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被聘為國文學係副教授1

昆明的秋，非常的美。西北角城外的一片荒地，多年來，每到了秋天，滿地覆蓋了厚厚的落葉，涼風拂麵，踩著積葉，聽著軟軟的聲音，不由人想起泰戈爾筆下的秋：

“遠遠去了的夏之音樂，翱翔於秋間，尋求它的舊壘，秋天的黃葉，它們沒有什麽可唱，隻歎息一聲，飛落在那裏。”

從1938年7月到1939年4月，短短的還不到一年時間，這片荒地上就建成了當時一所中國規模最大最著名的高等學府——西南聯合大學的新校舍。在124畝土地上，建成了36棟學生宿舍，20棟教室、辦公室、實驗室，還有2棟食堂，1棟圖書館，除去後麵3棟是磚木結構，其餘全是土牆茅草頂結構。

可就在這一片“黃土築牆茅蓋屋”的辦公室和教室中，卻聚集了中國當時頂級的學者教授。為了中國的明天，在外敵入侵時，他們用自已的所長，克守職責、教書育人來為自已的祖國盡力。

西南聯大新校舍北區一間不大的土牆茅草教室，是文學係的講堂。沈從文常穿著一件舊長衫，一雙舊布鞋，走上講台，對學生笑笑，便開始講課，1939年的這天，日機空襲之後，沈從文照樣如此。

他到長沙拜訪了徐特立以後，回到湘西在沅陵的大哥家住了幾個月，1938年4月，離開沅陵向西經貴州玉屏、貴陽，用了20多天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昆明，馬上與朱自清、汪和宗等一道，投入緊張的教科書編寫中。到11月，張兆和與四妹張充和九妹及兩個兒子，取道香港，經越南河內，沿滇越鐵路也到達了昆明。

沈從文一家總算是團聚了，初時住青雲街6號，不久搬到北門街蔡鍔舊居，與楊振聲教授等組成一個臨時大家庭。張充和來了之後，沈從文讓她也參與教科書編寫工作。

楊振聲雖然仍是編寫教科書的領導，此時因被任為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主任，不能常來從事編寫工作。

留學英國，原本就是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主任的朱自清，這時又擔任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係主任，還當選為中華全國抗敵會理事。要事太多，朱自清一周也隻能來一二次。

如此一來，教材的編寫，主要就落在了時任教材總編輯的沈從文身上，直到1939年3月時，從1933年就開始的教科書編寫工作，終於結束。沈從文將編寫好的書稿上交教育部，大大地鬆了口氣。

揚振聲、朱自清，還有沈從文，在當時的中國，既是著名學者，又是一流的作家，他們在教書之餘，為什麽不從事寫作，反而去編中小學教科書呢？對於這事，美國學者微拉·施瓦支回答說：

三十年代初，在當局的縱容下，有人指責白話文的普及“勢將驅除文言文於中學課程之外”,提出要“恢複用文言作為小學的教學語言”。這，就是葉聖陶等人為什麽要在上海發起“大眾語運動”、楊振聲、朱自清、沈從文他們堅持六年編寫中小學教材的主要原因。

“當政者以白話文為洪水猛獸，實愚不可及”的同時，還明確表示,假如國內有幾個人，能在“‘為大眾’的原則下，肯冒點險，能甘於寂寞，認真來試寫些作品，我願意跟著這些人幹。”沈從文很坦率地說出自己編教材的原因。

如今教材編寫完了，自已該去做些什麽呢？

“此間離昆明四十裏滇池邊上有一呈貢縣，地方風景不俗，兆和因喜鄉下清靜，已於日前帶孩子小虎下鄉。小龍九妹三嫂則仍住北門街，與楊家同在一處。將來或有機會一同下鄉……工作年底即告結束，將來必不繼續。預計可作數種生活法，或編報，或教書，或上前方到任何一軍去看看，或回鄉住下來，寫點文章。”早些時沈從文寫信給大哥沈雲麓如此說。

三個月後，6月16日，朱自清來訪，與沈從文商談聘請他到西南聯大師範學院任教一事，沈從文答應擔任師範學院講師一職。6月27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會第111次會議通過議決：

“聘沈從文先生為本校師範學院國文學係副教授，月薪貳佰捌拾元，自下學年起聘。”

由於淪陷區的機關、工廠、學校、民眾，大量撤到昆明，昆明成了抗戰初期的大後方，後來又成為中國和盟軍的戰略基地，自然也成了日軍大本營的戰略目標。日軍大本營特成立了“封鎖委員會”，主要手段便是實施大轟炸。

日寇對昆明最早的轟炸，始於1938年。1939年的這一次，碰巧這天沈從文要講中國小說史。空襲之後，學校沒有挨炮彈，他照舊泰然去講課，介紹了巴金和張恨水的幾部小說後，沈從文說：“讀他們的小說，就像看《清明上河圖》，可以增加許多社會生活方麵的知識。”

此時的西南聯大有2000多學生，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英才。沈從文離家雖有十多年，卻仍然講一口湘西話，有個聽不太懂的學生，便看當時報刊上的沈從文照先片。一個身穿西服，英俊瀟灑的沈從文，與講台上的土樣子相比，完全判若倆人。

沈從文一邊講解一邊走近那學生，俯身去在他耳邊輕快地說：“現在的我，才是真的。”完了又繼續講課。不知怎麽，他從巴金、張恨水又講到了當時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周炳琳。

“周先生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學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沈從文臉上露出極為敬佩的神情，而且還學著周炳琳兩手插腰仗義執言、舌戰群儒的樣子。

在“五四”運動中，周炳琳任全國學生聯合會秘書，編輯《全國學生聯合會日刊》，當年夏天，曾與許德珩作為北大學生代表，到上海謁見孫中山。1949年春，周炳琳拒絕蔣介石飛往南京的指令，於秋天又辭北大法學院院長一職，專任經濟係教授。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思想抵觸，說“沒有看到他們有什麽陰謀”，並感歎“紂之惡，不如斯之甚也！”

沈從文繼續講周炳琳，除了敬佩，也有興奮，他的眼睛充滿熱情，閃閃發亮地投向的學生。突然，沈從文發現後麵有三位同學沒有座位，他們正站著聽課記筆記。沈從文心頭一熱，四處看了看。講台上除了一張講桌本來還有幾把扶手椅，可現在這些扶手椅都被先到的同學占了。沈從文很快地想了想，一用力把自已麵前的講桌扛上肩，一直走到最後，放倒在這三位女同學麵前。

“坐下聽課，這樣會好些。”沈從文輕輕說完這句話，一邊繼續講周炳琳，一邊走上講台。

課講完了，沈從文在學生們的注目禮中走下講台，他剛走出教室，就聽到後麵有急驟的腳步聲，回過頭來，見一個穿著補釘長衫的學生正向他走來。

“我寫了篇文章，想請先生看看。”

沈從文接過這學生手上的稿子，退到牆邊，認真地看起來。當他看完這十餘頁手稿時，教室裏的學生己經都走了，沈從文有些驚喜地說：

“我們進去聊聊。”

師生重新回到教室，沈從文從這篇名為《燈下》的短篇小說中、從那稚嫩的文筆中，欣喜地發現了作者的寫作天賦，卻並不忙著表揚，隻是溫和地問：“你叫什麽名字？”

“汪曾祺。”

“平時都喜歡看些什麽書？”

“曆史、哲學方麵的，文學的，最喜歡是契可夫的小說集，還有先生您的。”

沈從文不忙說什麽，隻靜靜地望著這位當時顯得很潦倒，後來被稱譽為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京派小說的傳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的汪曾祺。

“我不是拍先生馬屁，我最不喜歡那樣。”

“你喜歡聽我的課嗎？”

“喜歡。因為聽你的課，常會聽到一兩句終生受益的話。”

“譬如？”

“要貼到人物來寫。”

“這是我的一個寫作經驗，常說。你是怎麽理解的？”

“這看是一句普通平白的話，卻包含很多意思：比如人物永遠是主要的，環境、抒情、議論都不能與之遊離；作者的‘心’要緊貼人物；敘述語言要和人物協調，等等這些，我認為都是‘小說學’的精髓。”

沈從文聽著，滿心的歡喜，就像一個老農，看見了自己碩果累累的田園。他忍住歡喜，溫和地再問：“你讀我的作品，有些什麽感受？”

“我讀先生的《蕭蕭》，就發現先生在寫那個鄉下童養媳時，從來不用城裏人的語言，沒有用‘天真’、‘渾渾噩噩’這樣的詞語來描述蕭蕭，而隻是說，‘蕭蕭十五歲時已高如成人，心卻還是一顆糊糊塗塗的心’。我認為，能這樣地處理語言，是做一個‘好’作家的關鍵。我記得你的文章裏還有這麽一句：‘薄暮的空氣極其溫柔，微風搖**大氣中，有稻草香味，有爛熟了的山果氣味，有甲蟲類氣味，有泥土氣味。’看到這樣的話，我很感動，我在家鄉曾經看到感受到的，被先生你寫出來了。”

“你是哪裏人？”

“江蘇高郵。”

“都是南方，有相同的味。”

汪曾祺連聲說對，充滿欽佩地望著沈從文。他從沈從文的講課中懂得了小說要以“人物”為中心，這種理解成了他小說學的核心內涵，並難能可貴地一生堅持著與後來興起漸漸占據小說創作主導地位的一套“假大空”小說學抗衡，以至他的小說從來沒有刻意地拔高的人物，對自已同情的人物，隻會在文章中流露感情，卻怎麽也不會人為地去改變他們應得的命運。這樣之後，汪曾祺筆下的人物真實地活著，一直活了下來。而采用“假大空”小說學寫作的千萬作家，寫了一輩子，筆下沒有一個真實而“活”著的人。

“記得我寫過一篇《燈下》的作品，描述小鋪子點燈之後各種人的活動，沒有主要情節，也沒有重要人物，屬於寫情境的。他（沈從文）就找來類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塗》給我看。這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後來的小說《異秉》便是以此為雛形的。”汪曾祺後來在回憶自已與沈從文交往時還說：

“當時他住在昆明郊區鄉下，每個星期在上課的日子就進城住兩天，學校安排有房子，我經常去那裏。每次去都是還上一次借的書，再借幾本，隨便聊聊。他的書學生都來借，其他係的同學也來借。他的許多書都是為了借給學生看才買的，上麵都是簽他的筆名‘上官碧’。人家借書他也從不立賬，好多人借走也不還，但這毫不影響他對學生的慷慨和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