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調往曆史博物館2

沈從文抹不掉郭沫若批判的陰影，有轉向文物的念頭，開始來思考和概括博物館研究的意義。

1948年11月，沈從文終是遇到了一樁帶喜的事情。經過短短三個月的戀愛，張充和與漢思喜結秦晉，沈從文夫妻以“娘家”人的身份，給張充和舉辦了一個中西結合，熱鬧溫馨的婚禮。第二年元月，張充和與漢思雙雙赴美，從此行影相隨，幸福度日。

三十五年後傅漢思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那時，沈從文看到我對充和比對他更感興趣，我再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談話了，馬上就叫充和，讓我們單獨在一起。小虎（虎雛）注意到充和同我很要好了，一看到我們就嚷嚷：‘四姨傅伯伯。’他故意把句子斷得讓人弄不清到底是‘四姨，傅伯伯’還是‘四姨父，伯伯’……我們結婚儀式雖是基督教的，但沒有問答，采用中國慣例，新郎新娘在結婚證書上蓋章，表示我們堅定的信心。除我倆外，在證書上蓋章的，還有牧師，按照中國習俗，還有兩個介紹人（從文和金臧）兩個代表雙方家屬的，沈太太和楊振聲教授（他代表我的家屬）。……後來吃蛋糕。小虎最喜歡吃，他說‘四姨，我希望你們天天結婚，讓我天天有蛋糕吃。’”

傅漢思與張充和赴美前，他們邀請沈從文出去看看。沈從文搖搖頭，送走他們夫妻，回到家時，便有北大教務長陳雪屏在等他。

“有什麽事嗎？”

陳雪屏並不回答，隻把兩張直飛台灣的飛機票送到沈從文手上。遼沈大戰丟了47萬餘人後，平津戰役又已經開始，蔣介石自知難勝毛澤東，開始把中國的錢財和精英運往台灣。沈從文雖然一直為國民黨厭務，但在他們眼裏畢竟是個一流作家、北大教授，便也希望他能到台灣去。

沈從文雖然不同意共產黨的一些做法，但卻更反感國民黨的獨裁和腐敗，他不像一般文人那樣功利地依附一方討發展，而隻是相信良心的判斷去做事，他拒絕送來的機票，拒絕了前去台灣的引誘。

我沒有違背良心做過事，我不用逃避什麽。1948年12月，沈從文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

一個嶄新的時代，總有我能為之盡力的事情。沈從文此刻雖然並不樂觀，對未來卻還是充滿希望。

春節剛過，1949年l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7歲的沈從文第一次看到解放軍，心中非常高興，與師生盛讚說：“解放軍進城，威嚴而和氣，也難怪他們能不戰而進京。早知如此，他們定將多一如我之優秀隨軍記者。”

2月，北平《新民報》記者采訪沈從文，在談到《斥反動文藝》時，他依然坦率地指責已然新政權中的顯赫人物：

“我覺得，郭先生的話不無感情用事的地方，他說我隻寫戀愛小說，其實不對，在抗戰時期我寫的東西很多，不過有的是受檢查沒有被通過不能出版，自焚的作品就有好幾部”。

3月13日，沈從文給張以瑛寫信說：“如還以為我尚可爭取改造，應當讓我見一見丁玲，我亟想見她一麵。”

信寄出之後，他正耐心地等待時，北京大學的校園裏，突然就貼出了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一文的大字報，“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也一並貼出。

作為一個心底無私的人，沈從文是無畏的，在文壇上，他耕耘了二十多年，開始是為了獨立，後來是為了文學的信念，當他終於為文學的科學進行探索時，已經再無功利，也無所畏懼了。這麽些年來，他挨的批評、批判、甚至討伐很多，卻並不怎麽為其所動。

因為這些人多用階級鬥爭理論、典型化理論來理解評價他的作品，如韓侍珩《故事的複製——評沈從文著〈月下小景〉》（1934），賀玉波的《沈從文的作品批判》（1936），凡容《沈從文的（貴生）》（1937）等，都在責備他不寫階級鬥爭，沒有塑造個性化的人物，對不同階級人物缺乏愛憎分明的立場。

到後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沈從文因“京派與海派之爭”，“禁書政策之爭”，“‘差不多’問題之爭”等文藝論戰，被左翼批評家批得十分利害；後來到西南聯大，因為教書沈從文在創作上作了不少的新探索又，同樣受到他們的種種非議。

1948年郭沫若馮乃超的討伐雖然稱得上是左翼批評的登峰造極，而且郭沫若又有那麽強大的政治背景，沈從文卻仍然感到自己能扛住。

可是現在，是師生們在貼他沈從文的大字報，好像不但是政府、連人民也否定了他的作品，他一夜之間竟成了為人所不恥的“人民公敵”。

沈從文有生第一次感到極大惶恐，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絕望於大勢。就在這時候，沈從文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箋上沒有稱呼，沒有署名，隻有大大地畫著的一個子彈，下麵寫著一行字：

“算賬的日子近了。”

這封信如今已成了懸案。如果不是極左而陰險的學生衝動所為，就是國民黨留下的敵特人員所做。看了“信”後，一種不被理解的委屈，和找不到渠道申訴的壓抑，還有諸多的憤慨，充滿了沈從文心中：

“叫我怎麽弄得懂？那些自幼養尊處優，在溫室中長大，並且有錢出國留學的作家們，從前他們活動在社會的上層，今天為這個大官做壽，明天去參加那一個要人的宴會。現在共產黨來了，他們仍活動在社會的上層，毫無問題。我這個當過多年小兵的鄉下人，就算是過去認識不清，落在隊伍後麵了吧，現在為什麽連個歸隊的機會也沒有？我究竟犯了什麽罪過？”

沈從文目光茫然，內心塞滿從來沒有的孤獨，他歎息說：“沒有人肯明白，都支吾過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絕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應當那麽休息了！”

他能想念的隻他記憶中的湘西，“田園將蕪胡不歸？”還是歸去吧，歸去吧……1949年3月28日這一天，沈從文將臥室的門鎖上，然後用刮胡子的刀片，認真地割開自己的動脈。

也算是天不該滅，正巧時在清華讀書張兆和的堂弟張中和來沈家，他從沈從文臥房前經過，聽到裏麵有呻吟的聲音，感覺很不對勁，喚了兩聲沒人回答，門又推不開，情急之下，便一邊喊一邊破窗而入。

鮮血浸染的沈從文已經昏迷，張中和與趕來的沈家人急忙把他送進醫院。外傷好之後，沈從文終於又被抬進了精神病院。陷入了病態迷狂狀態的沈從文不斷念叨：“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麵對此情此景，張兆和悉心地照料著，無言地眼淚禁不住滾滾而下。沈從文在張兆和的照料下漸漸恢複了健康，沒多久走出了精神病院。既然已經病愈，領導們就送他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政治。

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簡稱“革大”，是中共華北局建國後成立的第一所大學，目的是在短時間把學員頭腦中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統統清除掉，用共產主義思想取而代之。

“革大”位於荒涼的北京西苑的一個大院裏，曾是清朝、日本人、國民黨政府的兵營。校園裏沒有草坪也沒有樹木，隻有二三十幢灰色的兩層樓房，每層樓有五六間屋子，完全是軍隊營房。僅有一個光禿禿的大操場，用來作“革大”的露天大課堂和集訓場所。

每天，沈從文都要在這裏，在陽光的直曬下，在彌漫著塵土的氣息中，上幾小時的大課，一邊聆聽革命理論一邊領略北方滴水成冰的寒冷。沒有椅子，學員們隻能蹲在地上聽課，腳凍僵了，手長了凍瘡。

“因為‘革大’在西郊，表叔幾乎是‘全托’，周一上學，周末回來，一邊吃飯一邊說笑話，大家有一場歡樂的聚會。好久我才聽說，表叔在‘革大’的學習，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過組織生活。有時憑自己的一時高興，帶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請人喝茶時，卻受到一頓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為一個老作家麵對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東西，為將要舍棄幾十年所熟悉用慣的東西而深感惋惜痛苦。”

特從香港前來北京看望沈從文的黃永玉四十年後回憶說。而沈從文自已，則寫下了這麽一段在“革大”改造思想時的文字：

“我現在坐在西苑舊軍營一座灰樓房牆下，麵前二丈是一個球場，中有玩球的約三十人，正大聲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黃昏，天雲如焚如燒，十分美觀。我如同浮在這種笑語呼聲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軍營中光景。生命封鎖在軀殼裏，一切隔離著，生命的火在沉默裏燃燒，慢慢熄滅。擱下筆來快有兩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義。國家新生，個人如此萎悴，很離奇。”

文字有些辛酸，讓人透徹地感到了那個時代的脈搏和革大的生活情景。所幸隻有短短的不到三月，沈從文便學完了革大的改造思想課程，他“畢業”了，卻不能再回北大上課，也沒了創作的**和欲望。

經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及北大副教授兼曆史博物館代館長韓壽萱介紹，沈從文隻能調往曆史博物館去。一個天才的作家，就這樣地放下了手中的筆！

“我們相愛一生，一生還是太短！”沈從文曾這麽敘說自已對文學的感情。

1942年5月，他在給大哥沈雲麓的信中表示：自己隻是希望“過兩年能抽出兩隻手來，連一禮拜五點鍾書也不教，來寫十年小說看看”。信中談到自己當時的創作計劃，說除了重寫以呂家坪為背景的《長河》（已寫13萬字）和續寫以王村為背景的《小砦》（計劃寫七八萬字）外，還正在寫以沅陵為背景的《芸廬紀事》（已寫2萬字），“寫成十個時，我將取個總名，為《十城記》”。諸如此類的話，沈從文說過多次。

然而，就憑他從開始到剛成熟的二十幾年創作，魯迅已認為他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作家。文學評論家夏誌清稱讚他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最傑出、想象力最豐富的作家。”美國學者金介甫把沈從文與魯迅、福樓拜、斯特恩、普魯斯特相提並論。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則很遺憾地說：

“他（沈從文）的價值是，包括魯迅在內，沒有一個中國作家比得上他。沈從文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

更讓人遺憾的是：他剛47歲，正值壯年，有了20多年的創作經驗，積聚著一腔的創作熱情、眾多的想法、無盡的渴望，卻隻能在一聲歎息中作罷。

“跛者不忘履”。沈從文轉向文物研究後，對文學的熱愛和渴望絲毫不減，卻隻能把自己的這種心態來作一番形象地比喻：

“這個人本來如果會走路，即或因故不良於行時，在夢中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會常常要想起過去一時健步如飛的情形，且樂於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試圖恢複他的本來。”

沈從文隻能把創作留在幻想和夢裏，難怪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為他一生的寂寞傷心。而我們，則隻能為他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