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參與創辦《戰國策》1

西南聯大名流薈萃，開設的都是學術性的課，新文學的影響力還達不到大學課堂，是因為沈從文的加盟，這所中國一流的大學才更俱新文學的氣。

“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題名《論英雄崇拜》，陳銓先生寫的。本意給國人打氣，對‘英雄’有所讚美，用意自然很好。對於‘英雄’含義，文章中雖曾說過是各式各樣的領袖，惟內容所指的還是代表武力與武器的使用者，對麵自然就是代表讀書人的‘士大夫’，於是很感慨的說，中國讀書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讀書人，要找出一個原因，所以又說，這是由於‘五四’的結果！為什麽？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養成了士大夫的壞脾氣，腐化而且墮落。”

沈從文剛寫完這第一段，就聽到那熟悉的腳步聲，他停下筆，扭頭對著門外，等張兆和進屋。

“又在與人爭論？”張兆和將一杯茶水放在書桌邊，輕輕地問。

“陳銓的《論英雄崇拜》中有這麽個意思：‘近代教育教壞了這些讀書人，反不如過去受了點通俗小說教育的武裝同誌表現得動人。我們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個卑鄙小人。有對這種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麽回事？康德說，英雄有壯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懼之忱，無條件拜倒；他要你死，你必樂於死去無疑。’我認為不怎麽妥，想說說自己的看法。”

“什麽看法？”

“真英雄換言之就是‘真的領袖’，並不是‘萬能法師’。我們生於二十世紀，對待這麽一個英雄，自然也隻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為明白英雄隻是一個‘人’，與我們相差處並非‘頭腦萬能’，不過‘有權據勢’。維持他的權柄，發展他的偉大，並不靠群眾單純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層分子各方麵的熱誠合作！二十世紀兩個近代化的國家領袖，羅斯福和斯大林，所謂作領袖的意義，便是如此。個人權力盡管其大無比，事實上各事有人負責，個人不過居於提綱挈領的地位，總其大成而已。讀書人對於他崇拜不崇拜，是無所謂的。”

沈從文從桌子上拿過茶杯，卻並不喝，而是雙手捧在手上，接著說：

“陳銓提及英雄崇拜時，引用百十年前叔本華、尼采一類人對於這個名詞所作的抒情說明，與時代實不大相合。這些人的英雄觀多屬‘超人’，配上拿破侖的性格風度倒剛好合式。這種英雄於戰爭中必騎一匹高大雄駿的白馬，在山頭大纛下據鞍顧盼，群眾則野戰格鬥，破陣陷敵，有進無退。可惜時代已過去了。慕索裏尼和希特拉兩位要人，在群眾大會拍攝新聞電影片時，雖尚傾心這種古典英雄風度，裝作雄雞姿勢，已不免令人發笑。若在法比戰場上最前線，我敢同任何人打賭，這兩位偉人就決不會比一個二等兵樂意把頭多昂起一英寸！這就叫作時代不合，偉大意義也不會相同。”

說到這兒，沈從文呷了口茶：

“所以我認為，英雄崇拜若近於群眾宗教情緒與浪漫情緒之歸納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會各方麵去，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玩球的，跑車的，爬山的，遊水的，無不可以引起這種集中的作用。英國封一個戲子作爵士，瑞典給一個電影女演員頒發勳章，這是國家有意從群眾中產生英雄的例子。羅斯福有時會為足球比賽發發球，斯大林大排場款待從北極探險回來的水手，這又是現代偉大意義不同的另一例子。這事值得注意處，便是真的領袖都有意將英雄崇拜情緒轉移到娛樂或致用分子方麵去，個人卻承受了‘民治主義’一個對於‘人’的原則，‘領袖也是一個人，並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離遠。要群眾信托愛敬，不要群眾迷信崇拜。”

“你說的或許更有道理，可是我卻認為，你最好還是去寫小說，別寫這些與人爭論的文章，省得惹來無盡的麻煩。”

“你說得很在理，隻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該有自已的擔當和責任，如果連自已的觀點都不敢亮出來，自責和內疚也是讓人很難受的。”

“可是，陳銓不是與你看法一致，你們才一起來編雜誌的嗎？”

陳銓1928年8月出國，先後留學於美國、德國，學習哲學、文學和外語。結業後赴美國留學阿伯林大學，獲碩士學位。留學期間接受了尼采哲學的影響。1933年在德國克爾(Kiel)大學獲博士學位，1934年初回國,後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英文與德文。

陳銓認為，重造“民族精神”不是要提倡“個人自由”，而是首先要提倡“民族自由”，隻有每個人必須回到民族這個集體中，才能避免個人自由所帶來的利己主義。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宣揚尼采，為的是提倡“個人主義”，陳銓卻反其道而行之，用宣揚尼采來否定“個人主義”，張揚民族自由。他反對的這種“個人主義”，不包括具有強大個人才能的“超人”，更多的是指普通的個人。認為那種具有超常能力的個人，是能領導整個民族擺脫危機的英雄，而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愚昧、自私和落後的，必須有強有力的領導，才能帶領他們走出危難。

陳銓為了有個平台把這種思想釋放出來，就聯絡林同濟、雷海宗、沈從文等聯大教授，創辦了一個名為《戰國策》的半月刊，沈從文在其中做些“處理文藝部門稿件”的工作。

之所以取名《戰國策》，是這幾個教授們根據“曆史形態學”的理論，將抗戰時期的國際形勢看作“戰國時代的重複”，沒有正義人道可言，認為當時是“爭於力”的時代。為此，陳銓、林同濟從叔本華、尼采的“權力意誌”、“超人哲學”出發，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論”，主張“英雄崇拜”，反對“民治主義”，認為“實際上社會的進步，是靠少數超群絕類的天才，不是靠千萬庸碌的群眾”。

這些主張，由於出現在國民黨對內製造摩擦，壓製民主，頒布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向共產黨提出軍政統一於政府“統一論”的時候，很快遭到“左翼”人士的猛烈批判，認為他們是迎合國民黨政治獨裁的需要。

《戰國策》1941年1月創刊，胡繩立刻發表一係列文章，批判陳銓提出的“英雄崇拜”和林同濟在《寄語中國藝術人》中表達的美學認識；茅盾也在《時代錯誤》一文中，批評戰國策派關於戰爭的觀點是法西斯主義的翻版；1942年1月，漢夫在《“戰國”派的法西斯主義實質》一文中首次全麵否定戰國策派的基本主張，並認定其具有明顯的“法西斯主義實質”。漢夫的認定得到不少“左翼”文化人士的響應，戰國策派的理論便在政治上被定性為“法西斯主義思潮”。

可誰也沒想到：解放初，參與其中的教授，隻有當時就提出異議、實質上對“法西斯主義”深惡痛絕的沈從文，遭受最殘酷的打擊。

沈從文聽了愛妻的話，開始感到好笑，可立即也明白：張兆和是不想他與人爭來爭去，給自已惹麻煩。可有不同看法，大家爭一爭不是更好嗎？戰國時，不正是因為“百家爭鳴”，才有了那麽多深刻的思想流傳至今的嗎？沈從文心裏雖然這麽想，怕張兆和擔心，便不說話，隻望著她笑。

張兆和明白沈從文肯定有一肚子理由，更明白他這篇文章一定非寫完不可，於是便換了話題說：“下午我要去呈貢友仁難童學校教英文，你就不要去了吧。”

“那怎麽行，這種事，隻能累一下自已，怎麽可以耽誤學生？”

原來，沈從文在教大學的同時，對整個社會和中小學語文的教育一直十分關注，這也是當時一代大知識分子的特點。從胡適、劉半農、楊振聲到朱自清和葉聖陶等等,他們都從不同的方麵為整個社會和中小學語文教育盡自己的努力，作一些貢獻。

作為一名著名作家，沈從文不但參與了1933年8月至1939年6月間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和基本讀物的編寫工作，到了西南聯大以後，還經常到當地的鄉下中學義務上課。這天下午他要去的，就是張兆和任教的呈貢友仁難童學校。因為這樣的上課，沈從文寫出了《從‘小學讀經’到‘大眾語問題’的感想》、《〈上海通信〉附記》、《論讀經》、《盡責》、《關於看不懂》、《白話文問題》和《文運的重建》等一係列關注語文教育或者涉及語文教育的文章。

這天，沈從文與張兆和夫妻從呈貢友仁難童學校回到楊家大院時，天照例己經是全黑了。這時，四妹張充和已在1940年去了重慶，所幸家裏還有九妹給打理，小龍朱和虎雛，則由一個苗彝族保姆帶著。

此前，為緩解家庭經濟困難，張兆和曾帶著倆孩子打算前往雲南昭通，想應聘設在那裏的國立西南師範中學部的教員，隻因那卡車司機出於安全考慮，拒絕張兆和與孩子同坐載貨卡車頂部，張兆和多日搭不上車，這才又返回龍街。

現在，張兆和到呈貢烏龍埠友仁難童學校教英文，沈從文每周四也到難童學校上兩堂國文課，他倆都是不拿報酬的義務任教，給家裏困窘的經濟不能有半點幫助。雖說困窘還是困窘，連喝豆漿也得節省著，能教教將代表中國未來的學生，心裏還是踏實許多、快樂許多。

吃過九妹給準備好的飯菜，沈從文抱抱虎雛，親親龍朱，便去了坐在一個由木製煤油箱和大畫板搭成的小桌子前，這是全家吃飯、圍坐講故事以及張兆和改作業、沈從文寫文章的地方。條件雖然如此困窘，文章還是要寫的，到深夜2點多時，他終於寫成了《讀英雄崇拜》。這篇文章，在6月1號《戰國策》第5期上發表出來，由於對一期陳銓的《論英雄崇拜》一文的領袖崇拜提出了批評，上海版的《戰國策》在發表這篇文章時，編者在題目下加了按語：

“我們希望讀者看了陳銓先生原文和沈從文先生這篇反辯之後，可以得到相當興趣，參加討論本題。”

結果被張兆和言中，討論很熱烈，添了些麻煩，隻是沒想到更大的麻煩會在九年之後。而在當時，知識份子血性很濃的沈從文，為了自已的擔當和責任，為了少一些自責和內疚，除了小說的寫作，還是不斷地寫一些給自己帶來麻煩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