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參加土地改革

解放後，在最初的近30年裏，中國人最大的變化就是人人都成了一塊“革命磚”，無論是哪裏需要就可以往哪裏搬。沈從文這個著名作家、北大教授、“革命磚頭”，終於被搬到了嶄新的工作崗位——在曆史博物館裏做講解員。

每天天還沒亮，他必須起床，“在北新橋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

這個笑起來象孩子一樣的老人，自此決口不談政治，他隻是輕聲地似乎是在心裏說：“從生活表麵看來，我可以說‘完全完了，垮了’。什麽都說不上，因為如和舊日同行比較，不僅過去老友如丁鈴，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聲名赫赫，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而我呢？”

更讓沈從文感到孤獨、傷感和無望的是：曆史博物館有很多辦公室，別人都有，就他沈從文沒有，幾十年後他回憶說：

“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為熟習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說笑聲，我似乎和夢裏一樣。生活浮在這類不相幹笑語中，越說越遠。

每到關門時，我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因為明白生命的隔閡，理解之無可望……”

有一天，博物館講解員沈從文被通知去參加接待市裏一位領導同誌。他早早趕去，等了很長的時間，領導同誌終於來了，原來就是曾經的學生同事、如今的副市長吳晗。沈從文見了，隻好躲開。博物館領導為此很不高興，事後責問他為何如此。

“你們見他鞠躬如也，他見了我也是如也鞠躬，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對待我。”沈從文解釋說。

1949年7月2日，是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的日子，也是對沈從文打擊最大的日子，做了半輩子的文學工作者，作品等身，翻譯成多國文字，現在卻連文學工作者的代表也不是。

七月的北京己經燥熱，沈從文病怏怏地躺在**，六月剛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的巴金來北平出席首屆文代會，他首先趕到沈從文家來拜訪。早在抗戰結束以後，看到沈從文的政論雜文，對於他的強烈憎恨戰爭、反感任何黨派，巴金不讚同他的觀點，對他的觀點感到非常焦慮，曾委托當時身在上海的汪曾琪給沈從文寫信，勸他少寫雜文，專注寫小說。

現在看到沈從文的處境，巴金有些後悔自已當初該親自趕往北京一趟。然而，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其實，就算那時巴金真去了北京，也不可能勸說沈從文不去坦誠地發表自己的觀點。事實上，就是在革命大學進行思想改造期間，盡管他已經作出了離開文壇的決定，卻還是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文學理念評價當下的文壇：

“近來在報上讀到幾首詩，感到痛苦，即這種詩就毫無詩所需要的感興。如不把那些詩題和下麵署名連接起來，任何編者也不會采用的。很奇怪，這些詩都當成詩刊載，且各處轉登不已。”

聽了沈從文這樣的話，“革大”的同學甚至異地看著他。

這就是沈從文，一個擁有偉大作家的坦誠與執著品位的沈從文，也正因為此，與他友誼終身的大作家巴金也自愧不如。

巴金的看望，文代會期間不少朋友一次又一次地來家看望，給了沈從文極大的安慰與支持。病中的他，依然眷念著文壇，不斷向來探望他的朋友們問這問那，似乎自己根本沒有被隔絕在文壇之外。

“首屆文代會期間，我們幾個人去從文家不止一次，表麵上看不出他有情緒，他臉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們打聽文藝界朋友的近況，他關心每個熟人。”三十年後巴金如此回憶說。

當時被這個嶄新的國家否認作家身份的沈從文，他的微笑中雖然有太多的委屈和淒楚，卻終是沒有那一代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後悔和自責，即巴金所說的“我是躲避不了的，中國知識分子悲劇。”

因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的文章裏，直接用“黑”給蕭乾畫像，說他“是標準的買辦型……從槍眼中發出各色各樣的烏煙瘴氣，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著了。”

為此，蕭乾曾一度工作難覓，隻是蕭乾終是比沈從文實際，他知道怎樣來改變自已的命運。因為要生存，他像許許多多的知識份子那樣，放棄了堅持和獨立思考而采取迎合緊跟。1947年說“五四運動”的精粹是民主、1948年還在鼓吹多黨競爭的蕭乾，在被郭沫若的批判之後，1949年時他立刻高呼：

“順人民者存，逆人民者亡”，轉而說五四一開始就是反封建反帝，把“五四的成果”等同於“人民奮鬥的成果”。

實際的蕭乾，由於觀點立場的“轉變”，終於擺脫郭沫若加在他頭上的那頂“黑”帽子，1949年底回到北平後，參加了第一次文代會。

為此，沈從文對他“刮目相看”、並“敬而遠之”。

“我不是反感他的‘轉變’後的立場觀點，而是反感他的‘轉變’本身，太快了，我無法相信他說的是真話。”

沈從文對勸他待蕭乾熱情一些的巴金說，巴金聽了沉默下來，心中更加欽佩沈從文。

嚐到了趨時緊跟的甜頭，蕭乾的頌歌唱得愈來愈歡暢，1951年3月1日，蕭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學習》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得到了毛澤東極大重視，當即寫信給胡喬木，鄭重地推薦蕭乾這篇緊密配合新形勢的文章。

“3月1日《人民日報》載蕭乾《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一文，寫得很好，請為廣播，發各地登載，並可出單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寫文章一起出一本，請叫新華社組織這類文章，各土改區每省有一篇或幾篇。”

慣於諷刺的蕭乾一唱頌歌，便得到毛澤東如此高的評價，他的創作與政治地位，都開始一路攀升。文章頻頻發表，一篇反映土地改革的特寫——《土地回老家》，被譯成十餘種外文出版；1952年，又從新聞界轉至文學界任中國作協《譯文》雜誌編委；1956年，被聘為《人民日報》文藝版顧問，同時被中國作協任命為《文藝報》副主編。

1949年9月8日，沈從文寫信給丁玲：“已深知個人由於用筆離群，生活離群轉成個人幻念。涉於公，則多錯誤看法，近於病態而不健康；涉於私，即為致瘋致辱因果。為補救改正，或放棄文學……但要說即能十分積極運用政治術語來表示新的信仰，實在一時也學不會……為自己，我已痛苦掙紮了近四十年，永遠為獨自作戰，實在太累，得休息，也不為什麽遺憾了。”

1936年，丁玲離開南京輾轉到延安後，不但很受毛澤東等領導重視，甚至無拘無束地和毛澤東談自己對延安的觀感。一次丁玲說：“我看延安就像一個小朝廷。”毛澤東馬上說：“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說：“林老，財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懷，國防大臣。”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你還沒有封東宮西宮呢！”丁玲說：“那可不敢，這是賀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賀子珍會有意見的。”

在延安，丁玲創作了《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一些作品。但到1942年3月間，丁玲、艾青、羅烽、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卻在延安文壇掀起了一個針對延安落後麵與陰暗麵的“雜文運動”。其中丁玲和王實味最為引人注目，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針對延安存在的隱性歧視女性現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評。這使毛澤東難以忍受，由他發起的整風運動使丁玲很快成了主要批判對象，然而，不久毛澤東又出麵保丁玲：“丁玲同王實味不同，丁玲是同誌，王實味是托派。”

延安整風的主要對象成了王實味，丁玲也借著批判王實味洗脫提高了自己，整風之後一連寫了《脫胎換骨》、《革麵洗心》兩本學習心得，從此心態大變，逐漸放棄個性主義，不久寫出歌頌合作社工作模範人物的小說《田保霖》。

“丁玲現在到工農兵當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毛澤東表揚丁玲說。

這使丁玲感動又感激，於是到河北一個村子蹲點，參加土改運動，後來以此為生活基礎，寫成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這篇小說後來獲得斯大林文藝獎金。

在延安，丁玲曆任“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職務；新中國建立後，先後任《文藝報》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和《人民文學》主編等職。

在剛建國時，丁玲對蕭也牧小說《我們夫婦之間》被批判曾私下表達不滿，說：

“我們現在就怕寫落後，就隻能寫新人物，寫英雄品質，他們不知道這種英雄品質是如何來的，如何經過鬥爭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

她甚至批評當時的創作：“不是廢話連篇，就是幹幹巴巴，板著臉死說教，都是氣不足，都想紙紮的花，其中沒有水分，沒有活氣。”

丁玲創辦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獲得了學員的普遍愛戴，後來卻被批評為“利用黨和人民所交托的崗位，極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圖實現她的稱霸文壇的野心。”

丁玲當時正主編《人民文學》，接了沈從文的信後就約他為雜誌寫些東西。

文學是沈從文魂牽夢繞的事業，他是一個把文學作為生命意義來追求的文人，對並不能讓他心底感動的人事，他根本就無法去敘寫，更談不上違心地去歌頌了，於是終不能再寫出什麽。到1950年4月25日，剛出版的《文藝報》第二卷第三期（總第15期）上，竟然發現一則有關沈從文的消息：

文學名著《邊城》、《水滸傳》、《腐蝕》將先後由上海文華影片公司製成電影。

《邊城》三年前由桑弧改編成電影劇本，最近又經師陀重新編寫，近期即開拍。這是一條關《邊城》被改編成電影最早的消息，也是最早的有關沈從文小說被改編成電影的消息，這實在是一條有些叫人吃驚的消息。

1951年秋天，沈從文再次重寫了《我的學習》交給丁玲，請她轉給報紙發表，並向丁玲詢問自己即將參加土改一事的意見。

“凡對黨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

丁玲的回答很得體，卻也很冷漠，這使沈從文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好在很熱心關心他的人也有一些。10月25日，在沈從文即將離京赴四川參加土改工作前，收到林宰平發來的電報：

“如果身體不好，最好不下去。”

看著林宰平的電文，沈從文心中一熱。

共產黨建國後，林宰平擔任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二屆理事會理事、國務院參事等職，1960年3月21日上午8時37分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82歲。

沈從文當即給林宰平回信，表明自己參加土改的想法，是“希望有機會看看大地主被人民鬥爭，也希望看看比較小的地主被鬥爭情形。更重要是學習明白人民如何處理曆史中這個大事情，如何生長，如何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