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關於短篇小說的講演

昆明的五月，天氣已經變暖，西南聯大的禮堂，早上九點時被暖陽偎得暖暖和和的。在這個世界上最差勁的大學講堂裏，卻輪番著開辦當時中國最優秀大師們的各種講座。

今天的講座，既不是馮友蘭講的《人生哲學》、湯用彤講的魏晉玄學，也不是含著一個大煙鬥的鄭昕講的康德、馮至講的歌德和裏爾克，而是沈從文在發表“關於短篇小說20年來的發展及今後出路”的講演。

“我並不覺得小說必須很‘美麗’，因為美麗是在文字辭藻以外可以求得的東西。我也不覺得小說需要很經濟，因為即或是個短篇，文字經濟依然並不是這個作品成功的唯一條件。我隻說要很‘恰當’，這恰當意義，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許不怕數量的浪費，也不必對於辭藻過分吝嗇。故事內容呢，無所謂‘真’，亦無所謂‘偽’(更無深刻平凡區別)，要的隻是那個‘恰當’。文字要恰當，描寫要恰當，全篇分配更要恰當。作品的成功條件，就完全從這種‘恰當’產生。”

沈從文在簡陋卻很暖和的講台上侃侃而談，大禮堂的位置坐得滿滿的，還有些遲來的學生隻好站著。楊振聲和許多老教授也來了，在並不顯眼的左邊坐著，比學生還聽得認真。沈從文並不善談，但對於自己深思熟慮的東西，總是能入木三分很有條理講得清清楚楚。

作為一個寫出來的大作家，沈從文對如何運用文字感受頗深，非常重視，認定文學就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的最終得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語言的表達。因此他很強調語言技能、強調文學作品健康適度的中和之美，講求文章的“技巧”。

沈從文曾在另一個場合中，把文學比喻成“情緒的體操”，“一種使情感‘凝聚成為淵潭，平鋪成為湖泊’的體操。一種‘扭曲文字試驗它的韌性，重摔文字試驗它的硬性’的體操”。

為此，沈從文對很多左翼作家把文學當“宣傳”，過多強調作品的思想性和戰鬥性，忽視創作的藝術技巧，嚴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現象十分不滿。

“《詩經》與山歌不同，不在思想，還在文字!”沈從文如此認為，斷言：“一個作家不注重文字，不懂得文字的潛力，縱有好思想也表達不出”。

為此，他寫了《論技巧》批評說：“人類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須先溶解在文字裏，這理想方可成為‘藝術’。無視文字的德性與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藥，皆為徒然妄想。”

關於“技巧”，沈從文指出：“技巧必有所附麗，方成藝術，偏重技巧，難免空洞，技巧過量，自然轉入邪僻；駢體與八股文，近於空洞文學。廢名後期作品，穆時英大部分作品，近於邪僻文字。雖一則屬隱士風，極端吝嗇文字，鄰於玄虛，一則屬都市趣味，無節製的浪費文字，兩相比較，大有差別，若言邪僻，則二而一”。

在強調語言和技巧的同時，沈從文還特別重視作品的獨創性：“一切作品都必須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達到這個目的，寫作時要獨斷，要徹底地獨斷……藝術品之真正價值，差不多全在於那個作品的風格和性格的獨創上……”

“獨創”是沈從文創作體驗的理性升華，是他藝術全部的濃縮。他不肯承襲舊法，不願駕輕就熟，不懈地進行文體的探索，甚至謙虛地把自己的作品稱為“習作”，目的“隻在說明我取材下筆不拘常例的理由。”

“文學之美妙，即在於能使不生存的人物能生存。”沈從文大聲地引用王爾德的這句名言，來表達自己的文學觀，把自己的創作生命，濃縮為一種“創造”形式，即：

“我怎麽創造故事，故事怎麽創造我。”

沈從文就這樣地把自己融入所愛的文學事業中，如果說開始還有功利，因為人首先得有物資生活，而當這個問題得到最基本的解決時，就隻剩了愛。因為愛，他拋去功利來耕耘文學，為著心中的那份堅持，本來敦厚寬容的沈從文，他坦直地敘說自已的文學觀點。

他肯定劉半農的《揚鞭集》，是“用並不普遍的文字”，“並不普遍的組織”，“唱那為一切成人所能領會的山歌”；讚賞朱湘，“使新詩並不與舊詩分離，隻較寬泛的用韻分行，隻從商籟體或其他詩式上得到參考，都用純粹的中國人感情，處置本國舊詩範圍中的文字，寫成他自己的詩歌”；誇獎胡也頻，用“詩人清秀的筆轉而作小說……每一個故事皆在文字方麵毫無微疵，在組織方麵十分完美”；推崇魯迅小說在文體上的成功，認為像《故鄉》和《示眾》這些小說，“說明作者創作所達到的純粹，是帶著一點兒憂鬱，用作風景畫那種態度，長處在以準確鮮明的色，畫出都市與農村的動靜”。

隻要是把文學當作藝術，而不是標語口號式的作家，沈從文都給予肯定，反之則予以否定。

早在1931年中發表的《論中國現代創作小說》裏，沈從文就以文體作為切入點，對“五四”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的小說進行了總體評價。

“在文體方麵，有意雜糅文言與口語，使之混合，把作品同‘詼諧’接近，許多創作，因此一來連趣味也沒有了……一九二七年後，精致的閑話，微妙的對白劇，千篇一律的諷刺小說，也使讀者和作者有點厭倦了。”

持這種看法的沈從文，坦言“五四”時期“第一期（小說）創作的成績比詩還不如。”

為了文學，沈從文甚至不客氣地批評他所敬仰的前輩，指責周作人、廢名等：有些文字發展到不莊重的放肆情形，對當時文學旗手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也指出有“詼諧的難於自製”毛病。

“十年來中國的文學，在創作一方麵，由於詼諧趣味的培養，所受的不良影響，是非常不好地將諷刺的氣息注入各樣作品內……每一個作者的作品，總不缺少用一種詼諧的調子，不莊重的調子寫成的故事，這權利的濫用，不知節製，無所顧忌，因此使作品受了影響，文學由‘人生嚴肅’轉到‘人生遊戲’。”

人們可以不接受沈從文的觀點，卻不可以不讚美他的獨立精神和率直的人格魅力。

世界是因為有創造才有發展進步的，而任何偉大的創造，都需要一種獨立精神來作為支撐。

“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麵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隻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

沈從文這裏說的“希臘小廟”，是指一種希臘精神，一種同古典精神聯係在一起的古典精神的源頭。

勾股定理的發現者畢達哥拉斯提出“美是和諧”的觀點，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亞裏士多德則力挺“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極端的美”，古典主義都在強調勻稱、秩序、比例、適度、和諧等美學概念，表現在文藝創作上，就是要求遵守技巧規則，重視理性的節製。

沈從文的在自已的實踐與思考後形成的審美興趣與這些偉人的審美原則取得了一致，可沈從文生活的時代，人們更多是處於情緒高漲期的大變革要求中，文學作品充滿了激動的呐喊和狂熱情緒，便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