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悲慘而又幸運的歲月2

沈從文扔下一切事，趕到醫院時，楊振聲已是不行了。眼看著這位老上司、老朋友離開人世，沈從文欲哭無淚。

現代著名的教育家、作家楊振聲，一輩子為中國教育辛勞，死時身無長物，僅2379冊藏書，遺囑是將其全部捐給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圖書館，他還是在想著教育。送走楊振聲，沈從文心裏的悲哀久久不能拂去。

當時，文藝界的主管領導周揚想請多年不曾動筆的老作家們重操就業，曾對《人民文學》的主編嚴文井說：“你們要去看看沈從文，沈從文如出來，會驚動海內外。這是你們組稿的一個勝利！”

一個多月後，有《人民文學》的主編嚴文井親自上門約稿、鑒於張兆和此時在他手下做編輯，沈從文後來創作了散文《天安門前》，文章對天安門前的今昔進行了一組組對比，很快發表出來。

1957年初，中國作家協會向會員征集創作計劃，沈從文生命中那棵創作之樹又吐出新芽，他“想再試著寫些短篇遊記特寫，希望能在另一時，有機會為一些老革命記錄點近代史事情……用些不同方法，記下些過去不曾有人如此寫過，將來也不易有人寫，而又對青年一代能有教育作用的故事特寫。”

這對於沈從文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啟生命之輝煌、令人萬分興奮的寫作計劃，而且接下來的好事壞事也像是商量好似的，都一力地將沈從文往寫作上推。

一方麵，《人民文學》接連給他又發表了散文《一點回憶，一點感想》和《跑龍套》，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將《沈從文小說選集》列入出版計劃；另一方麵，曆史博物館還是沒有沈從文的一個固定的辦公桌位，也沒有配備助手，更沒有必要的經費。單是這些還能熬，更可怕的是館領導對他有了戒心。沈從文偶爾到文物局去看新收購來的文物，風聞此事的館領導就會認為他是打“小報告”去了，事後就派親信來找到他講規矩：

“凡是到局裏反映館中情況的，是‘越級’，這一點要弄清楚，免得犯錯誤。”

情況都這樣了，還是去創作吧！沈從文終於聽從作協領導安排，8月3日動身去青島體驗生活，渴望進入解放後的創作行列。出發前，他給大哥的信中寫道：

“在海邊住一月會好一些。如有可能，住半年也許還更好些，因為有半年時間，一定可寫本小書。有好幾個小冊子都沒有時間可寫。”

青島有沈從文太多的歡樂，他根本不去“體驗生活”，隻想充分用好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在這小房間裏，五點即起來做事，十分順手。簡直下筆如有神，頭腦似乎又恢複了寫《月下小景》時代，情形和近幾年全不相同了。”

創作**在年近花甲的沈從文胸中燃燒，幾天就完成了一篇小說，迫不及待地寄給張兆和。

“拜讀了你的小說。這文章我的意思暫時不拿出去。雖然說，文藝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寫重大題材，但專以反對玩撲為主題寫小說，實未免小題大做……我希望你能寫出更好一些，更有分量的小說。”

此時的張兆和，不但是一位文學編輯，也是一位出版過小說集的作家，更是一位高明的鑒賞家。讀了張兆和的信，沈從文認可了，而且明白自己根本不能進入頌歌文學的行列。就在這時候，“反右”運動的聲浪，通過報紙、廣播和張兆和的書信不斷傳來，形勢越來越嚴峻，丁玲、彭子岡、蕭乾、陳夢家、程應鏐……一個個熟人都被揪出來了。

沈從文那位喜歡吃辣椒、革命一生的湖南老鄉，在1957年3月時是真心想聽聽知識份子意見的，但聽了一些意見之後就受不了，革命成功讓他一改往日的廣闊的心胸和特別的謙虛，僅聽了一個多月意見，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就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全黨認清階級鬥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

6月8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大規模的反擊右派的鬥爭，就此開始；中國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後幾年的發展，就此結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也就此中止。

大環境如此，沈從文根本無法靜心寫作，8月27日，他踏上了北返的火車。沈從文建國後的第一次專心寫作，就這樣無果而終。

比起蕭乾、丁玲、汪曾祺，等等等等被打成右派的人，沈從文又是幸運的。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552877人，至90年代中期，錯劃的平反後隻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級“右派”隻剩五人。

一場憑領袖個人意氣用事、顛倒黑白的反右運動，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再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政府、不敢發聲、甚至連牢騷腹非都額上冒汗，終為後來一次比一次荒誕的“大躍進”、“四清運動”、“**”等埋下伏筆。

沒有響應毛澤東“號召”的沈從文，在中國知識分子災難的五七年終沒有給黨和政府提一個字意見，他不但沒有被“右派”，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他的《沈從文小說選集》，算是對他從前的創作又一次重新肯定，沈從文卻相當謹慎地在序言裏說：

“現在過去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讀者，都共同將近老去了，我還寫不出什麽像樣作品。”

而在10月給大哥沈雲麓的信中則悲憤地說：“解放後，有些人寫近代文學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貶得我一文不值，聽說還譯成俄文……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個人不斷努力三十年工作，卻會讓人用三五百字罵倒，而且許多人也就相信以為真。”

事實上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部《中國文學史》裏，對沈從文還是那三五百字的貶斥，這實在是中國史家的悲哀和恥辱。

為什麽就不能真實呢？因為真實實在太難了，特別是在政治領袖又專斷又還要繼續“革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