見美國記者威克特時，雖曾大談沈從文與她的師生情誼，說她年輕時最喜歡的教授就是沈從文，也談到了沈從文當年對她的關心；然而，她終是沒有去理會沈從文一生中唯一求她辦的這一件、她舉手之勞就能辦好的事情。
在沈從文給江青寫信時，郭沫若也給江青寫了幾句話：“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
這事後來傳到沈從文耳裏，他笑著說，“郭沫若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麽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麵，他就這樣做。至於人品人格之類他是顧及不到也不屑去顧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