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參加土地改革2

舊中國的土地，50%一60%為地主富農所占有，並借此來收取田租。沈從文跟隨的工作組，就是去沒收這些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同時也給地主留一份生活必須的土地，讓他們自己耕種，自食其力。出發後，沈從文在船上就給張兆和寫信：

“上了車，就隻覺得一件事，即終生作人民的勤務員，以後要多做事，凡事對國家人民有益的事，都得作去……國家太偉大了，個人極渺小。”

剛到四川內江，不久，沈從文就被陳翔鶴接到成都。時間真快啊，一晃他倆就有二十多年沒見麵了。

“七七事變”發生後，北方眼看就要淪陷，陳翔鶴回到了故鄉成都，第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在文藝界的統戰工作，解放了，他順理成章地擔任了四川省教育廳長、四川省文聯副主席，聽說沈從文在內江搞土改，急忙派車把沈從文接到成都來。

倆人雖然分別了20多年，各自的情況也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那份年輕時就建立的信任和感情，卻是一點也沒變。知道陳翔鶴被共產黨委以重任、擔負著繁重的工作，沈從文很為老友欣慰，祝福過後倆人開始像以前那樣暢談起來。

“我想來想去，實在沒有自殺或被殺需要或必要。我要新生，在一切誹謗和侮辱打擊與鬥爭中，得回我應得的新生。我有什麽理由今天被人捉去殺頭？這不是我應得的。”

“對，就是這樣。”

“可是，你知道嗎？世界變了，一切失去了本來意義。兆和去了華北大學，我似乎和一個群的哀樂全隔絕了，包括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前年6月10日，丁玲和陳明，還特意約了何其芳來看我，可她除了勸我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嚇，再沒有什麽話，我們中間隔了太多。不僅是她，就連我的倆兒子也這樣。”

“龍龍跟虎虎，他們都在讀書吧？”

“龍龍已進高中，虎虎在讀初三。有天晚上，我和他們討論問題，我跟你學學。”

陳翔鶴期待地點點頭。

“爸爸，我看你老不進步，思想搞不通。國家那麽好，還不快快樂樂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並不十分懶惰。也熱愛這個國家。至於進步不進步，表麵上可看不出。我學的不同，用處不同。”

“凡是進步一看就明白。你說愛國，過去是什麽社會，現在又是什麽社會？你得多看看新書，多看看外麵世界。你能寫文章，怎麽不多寫些對國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館弄古董，有什麽意思！”

“那也是曆史，是文化！你們不是成天說打倒封建？封建不僅僅是兩個字。還有好些東西，可讓我們明白封建的發展。帝王、官僚、大財主，怎麽樣糟蹋人民，和勞動人民在被壓迫剝削中又還創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實，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麽一麵工作，一麵學習，正是為人民服務！”

“既然為人民服務，就應該快快樂樂去做！”

“照我個人說來，快樂也要學習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說起過，學習並不簡單，知識分子改造、轉變，要有痛苦嗎？痛苦能增加人認識。”

沈從文講完他們父與子的對話，苦澀地一笑說：“孩子們所理解的國家，自然和我明白的國家大不相同。當時虎虎讀初一，因為要加入少年先鋒隊，把自傳寫成給我看，裏麵有言：‘父親在解放時神經失常，思想頑固，母親從學校回來，就和他作思想鬥爭。’我指著這說：‘這個措詞不大妥。等媽媽回來看看好些。鬥爭像打架，不是我的長處。’虎虎說：‘我一個人若耽誤了，下一期還不知什麽時候再招，怎麽辦？’說著大顆眼淚已掛在眼角。我知道，‘政治’已滲入到一個十三歲孩子的生命中，趕緊說：‘希望你得到許可入隊，向媽媽哥哥看齊，我再向你們看齊。’”

沈從文與陳翔鶴聊著，雖然還像20多年前那樣坦誠，卻沒了那樣的快樂。政治太多地介入普通百姓的生活，百姓隻會生活得更沉重。

“我是1950年4月轉入革大學習的，由於自已政治水平過低，和老少同學相比，事事都顯得十分落後，理論測驗在丙丁之間，且不會扭秧歌，又不會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群體的生活上走走群眾路線，打成一片。換言之，也就是毫無進步表現。對‘革大’當時的一些現象，我不理解。學習既大部分時間都用到空談上，所以學習實踐，別的事既作不了，也無可作，我就隻有打掃打掃茅房尿池。”

看到陳翔鶴沉默，沈從文接著說：

“浮浮泛泛的把一部分生命交給老牛拉車式的辦公，完全教條的學習，過多的睡眠（一般的懶惰更十分可怕），無益的空談，以及純粹的浪費，怎麽愛國？毛澤東的思想，人力解放，使用到政治軍事上若幹方麵，已見出偉大空前無比成就。但是，其實隻是用到人力一小部分。為補充這個思想，還應當有種生命經濟學，在藝術上，在教育上提出些新原則，新計劃，新方法。在中國工業化前期，有個管理生命的斯達哈諾夫運動，用到生命經濟方麵。”

“吃飯時幾人談‘風流’。極離奇。有些人似乎不找些無意義話談談，即不能過日子的。從談話中也可見出一個來源不一的群，隻有用一些不相幹而又有其同性的閑談，方能聯係。除談這種閑話外，即玩牌、玩球、玩棋等等。唱京戲也是一種。不幸這些走群眾路線的玩意兒，對我實在毫無辦法。還是和大廚房幾個大師傅真像朋友，因為從他們談的家常、可以學許多，理解許多……所說的話和神氣行動印象結合，極使人感動。比起聽同組空談有意義得多。有教育性得多。”

說到這兒，沈從文終於臉上露出了笑，告訴陳翔鶴，因為與幾個大師傅的相交，使他萌生寫這幾個工人的想法，到時一定要寫出來。

“50年12月18日，我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學習結束，從西苑遷行李回。那天，堅冰凍指，寒氣逼人。回來後還有領導希望我歸隊搞創作，隻是自己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又怎麽可以創作呢？”

沈從文說了很多，就是不說郭沫若的文章和北大的大字報，陳翔鶴終於問了，沈從文這才簡單地說了說，然後又補充：

“郭沫若對我很不好，但北大領導還是給了條出路，在沒有地方安排我的情況下，讓我上革命大學，改造思想，然後又把我安排在曆史博物館搞鑒定、收藏文物的工作。土改結束回北京，能去午門樓展覽會上當解說員，或許是我惟一和人民碰頭的機會。”

陳翔鶴聽著老友的述說，禁不住眼圈都紅了，隻想哭。他就一個地方小官，自然不能幫到沈從文什麽忙，唯一能做的，就是想留老友多住幾天，倆人開開心心地再聊聊文學。沈從文卻不能夠這樣，一則工作工作繁忙，二則他不想耽誤老友的工作，第二天一早就與老友告辭。土改工作結束後，沈從文路過成都，陳翔鶴聞訊趕去車站與他話別，掏心掏肺地說了一句話：

“一定要好好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