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調往曆史博物館
1948年的春天，似乎還有點寒氣逼人，沈從文一大早起來，搓搓手在書桌前坐下，開始給一位文學青年寫信：
“一切曆史的成因，本來就是由一些抽象觀念和時間中的人事發展相互修正而成。書生易於把握抽象，卻常常忽略現實。然在一切發展中，有遠見深思知識分子，卻能於正視現實過程上，得到修正現實的種種經驗”。
在有些事情上，沈從文一直很天真，他甚至以為文學具有超越於政治之上的作用，以為用文學去重塑民族精神比政治安排取得的效果還要大、相信文學有通過修正現行政治來修正現實的功能。
“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種地方性的局限束縛，和陰晴不定的‘時代’風氣儼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將不免如其他鄉人似異實同的命運，或早或遲必僵仆於另外一種戰場上，接受同一悲劇性結局”
沈從文正在信中對自己進行分析時，聽到熟悉的敲門聲。他放下筆，溫和地說：“進來吧。”
果然是張充和，她輕輕地告訴沈從文：“朱教授來看你，我留他在客廳等著。”
1946年以後，張兆和與沈從文在政治見解上發生了明顯的分歧，有事常常是讓妹妹張充和來找他。這時北大給沈從文的宿舍，是一棑七八間的長條房子。沈從文的書房在東頭的第二間，張充和住在最西頭單門的那間。
張充和1933年來京參加沈從文與三姐張兆和的婚禮，因要考北大就留了下來，後以數學零分、作文文采飛揚被“破格錄取”，卻又患了肺結核三年級時隻能選擇休學。她無緣得到北大的學位，康複後便到《中央日報》的副刊《貢獻》當編輯；抗戰爆發，又與沈從文一道選編教科書；而後離開昆明前往四川重慶，任職於教育部音教會下屬的國立禮樂館。
這一路過來，才貌雙全的張充和石榴裙下曾經有過無數的追求者，用情最專最深的要數詩人卞之琳與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方先生，可惜他們終都打動不了張充和的芳心。到1947年，1914年出生的張充和已經33歲，因在北大教昆曲、又還是單身，她就寄寓到沈從文夫妻家來了。
沈從文來到客廳，朱自清開門見山地說：“博物館要舉辦幾個展出，還請你鼎立相助。”
原來，北大在2月時開始籌備博物館，韓壽萱任館長，館址就設在沙灘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後麵，現在博物館籌備好了，要辦展出，韓館長想到對古玩有研究的沈從文，就托朱自清出麵來請他相助。
沈從文的相助自然是非常熱心盡力，後來不但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博物館舉辦的“中國書畫展”、“中國漆器展”、“古銅兵器展”、“敦煌考古工作展”等展出中，還把自己多年搜集收藏的古物、瓷器、民間工藝品連同一些珍貴的漆器與《世界美術全書》、《書道全集》等一批藏書都一起捐給了博物館。
送走朱自清，沈從文回到書房，還沒拿起筆，又聽到那熟悉的敲門聲，他幹脆起身走過去把門打開。
這一回張充和的臉上露出苦澀，把一份打開著的香港《大眾文藝叢刊》遞給沈從文。這是三月剛出的，上麵赫然有一篇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動文藝》。
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劃出了紅、黃、藍、白、黑五種“反動文藝”，其餘都是泛說，獨特意點了沈從文、朱光潛、蕭乾三個人的名說：“桃紅色的沈從文，藍色的朱光潛，黑色的蕭乾”。
沈從文為什麽是桃紅色的，郭沫若說，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在抗戰初期，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麵孔，諡之為民族自殺悲劇，把全中國的愛國學生斥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
沈從文讀到最後一句，忍不住輕輕地罵了兩個字：“惡毒！”然後接著往下讀：
“抱歉得很，關於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實在一個字也沒有讀過。為了要寫這篇文章，朋友們才替我找了兩本《文學雜誌》來，我得已拜讀了他的一篇《看戲與演戲——兩種人生理想》（二卷二期）。”
看到郭沫若這樣來談他的老朋友朱光潛，沈從文抬頭來，憤憤地問張充和：
“他既然對朱光潛的文章一個字也沒有讀過，怎麽可以將別人劃進‘不利於人民解放戰爭’的‘反動文藝’裏呢？這分明就是先定罪，然後再找證據，武斷霸道，假話！”
“是啊，郭沫若為什麽要這樣呢？”
“還不是因為朱光潛對他的創作也不以為然。就在今年1月，朱光潛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現代中國文學》，縱論現代中國文人，談詩提到七八個人的名字，唯獨沒有郭沫若；談小說提到五六個人的名字，也沒有郭沫若；談戲劇倒是有郭沫若了，卻說：‘郭沫若寫了幾部曆史劇，場麵很熱鬧，有很生動的片斷，可惜就整部看，在技巧上破綻甚多’。我雖然說他郭沫若小說不行，但至少還承認他是個詩人，朱光潛竟連這也不以為然，郭沫若豈能容忍！”
“這隻是個人對文學的看法，說錯了也是個人觀點，怎麽可以如此給人定罪。”
“別人或許不會，這個郭沫若，雄強自信，自視甚高，他連魯迅的小說都不屑一顧，一再聲明‘魯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讀’，‘差不多連書名都不清楚了’。這樣一個人，怎麽能容得別人對他的輕視！”
沈從文說著，又去看郭沫若對蕭乾的評說：
“《大公報》的蕭乾，這是標準的買辦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貴族的芝蘭’，其實何嚐是芝蘭，又何嚐是貴族！舶來品中的阿芙蓉，帝國主義者的康伯度而已……蕭乾也起了這種麻醉讀者的作用，對於這種黑色的反動文藝，我今天不僅想大聲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今天你的貢煙就是《大公報》的蕭乾！”
“對蕭乾，他簡直是恨之入骨了。”
“為什麽呢？”
“為什麽，還不是因為蕭乾對他的創作也不屑一顧。早在1946年，蕭乾就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篇《中國文藝往哪裏走》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話：‘每逢人類走上集團主義，必有頭目招募嘍羅，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誤了大事，在文壇這現象尤其不可……近來文壇上彼此稱公稱老，已染上不少腐化習氣，而人在中年，便大張壽宴，尤令人感到暮氣……紀念五四，我們應革除文壇上的元首主義……’這顯然是指1942年左翼文藝界在重慶為郭沫若慶賀50大壽的事，當時他們都稱郭沫若為郭老，是魯迅之後的旗手。”
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後期，國民黨在戰場上和政治上都已被打得七竅流血，全國人民期待著新中國的來臨。郭沫若1928年因受蔣介石通緝，旅居日本，抗戰爆發後回國，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後改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1946年後，他站在民主運動前列，成為國民黨統治區文化界的革命旗幟。1948年到香港，就是受命籌組全國性文藝家組織的工作。
郭沫若聰明透頂，在詩、劇作、考古方麵都曾做出過驕人的成績，他知道，這時正好以自已的威望和地位，最大限度地統戰一切文化人，讓他們投入到革命的陣營中來，所以他說：
“假如有昨天的敵人，一旦幡然改悟，要為人民服務而參加革命的陣營，我們今天立地可以成為朋友。”
這話說得多好哇！如果真能這樣做，作為當時中國文化旗手的郭沫若，肯定會給中國的文藝界帶來福祉。可歎的是，一個再聰明的人，為人辦事，往往也會屈從於他的秉性。就像許多聰明甚至成就了一番大事的人一樣，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做出不合理甚至殘忍的事又是一回事。
郭沫若明白“化敵為友”對中國文藝界最有利，但在對於那些曾不屑於自已批評過自已的人，卻總是反其道而行之，不顧什麽大局“化友為敵”地展開鬥爭了。他不僅對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由於他與創造社、魯迅的宿怨，解放以後，還借著一次次的運動，把胡風，丁玲、馮雪峰等等凡與魯迅走得近的人都打成反革命或右派，這不能不說是郭沫若一生中的遺憾。
因為郭沫若的旗手地位，同期《抗戰文藝叢刊》還刊登了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說沈從文稱道熊希齡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樸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是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傳統”。
兩篇文章，尤其是旗手郭沫若刀光劍影的批判文章，使沈從文初次領略了郭沫若的秉性，他放下刊物，對張充和笑著搖了搖頭。
北大西語係有個外籍教授叫傅漢思，是位世居德國的猶太人，他精通德、法、英、意文學，在加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就到中國來學習中文，做中國曆史、文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是位名副其實的漢學家。他與沈從文認識後，很快成了友朋、並和沈從文的兩個男孩龍朱、虎雛交了朋友，說這對學習漢語有益。
為此，傅漢思便常來沈從文家，不久，沈從文卻發現：傅漢思每次來家裏，對張充和比對他與小孩更感興趣，於是待傅漢思再來時，沈從文便笑著對張充和說：“你幫我接待一下，我有篇文章要寫。”
幾次都是這樣，張充和有一次問他：“寫什麽文章？”
誰知這次沈從文確實在寫一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這是一篇時評，沈從文在文章中說內戰是“民族共同的挫折”，重申了他那個應將“仇恨傳染改造成愛與合作”的觀點。
這時，從1946年6月26日開始的國共大規模內戰已經進入到第三個年頭，國共雙方的兵力對比，已經由戰爭爆發時的3、14比1，變為1、3比1，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已控製了東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與國民黨軍進行的戰略性決戰——遼沈戰役已經開始。而沈從文卻還在呼喊“愛與合作”，指責戰爭的雙方。
這隻是我作為一個中國文人的心聲，我應該發表出來，我有權利說出自已的看法。沈從文就是沈從文，他毫無顧忌地將這篇文章發表在9月的《論語》上。
腐敗的國民黨軍隊已經不堪一擊，從1948年9月12日開始的遼沈戰役，到11月2日便告結束，52天內國民黨軍被殲47萬餘人，東北全境成為共產黨的天下。
11月，沈從文又在《論語》上發表《收拾殘破》一文：
“題目是‘收拾殘破’，私意從此做起會為國家帶來一回真正的‘文藝複興’！這個文藝複興不是為裝點任何強權政治而有，卻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勞三者結合為富饒人類生命得到合適發展時一點保證，一種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