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參與創辦《戰國策》2

4月底，沈從文寫了《“五四”二十年》一文，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解放’與‘社會改造’運動。當時要求的方麵多，就中對教育最有關係一項，是‘工具’的運動，即文學革命……可是文學革命運動，從建設方麵看，固然影響大，成就多，從破壞方麵看，也不可免有許多痛心現象。新工具既能廣泛普遍的運用，由於‘濫用’與‘誤用’結果，便引出許多問題。從大處言，譬如北伐成功後國內因思想分歧引起的內戰，壯丁大規模的死亡，優秀青年大規模的死亡，以及國力無可計量破壞耗損，就無一不與工具濫用、誤用有關。從小處言，‘學術’或‘文化’兩個名辭，近十年來，在唯利是圖的商賈和似通非通的文化人手中，常弄得非驢非馬，由於誤解曲解，分布了萬千印刷物到各方麵去，這些東西的流行，即說明真正的學術文化的發展，已受到了何等不良影響。所以紀念五四，最有意義的事，無過於從‘工具’的檢視入手。”

到5月1日，沈從文又寫了《文運的重建》，文中認為：文運“遭受了這易變社會的摧殘，越來越失去原有意義。比較起來社會固有了進步，文運實已墮落了……墮落的原因，一為從民十五起始，文學運動勢力由北而南，由學校轉入商場，與上海商業資本結合為一，文學作品有了商品意義，成為商品之一種……一為民十八以後，這個帶商品性得商人推銷的新文學事業，被在朝在野的政黨同時看中了，它又與政治結合為一……因此從民十五以後，雖很產生了不少在商業上成功的作品，民十八以後，到民廿六為止，卻並不曾產生過多少對國家有建設性的大作品……我們必須努力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建設一個觀念，一種態度，使作者從‘商場’與‘官場’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學校培養，學校奠基，學校著手……我們應當把文運同‘教育’‘學術’聯係在一處，不能分開，爭取應有的自由與應有的尊重，希望它在明日有個更大的發展！”

這篇文章5月5日發表在昆明《中央日報》上，因為文章反對文學“與商業資本溶合為一”和“與政治溶合為一”，被左翼作家視為“反對作家從政論”，受到激烈批評，而沈從文卻堅持自己的觀點，以後在其它文章和講演中又多次重申這一主張。

沈從文整日地奔波勞累，不是教書就是寫作，生活雖很辛苦，卻很樂意地堅持著。5月7日，他寫信給大哥沈雲麓：“物價日貴，到假中即有支持不下趨勢，熟人多有向四川走者，我們可無此能力，因即讓孩子們入川，一行四人，至少也得路費千元，目下實無此能力也。”

情況如此，沈從文卻不願去拿一些自己不想拿的錢，此前他到長沙時，原來的老上司湘西王陳渠珍要為他謀一空頭參政，月有三百五十元，他卻婉言地謝絕了。

6月，沈從文發表了《向徐誌摩作品學習抒情》；9月16日，沈從文發表《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一文。在後一文中，沈從文認為“魯迅的作品，便充滿與人與社會敵對現象，大部分是罵世文章。”文章發表後，聶紺弩在12月1日的《野草》月刊上發表《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一文，對沈從文提出了激烈的批評。

事實上，魯迅與沈從文都是近一百年中國最偉大的中國作家，對國家民族，都有共同的擔當和責任意識，都堅守了作家的良知良心，隻是個人性格文風不同采用不同的表達方式罷了。

《阿Q正傳》與《邊城》，分別代表著魯迅和沈從文，一篇是對傳統中生長出來的“國民劣根性”的憤激鞭笞，另一篇是從這個傳統中發掘出純美堅毅的鄉土生機。這兩部小說“冰炭兩極”卻又異曲同工。

魯迅曾撰寫《七論“文人相輕”——兩傷》等文，批判沈從文，可在他去世前三年卻對美國作家斯諾說：“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茅盾、丁玲女士、張天翼、鬱達夫、沈從文和田軍是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

而那時的沈從文，還沒有開始寫那一堆包括《邊城》在內，代表自己創作高峰的作品。

就在魯迅肯定沈從文是“最好的作家”後，1934年，沈從文在《魯迅的戰鬥》一文中，又一反其慣常平和的文風，以激烈的態度徹底否定魯迅雜文的藝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對魯迅的人格氣度也不無尖刻的嘲諷。

到後來1947年寫的《學魯迅》一文，則對魯迅在學術研究、小說與雜文創作上的貢獻都有高度的評價。

“魯迅先生貢獻實明確而永久。分別說來，有三方麵特別值得記憶和敬視：

“一，於古文學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處。二，於否定現實社會工作，一支筆鋒利如刀，用在雜文方麵，能直中民族中虛偽，自大，空疏，墮落，依賴，因循種種弱點的要害。強烈憎恨中複一貫有深刻悲憫浸潤流注。三，於鄉土文學的發軔，作為領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筆，從教條觀念拘束中脫出，貼近土地，挹取滋養，新文學的發展，進入一新的領域，而描寫土地人民成為近二十年文學主流。”

很明顯，作為一個偉人對另個偉人的評價與爭執，沈從文和魯迅都是超越功利和自我的界限去發現對方的優劣，然後坦率地傳達給眾人，展示出作為一個時代最偉大作家的胸襟和見識。

事實上，沈從文這一年寫的諸如《一般或特殊》、《文運的重建》、《文學運動的重造》、《“文藝政策”檢討》、《一種新的文學觀》等文章，都是關於“重造文運”、“重造經典”的重要措施，他要求“抱著個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經驗，有計劃的將這個民族哀樂與曆史得失加以表現。且在作品中鑄造一種博大堅實富於生氣的人格，使異世讀者還可以從作品中取得一點做人的信心和熱忱的工作，使文學作品價值，從普通宣傳作品變為民族百年立國的經典。”

因為如此，他才來批判文學的政治化與商業化。在開始的時候，沈從文隻是感到文學本身的不自由，便從單純維護文學本身的純潔性出發，沒有把這種政治化、商業化的文學市場與民族的道德建構、百年文運聯係在一起。他寫出《邊城》後，沉默了兩年。

“我不寫作，卻在思索寫作對於我們生命的意義。”

終於，思索清晰起來：“在當前，在明日，我們若希望那些在發育長成中的頭腦，在僵化硬化之前，還能對現實有點否定作用，而又勇於探尋能重鑄抽象，文學似乎還能做點事，給他們以鼓勵，以啟示，以保證他們似乎也才可望有一種希望和勇氣……重造一個比較合理的國家。”

四十年代初的沈從文，己經站在了一個更高的角度，想要來延續真正的文學事業，不讓文學成為時代、戰爭的犧牲品。因為戰爭總會終止，文運卻要繼續。

可是，“時間在成毀一切，都行將消滅了。代替而來的將是無計劃無選擇隨同海上時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種簡單範本。”

麵對這樣的狀況，對論政不感興趣的沈從文，也隻能來關注社會國家的變動對於民族道德的建設：“製度化和專家化及新戰國時代新公民道德的培養，除依靠一種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漸實行，與科學精神的發揚光大，此外更無較簡便方式可采。”

早期想通過原始純樸的鄉風民俗來重建民族品德的的沈從文，這時己認識到文學移風易俗作用的有限，發現民主政治倒是迅速改變社會的一種捷徑，於是一貫持自由主義思想的沈從文，把重建民族品德的手段從文學傾向了政治。

然而，當時理想、浪漫的狂潮根本不允許誰來這樣冷靜的觀照和反思，沈從文對於重造文運的呼聲終不僅被一個開天辟地的**時代所淹沒，而且給自己帶來了不堪的後果。

10月13日，27架日機輪番轟炸昆明，西南聯損失慘重，學院男生宿舍全毀，學院辦公處及教員宿舍亦有多處震壞，沈從文和卞之琳合住的宿舍屋頂和牆麵局部洞穿，鄰室半坍。空襲後，師範學院借昆華工校校舍上課，沈從文隻好搬到文林街20號樓上居住。

作為一介文人，對於日本人的暴行，沈從文隻能筆伐，12月30日，他在香港《大公報·文藝》第1000期發表，《廢郵存底——給一個廣東朋友》一文，譴責了日本帝國主義所扶持的王克敏、汪精衛一夥民族敗類，讚揚愛國知識分子在“優秀圖書館員的薪給，不如資源委員會的門房……學有專長教授的薪給，不如昆明市的堂倌和理發師”的困苦生活中仍堅持抗戰的崇高精神。

沈從文自家的生活雖然越來越拮據，他還是更願為比自己困難的人做些事。大轟炸後，他認真地寫了20條小條幅，為西南聯大籌集學生特別救濟金進行“義賣”，第一次“把習字和經濟發生聯係”。

年底了，本該是喜氣洋洋的，可日本人的炸彈炸去了大家的喜氣，把物資也炸得異常緊張。為了能把艱難的日子打發過去，沈從文隻好讓九妹沈嶽萌進入西南聯大圖書館任職員，有100元月薪，家庭生活可以改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