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悲慘而又幸運的歲月1

1957年的中國，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是熱鬧的，也是淒涼而悲慘的。4月27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特別呼籲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給黨提意見。“大鳴大放”開始在中國如火如荼，沈從文東堂子胡同51號曆史博物館的家屬宿舍裏，也開始進來了一些不是平時常來串門的人。

時任《文藝報》副總編的蕭乾，他雖然己經感到沈從文對他有些冷，但還是親自登門，客氣地說了很多後終於言歸正傳。

“我這次來，是想請沈二哥給《文藝報》寫些稿子。”

見沈從文不吭聲，蕭乾又懇切地說：“我那裏是個好平台，希望沈二哥寫幾篇文章，既可以幫助指出共產黨工作中的不足，也可以發發自已的牢騷。”

“可是，我無牢騷可發，而且你也知道，我是不習慣也寫不出由別人規定我來寫的文章。”

其實，在蕭乾之前，已經有幾家報刊來約沈從文寫那樣的文章，要他給共產黨提意見，他都是這麽據實回答。

蕭乾走後，沈家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專程從上海來京的一位持了報社介紹信的青年。

“您是著名的老作家，解放後對您的待遇太不公平，您對共產黨有什麽意見，盡管說！我一定在我們的上海《文匯報》上為你鳴不平。如果您不願寫，說出來，我代你執筆也可以。”

沈從文默默地望著他，耐心地等他說完，輕輕地告訴他：“我沒有什麽不平，不再搞創作，是我自己的決定，是自己心裏有個限製。”

望著那青年失望地離去，沈從文在心裏咕嘟著：“文學必須突出一個大寫的‘我’，與政治與宣傳完全是兩碼事，響應號召，恐怕是提不出好意見的。我對共產黨的許多事情還弄不明白，還是來寫一些自已已經弄明白的事情吧。”

這麽想著，沈從文找來那份3月時，向中國作家協會寫的創作設想：

“有關寫作計劃，打量到可以進行的，大致有兩個中篇的初步準備，如時間能作自由支配，還容易著手：一以安徽為背景的，將來得去那邊鄉下住一個月，已經有了底子；二以四川內江丘陵區糖房生產為背景的，我曾在那裏土改十個月，心中也有了個數目，將來如寫也得去住一二月，並在新成立大機器糖房住十天半月。這些東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時間，又有能力可到想到地方去住住，並到別的地方去，如像青島（沒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陣，工作或可望能夠逐漸順手完成。”

創作已經像棵長青樹，長進了沈從文的生命中，由稚嫩到成熟，注定是要伴隨終身，至少是在渴望中、在夢裏。1951年冬，早年曾約見而被沈從文婉拒的陳賡將軍還想見見他。將軍讀過他的許多作品，因為喜歡他的作品而敬慕他，於是約沈從文在北京飯店相見，這使沈從文很興慰，並且有了創作的衝動。

1951年10月28日，沈從文給沈龍朱、沈虎雛倆兒子的信中說：“如能在鄉下恢複了用筆能力，再來寫，一定和過去要大不相同了。因為基本上已變更。你們都歡喜趙樹理，看爸爸為你們寫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1951年11月8日致信愛妻張兆和說：“這麽學習下去，三個月結果，大致可以寫一厚本五十個川行散記故事。有好幾個已在印象中有了輪廓。特別是語言，我理解意思，還理解語氣中的情感。這對我實在極大方便。”

1951年12月2日，又有信給金野：“你說寫戲，共同來搞一個吧，容易安排……我總覺得用中篇小說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變動，安置到一個特別平靜的背景中，景物與人事一錯綜，更是容易動人也。但當成戲來寫，社會性強，觀眾對於地方性生產關係，也可得到一種極好。”

沈從文是個做得比說得多的人，心活了，1951年11月12日，便寫成了原跟陳翔鶴提到的以“革大”幾個大師為原型的小說——《老同誌》。這篇五千多字的小說，他三易其稿，花費三天，“完成後看看，我（沈從文）哭了。我頭腦和手中筆居然還得用”。

有了這樣的自信，沈從文第二天給張兆和寫信：“希望趁三年內有機會把似寫的另外幾個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辰溪的一個特別好，因為有背景；另一個是常德，全是船隻。另外還有三個，鳳凰是其一，都有了個輪廓，三個必然可得到和《邊城》相近的成功。”

然而，《老同誌》輾轉數家報刊雜誌，卻沒有一家願意刊登。第二年，沈從文不得不給丁玲寫信，托她設法“用到什麽小刊物上去，就為轉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

新作難以獲得發表的機會，舊作《邊城》卻被香港影業公司改編成電影《翠翠》，沈從文看後，雖認為翠翠演的太時髦，老船夫也沒演出湘西農民的純樸味道，心中仍是很欣慰。自已的作品，畢竟還有人喜愛。

2月25——26日，他參加土改工作總結會，一肚子話想說，結果隻說了一半，有人遞一字條寫道：“已超過五分鍾”，沈從文隻好打住。此時沈從文的話雖引不起別人的興趣，但他對工作的高度責任心還是感動了博物館領導。兩年後，館黨委書記找沈從文談話，表揚他做事認真，要他寫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認真做事是我的本分，入黨我沒有資格，還差得遠。”

沈從文非常認真地回答。不久，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邀沈從文、老舍、周培源、馮至等聚餐，席間，李維漢誠懇地說：“黨的事業需要知識分子，希望你們能加入中國共產黨。如果不願意，也可以加入九三學社。”

這幾個人聽了，都回答說：“入黨還不夠條件，隻希望能多看點文件，想多知道點國家大事。”

這一年，全國由折實工資轉為固定工資製，沈從文定級為副研究員，並一直副研究員了25年。對此，沈從文說：“隻要給我工作便利，薪資則永遠不要超過館中業務領導。”

然而，他的工作便利卻長久未能得到，甚至一直沒有一張辦公桌。後來，沈從文在給摯友高植的信中有如此訴說：

“我還是在博物館打雜，而且打點小雜，什麽事都做……每天我按時簽到，一離辦公室就必稟告一下主任，印個二寸大照片作資料，必呈請主任批準，再請另一部主任批準，才進行。凡事必稟承英明全麵館長指導下進行，館長又稟承社管局一個處長，處長又稟承局長，局長鄭西諦算來是我五級上司了。”

新中國建立之初的二十多年裏，個人的一切發展都隻能由“政治”來安排，在若大個中國，除了陳寅恪，知識份子中似乎沒人能遊離在政治之外得到發展。沈從文的牢騷還隻在心裏時，1953年春，他收到了合作多年的開明書店寄來的一封公函：

尊作早已過時，開明版紙型及全部庫存作品均已代為銷毀。

這打擊，顯然要比工作中的窩囊讓人痛苦萬分；而就在這公函收到不久，台灣也傳出，沈從文被定為“反動文人”，“所有作品，均禁止在台灣出版發行。”

“從文一方麵很有修養，一方麵也很孤僻，不失為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像這樣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時代的犧牲？”梁實秋在《憶沈從文》一文中如此說。

沈從文痛苦地熬著，秋天到了，他被邀請參加了9月23日——10月6日的第二次全國文代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個著作等身的大作家，這一次竟是以工藝美術界代表的身份來參加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在懷仁堂接見部分代表，沈從文有幸在接見之列，這位比沈從文大9歲的湖南老鄉在問過他的年齡後說：“年紀還不老，你還可以寫點小說嘛。”

沈從文不置可否地笑著，大陸內外都不出版他的文章了，他正在心裏痛苦地要與文學創作決裂。或許是他以前的名氣太大，或許是當時的信息不夠發達，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全國還是有報刊不斷向他約稿，現在黨的主席也這麽對他說，他真有些哭笑不得。

既然像過去那樣“隨心”地創作己不可能合潮流，響應號召的“命題作文”自已又不願做，除了呆在博物館打雜，又能做什麽來謀生呢！

就在毛澤東說了那樣的話不久，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給沈從文來信，表示願為他重返文學創作崗位作出安排。直到一個多月以後，沈從文才寫信給周揚：

“老朋友為公為私，多以為我還是得寫點小說，一麵對國家有益，一麵對個人生活也會稍有轉機。但博物館還有些問題，也要人肯從大處著眼，作作顧問，提點意見，同時且還有些文物得收集……現在就坐下來讓國家養著寫文章，我覺得不大好”。

信中，沈從文希望周揚把自已的意思轉告胡喬木，看看能否給一份由自己來牽頭做的陶瓷和組織物花紋研究工作。這事自然不了了之，沈從文卻開始在《新建設》與《新觀察》雜誌上不斷發表文物專論，諸如《中國織金錦繡的曆史發展》和《中國古代陶瓷》等，竟多達40餘篇，終為中央工藝美院聘為中國染織美術史研究生課程的兼職教師。

在以後的兩年中，沈從文雖然還是打雜，但一方麵也埋頭文物研究和講課，提出了隻憑文獻“倒來倒去”地考證，“得不出新的東西”的科學見解，人民美術出版社又出版由他主編的《長沙出土古代漆器圖案選集》及與人合編文物圖案集《明錦》。

到1956年，54歲的沈從文有幸出席1―2月間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當選為委員。可就在這時候，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楊振聲重病：從東北轉北京協和醫院。

一生熱衷於教育，把教育視為生命的楊振聲，新中國成立後雖然沒有什麽實職，卻還是北京大學教授，“三反”運動來了，莫須有地被定為“學閥”，調往東北人民大學。1890年出生的楊振聲此時己六十二歲，他這塊磚被搬到東北後，硬高粱米使他兩年之後便患了腸梗阻，到病情萬分惡化時，才轉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