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最忙碌的兩年

1946至1947年，沈從文雖沒寫出什麽小說，卻比往年似乎更忙。1946年7月12日，他攜妻帶子從昆明飛抵上海，一下飛機，安置好妻兒，他就匆匆地趕去拜會朋友。

上海的朋友太多，葉聖陶、巴金、鄭振鐸、李健吾等友人都在這裏，沈從文最先去見的，是巴金。

巴金這一年非常活躍，年初時與茅盾等21人聯名發表“陪都文藝界致政治協商會議各委員書”，信中呼籲廢止文化政策，確立民主的文化建設政策。六月又與馬敘倫等上海各界人士上書蔣介石、馬歇爾及各黨派，呼籲永久和平。

老朋友相見，都萬分地欣喜，沈從文告訴巴金：近兩月前的5月4日那天上午，西南聯大全校師生在新校舍圖書館舉行結業典禮，梅貽琦代表聯大常委會宣布：西南聯合大學正式結束！

日本鬼子投降有一個多學期了，西南聯大的三校，各自複校，都遷回自己原來的地方去。北京大學繼續聘他為教授，這次全家來上海，是送家小去蘇州暫住，他一個人先去北京，待一切有著落後，再接他們母子團聚。

巴金認真地聽著，完了笑笑地找出6月1日《上海文化》第6期，打開來遞給沈從文。

“沈從文原籍湖南。近因湖南正苦於旱災，乃在昆明報上刊登啟事，立下心願，鬻字賑災。啟事原文如下：‘湘災嚴重，死亡太多。我會寫幾個草字，想義賣一百件，全部作賑災。我的朋友、同學、讀者，凡樂意助成這件事的，在籌賑會請代收賑款銀行或報社捐款萬元，函示收據字號，即將所書一件寄奉。’”

看著雜誌上轉載《沈從文鬻字賑災》的消息，沈從文認真地說：“湘災確實嚴重，多虧朋友幫忙，我總算盡了些同鄉的情誼。”

“100幅字全賣了？”

“多出差不多一倍。”

“真有你的。”巴金敬佩地望著他。

“我做的都是小事，與你上書蔣介石比，不是一個層次。”

“這種話不該是你說的。”

“對，大事小事，隻要對中國有利，我們都要盡力去做。隻是，蔣介石怕是不會聽你們的。抗戰勝利了，他還把一些待退役轉業的軍官收容下來……把美國剩餘軍火，重新裝備，在國內各地砰砰彭彭那個‘戰爭’，我是很擔憂的。打了這麽些年仗，政府應該把很有限的一點錢，用於戰後民生和經濟建設，結果卻用於戰爭開支，實在讓人憤慨。”

沈從文的這些話，後來寫在了8月9日的散文《懷昆明》中。日本人投降了，沈從文看到的卻是還是戰爭，而且是內戰，他從普通老百姓的需要出發，從人性出發，深切地渴望和平，對戰爭充滿厭惡。在接下來的日子，小說基本停筆，寫得最多的是政論、隨筆，中心就是反對任何理由的內戰。

回北京不久，8月30日，沈從文寫下了《新燭虛》，在文章中談了自己返回北平後的印象，覺得許多人一眼看去，“樣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營養不足”，“儼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種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情形中”。希望能開展一個“新的文學運動”，以一種“綜合過去人類的抒情幻想與夢，加以現世成分重新處理”，並“綜合過去人類求生的經驗，以及人類對於人的認識，為未來有所安排”的文學作品，建立起年輕一代“對重造社會重造國家應有的野心”。

而對於在“零下三十度的一些地方，還有五十萬人不怕寒冷在打仗”的現實，認為“讀書人縱無能力製止這一代戰爭的繼續，至少還可以鼓勵更年輕一輩，對國家有一種新的看法，到他們處置這個國家一切時，決不會還需要用戰爭來調整衝突和矛盾”。

與巴金告別時，巴金很真誠地勸他：“留在上海寫作吧，這樣比你去北平教書對中國人的貢獻一定更大。”

沈從文感激巴金的真誠，回說一定認真考慮他的意見。第二天，7月13日午後，沈從文去拜訪葉聖陶。

沈從文與葉聖陶相交，緣於倆人的相互欣賞與彼此信任，自從1927年6月葉聖陶在來稿中讀到沈從的短篇《我的鄰》後，他們的這種關係就建立並日益牢固。葉聖陶在《小說月報》主編的位置上催著沈從文寫文章來發表，到1929年初葉聖陶把《小說月報》交還給鄭振鐸，還是不斷向沈從文要來文章推薦給《小說月報》。

沈從文在《小說月報》發表的小說前後多達二十二篇，早中期的代表作《柏子》、《會明》、《菜園》、《夫婦》、《蕭蕭》、《丈夫》、《虎雛》都曾刊登在《小說月報》上，這不能不歸功於葉聖陶對他的欣賞和關愛。

對沈從文特別看重的葉聖陶，不僅經常向雜誌、朋友推薦介紹沈從文的文章，甚至引導孩子來欣賞閱讀沈從文的作品。1936年1月，他主編的開明書店《新少年》雜誌創刊後，就在該刊開設了“文章展覽”專欄，其中就特別展覽了沈從文的《辰州途中》。

“這篇旅行記的寫法，‘是把自己印象最深的事物記下來，宛如攝一套活動影片，與此無關的簡直丟開不寫’”。葉聖陶點評《辰州途中》說：“沈從文描摹‘灘水險急’、纖手老頭兒‘對於生存還那麽努力執著’，以及‘那小山水村如畫如詩印象’的手法和語言，都是這篇旅行記的‘佳勝’和‘意味’之所在。”

對於葉聖陶，沈從文同樣如此，他在1930年12月發表的《談中國創作小說》中讚美葉聖陶：“以最誠實的態度”創作他的故事，他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還適宜於學習取法的”；“在過去，以至於現在，還是比其他人某些作品為好些。”

1935年8月，沈從文在《大公報》發表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稱讚葉聖陶主編的“有五萬份銷路”的《中學生》雜誌，說“《中學生》雜誌許多大學生還應當看看，因為它上麵有許多文章，值得全國學生注意”。

出於對葉聖陶的敬重，沈從文把他的作品交給葉聖陶由開明書店出版。葉聖陶評述沈從文的短篇集《春燈集》、《黑鳳集》：稱沈從文為美妙的故事家，說他以體驗為骨幹，以哲理為脈絡，揉和了現實跟夢境，運用了獨具風格的語言文字，才使他的故事成了“美妙”的故事。還肯定沈從文代表了我國現代文藝向多方麵發展中的一方麵，而且達到了最高峰。?

葉聖陶素以“認真”和“嚴謹”著稱，為人處事講究規矩和分寸，說話辦事留有餘地，不走極端。能如此絕對肯定地評斷沈從文，足見對沈從文是多麽的欣賞。

在抗日戰爭中，葉聖陶參與到反抗國民政府的鬥爭中，為民主國家的新聞自由而奮鬥。1946年，他回到上海，擔任了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總務部主任及上海市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和中學教育研究會的顧問，見沈從文來訪，他非常高興。

沈從文告訴葉聖陶，雲南有一支部隊因拒絕調往湖北參加內戰，而全部走散。“從這可以看出，中國的軍隊百姓，都是反對內戰的。”

看到沈從文對內戰爆發的擔憂，葉聖陶深有同感，談了自已的一些看法，說：“我聽聞一多說，他請你參加民盟，你拒絕了。”

“我一生最怕打殺，隻守著一個讀書人最基本的本分；之所以沒有像鄭振鐸、聞一多那樣熱心政治，‘便是因為我能承受生活上的一切壓力，反抗性不大，這或許是弱點’。”

葉聖淘聽了，說：“能承受生活上的一切壓力，應該是優點；對政治少一些熱心的作家，隻是個人的興趣，說明不了什麽。”

“我對題材直接汲取於農工且就正於農工的創作方法並不反對，但認為仍應看重作家的作品；就我自己的創作而言，我不習慣受管束，也不會管束人。正是因為這些，抗戰初期中共歡迎一些作家到延安去，我才沒有去。丁玲他們去了，一個最有天賦的女作家，反倒再沒有什麽作品了。”

沈從文與葉聖陶說的這些話，回北京後，8月31日，在接受鼓子岡夫婦采訪時，他又說了相同的內容，被采訪者撰寫出來在9月3日的《大公報》上發表。

沈從文8月初回到北平，住進沙灘中老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這裏原是清代高級官員的大宅院，如今入住的還有文學院長朱光潛、法學院長周炳琳，以及張頤教授、吳之椿教授、江澤涵教授等十餘位著名教授。

沈從文除授課外，還擔任《益世報》、《經世報》、《平明日報》、《大公報》4家大報文學副刊的編輯，繼續他一直以來地培養文學新人的工作。他自己，由於內戰在繼續，社會依然動**不安，太多的困惑糾纏著他，文學作品便越寫越少，把能擠出的一點精力，都放在了對時局文學的關注上。

7月15日，聞一多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沈從文知道後8月9日撰寫了《懷昆明》一文，大聲呼籲駐滇的湖南高級軍官，務必“使這件事水落石出”。

9月1日，沈從文在上海《文學月刊》發表《一種新的文學觀》，對文學“成為政治的附產物和點輟品”再次提出異議，指出：

“國家進步的理想，為民主原則的實現。民主政治的象征，屬於權利方麵雖各有解釋，近於義務方麵，則為各業的分工與專家抬頭。在這種情形中，一個純思想家，一個文學家，或一個政治家，實各有其偉大莊嚴處……然而我們在承認‘一切屬於政治’這個名詞的嚴肅意味時，一定明白任何國家組織中，卻應當是除了幾個發號施令的負責人以外，還有一組顧問，一群專家，這些人的活動，雖根據的是各種專門知識，其所以使他們活動，照例還是根據某種抽象原則而來的……一個文學作家若能將工作奠基於對這種原則的理解以及綜合，實際人性人生知識的運用，能用文學作品作為說明，即可供給這些指導者一種最好參考，或重造一些原則，且可作後來指導者的指導。”

10月初，沈從文又在《上海文化》月刊發表《北平的印象和感想》，對停在天安門前的美製坦克和在東北進行的內戰感到困惑和不滿。到中旬，沈從文在接受記者姚卿祥的采訪時，他稱讚巴金、茅盾以及卞之琳、蕭乾他們默默地堅持工作，而對原來靜靜地寫文章的人現在“出風頭”，鬧運動，“顯然有些愛莫能同意”，而對郭沫若“飛莫斯科”，鳳子“跑到蘇聯大使館去朗誦詩”，以及丁玲“到鐵礦上去體驗工人生活，寫了文章還要請工人糾正”等，則頗不以為然。在提到何其芳等去了延安的作家時，沈從文說：

“‘他們是隨政治跑的’，對文學不會有好影響。因為‘文學是可以幫助政治的，但用政治幹涉文學，那就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