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在西南聯大1
沈從文與汪曾祺從教室裏走出來時，天己經在開始轉黑了，遠遠地，他看見梅校長辦公室的燈已經亮了，還傳來一個男子不怎麽客氣的質問，便朝汪曾祺揮揮手，自已走了過去。
當時聯大創辦了一個附中，由於教學質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已的子弟送來這附中讀書。聯大創立時，主政雲南的“雲南王”龍雲曾給予許多支持，現在他的女兒竟未被錄取。
“這個梅貽琦，太不給麵子了！”龍雲十分生氣，他的秘書長就跑到梅校長這裏來理論了。
沈從文弄清了是這麽回事，微笑著走了過去。龍雲的秘書長見他進來，沒好氣地指責說：“我在與你們校長說要緊事，你來幹什麽。”
“我來是想告訴你，有這麽個事情：梅校長有個小女兒叫梅祖芬，她同昆明市的學生一道參加附中的考試，因為差了2分，也沒有被錄取。”
“有這樣的事？”
“如有半點假，我甘願軍法處置。”
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成的西南聯合大學，原來的三個校長，無論是北大的蔣夢麟、清華的梅貽琦、還是南開的張伯荃，都是著名教育家、西南聯大的常委，因為蔣夢麟和張伯荃長期住在重慶，梅貽琦便負責了日常的校務工作。
被稱為清華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梅貽琦，從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在十年之間，堅持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製度，成功地將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
西南聯大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八年時中畢業學生約2000人，均學有成就，其中有許多舉世聞名、一流的專家學者。
送走“雲南王”的那個秘書長，沈從文對梅貽琦點點頭，匆匆地趕往呈貢楊家大院。他與楊振聲，還有劉康甫教授父女，大家都住在這個大院裏，共同組成一個“值得紀念的”“臨時大家庭”。
在這個大家庭裏，“楊先生儼然家長，吃飯時，團團一大桌子，他麵南而坐，劉在其左，沈在其右，坐位雖無人指定，卻自然有個秩序。”這時跟沈從文一家住在一起的張充和後來回憶說。
那時候，傅斯年，李濟、羅常培等人也經常到這裏吃飯聊天，給人一種其樂也融融的感覺。又因為張充和從小受母親的影響，頗有昆曲演唱才能，已漸為昆明喜好拍曲之人所知，常有曲友和票友來楊家大院，拍曲演唱，把個楊家大院弄得熱鬧非凡。
沈從文雖不能唱，卻由喜歡聽到會欣賞，每每聽後為妻妹歎惋：“昆曲當行，應以張四小姐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無用武之感。”
若是往常，遇上這樣的周末，楊家大院的人一定都己吃過晚飯，曲友票友們來了，就會有昆曲的名段在院中唱起來：
“嫋晴絲吹來閑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晌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麵，迤逗的彩雲偏。我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
唱腔婉轉動人、情思纏綿，春景、春情，曆然在目。沈從文有時還在路上，就能聽見。這天他沒能聽見“牡丹亭”、“皂羅袍”，卻隻見愛妻張兆和與她的四妹張充和迎麵趕來。
“這麽晚才回來，三姐還擔心是因為空襲。”
“你們不知道炸彈沒投到學校。”
“知道，就是擔心。”張兆和接過話說。
沈從文想到汪曾祺，笑了：“今天有個學生讓看篇文章，與他聊了聊，是個人材，將來必成大器。”
“有人在家等你呢？”
“誰？”
“你常說的大恩人，鬱達夫。”
“他！”沈從文興奮起來，扔下倆女人，拔腿快走。
“你等等我們！”
“你們慢走，我太久沒有見到他了。”沈從文一邊說一邊差不多跑起來。
鬱達夫1926年底返回上海後主持了創造社出版部工作，1928年加入太陽社，在魯迅的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鬱達夫為發起人之一。在一些文學的觀點上，鬱達夫與沈從文不盡相同，但卻絲毫也沒能影響倆人的友誼，雙方一直都將對方視為知己。
1928年，鬱達夫與王映活霞結婚，當年生下兒子鬱飛；1938年鬱達夫一家三口一起到新加坡。長期的動亂中，夫妻雙方產生了種種誤解，維持了12年的婚姻破裂，王映霞獨自乘輪船返國。鬱達夫當時在新加坡任《星洲日報》副刊主編，帶著兒子很不方便，這次來找沈從文，是想把鬱飛托咐給他撫養成人。
沈從文聽了高興得不得了，激動地抱住11歲的鬱飛讓龍朱與虎雛叫哥哥。鬱達夫帶著兒子在沈從文家住了一晚，卻改變了初衷。因為他己經看到了名聲在外沈從文家裏的清貧，既怕以後經濟困難，讓孩子受苦；更怕給沈從文造成太大的困雄。其實，當時不僅沈從文家，大後方的所有公教人員都極為清貧艱苦。
與鬱達夫父子告別，沈從文萬分地難受，拉著鬱飛的手，眼圈都紅起來。鬱達夫最後把鬱飛交給重慶行政院秘書長陳儀撫養，使鬱飛受到很好的教育，1949年在浙江大學外文係畢業，1957年“反右”時卻因“不說謊話而開罪於人”被劃為“右派”，被關押長達20年之久，弄得妻離子散。
鬱達夫回新加坡後繼續辦報和從事抗日救國宣傳，並利用職務之便暗暗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於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
胡適後來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烈士的名字。”
夏衍則堅信：“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
沈從文送走鬱達夫父子，心裏抱憾難受，一個人坐在院子裏發呆，楊振聲見了，沏上兩杯茶，端來放在沈從文麵前，想與他聊聊，還沒開口，兒子楊起到昆明東南部的陽宗海遊泳回來，看著父親和沈從文，目光有些異樣。
“你是不是有話要說？”楊振聲問兒子。
“我洗完澡去了湯池邊上的一個茶館喝茶，卻聽見鄰桌的查良錚在與人說：‘沈從文這樣的人到聯大來教書，就是楊振聲這樣沒有眼光的人引薦的。我當時真想與他理論，後來還是忍住了。’”
“忍得好！”楊振聲誇讚兒子楊起。
沈從文到西南聯大任教，確實是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大一國文》主編楊振聲一力舉薦的。之所以要這麽做，其間自然有楊振聲對沈從文的好感和友誼，而更主要的，還是相信沈從文能教好學生，為了擴大新文學的影響。
1939年6月6日，楊振聲在與時任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主任朱自清參加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教師節聚餐會時，就向他提議聘請沈從文到聯大師範學院教書。朱自清很讚同楊振聲的提議，隻是基於沈從文的學曆感覺要說服係裏的大教授們都接受“甚困難”，於是便於6月12日早晨前去拜訪羅常培教授，誰知一提沈從文他就說不錯。
羅常培早在1929年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時，就與趙元任、李方桂為該所語言組第一批聘用的研究員，1934年出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教授，是位資深的學者。有他支持，沈從文進聯大結果沒有受到中文係更多的阻攔。但由於沈從文的小學學曆，一些留學海外、拿了碩士或博士文憑的“海龜”們，對他還是頗為不屑，其中劉文典最為典型。
當時昆明常受日寇轟炸，於是便有了預警，遠遠地發現敵機來了，警報響起，全體師生就要跑到防空洞裏躲起來，稱之為跑警。一次劉文典看到沈從文跑警，便十分無禮而惡毒地說；“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嗎跑啊！”
沈從文並不言語，隻靜靜地看了他一眼。對沈從文評上副教授，劉文典在課堂上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連四毛錢也不該拿！”
劉文典兩度留日，通曉英、德、日多國文字，他講授的課程，從先秦到兩漢，從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從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古今中外，無所不包。這麽一個學識淵博、學貫中西的大師，之所以這麽無聊地對待沈從文，除去他的偏見，生性狂狷也是主要原因。
他曾誇口中國懂得莊子的共有一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另外半個就是他。當時劉文典講課，著名學者吳宓有時也會前去聽講，並且總坐最後一排。劉教授閉目講課，每到得意處時，便會抬頭後排，得意地問：“雨僧（吳宓字）兄以為如何？”
“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深知劉文典秉性的吳教授聞後必定起立恭敬答。
兩位名教授的一問一答，常使得全場學生暗笑不已。
狂狷實是一個人的毛病，但讓人敬佩的骨氣也常與之並存。劉文典不僅對沈從文，就是對蔣介石也不買賬。他在安徽大學做校長時，曾為學生運動的事頂撞蔣介石，不稱什麽“蔣主席”，當麵叫他“新軍閥”。盛怒之下，蔣介石在竟動了粗，當眾給劉文典兩個嘴巴。
士可殺而不可辱，劉文典飛起一腳，踢在蔣介石的肚子上，直疼得蔣介石捂著肚子，臉上直流汗。
這事曾轟動一時，風靡學界，敢打委員長的劉文典甚至一度被視為敢做敢為的民族英雄，聲震儒林。好在殺了很多人的蔣介石對他還有些胸襟，隻下令關押他七天，令他:“必須滾出安徽！”
一腳丟了校長一職的劉文典跑到北京來做教授，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沒有來得及與清華、北大等校撤離南下，滯留在北平期間，有日本侵略者多次派人請他出來教學並在日偽政府做官，劉文典每次都斷然拒絕，直到第二年才逃離北平，輾轉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大學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