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希望為國事盡力1

在北京，春天要比湘西來的晚，雖然是春末夏初的4月，清晨還是涼浸浸的。沈從文早早起來，坐在窗前將那篇3月時寫成的《貴生》再重新修改一遍。

“貴生在溪溝邊磨他那把鐮刀，鋒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試一試刀鋒後，又向水裏隨意砍了幾下。秋天來溪水清個透亮，活活地流，許多小蝦子腳攀著一根草，在淺水裏遊**，有時又躬著個身子一彈，遠遠地彈去，好像很快樂。貴生看到這個也很快樂。天氣極好，正在城市裏風雅人所說‘秋高氣爽’的季節；貴生的鐮刀如用得其法，也就可以過一個有魚有肉的好冬天……”

他非常認真地看著，不敢放過一個字或是一個標點符號，隻要是不滿意的，就一定好好地想一想改一改。

由朱光潛任主編的《文學雜誌》5月1號創刊，這篇《貴生》定在創刊號上刊出，沈從文作為《文學雜誌》負責審閱小說稿件的編委，對自己的文章當然要求更高。

“沈從文先生在《貴生》裏仍在開發那個層出不窮的寶藏——湖南邊境的人情風俗。他描寫一個人或一個情境,看來很細微而實在很簡要；他不用修詞而文筆卻很雋永；他所創造的世界是很真實的而同時也是很理想的。貴生是愛情方麵‘階級鬥爭’的犧牲者。金鳳的收場不難想象到。鄉下小夥子和毛丫頭被逼死一個兩個,隻是點滴落到厄運的大海,沈從文先生的作品常留下這麽一點悲劇意識。”

小說《貴生》刊出後，朱光潛在“編輯後記”中這樣地評論說。

北京的春意遲遲暮暮，雨水稀疏短缺，綠意闌闌珊珊。想著不久便來的盛夏，沈從文抓緊時間編寫教材、寫作文章，繼《貴生》之後，《大小阮》、《生存》、《神之再現》、《關於看不懂》等小說、評論，一篇篇刊出；然後，他開始《小砦》的寫作。

這是一篇以湘西王村為背景的小說，正是他續《邊城》之後，一直想寫的湘西小城人生的係列小說《十城記》之一。現在終於可以動筆了，沈從文全力以赴，稿子一篇篇寫出來，一篇篇在《國聞周報》上連載。

可是，日本人不讓他把《小砦》這部長篇小說寫完。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借口一個兵士失蹤，要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無理的要求後，日軍便借機猛轟蘆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吉星文團奮起還擊，拉開全民族抗日序幕。

北京城的居民，聞到了濃濃的硝煙味，開始有人離開北京。7月15日，沈從文在給大哥沈雲麓的信中說：“從八日起中日即已衝突，且近在城外二三十裏。目前似乎隨時可以擴大至成全麵戰爭……我個人意思絕不與此大城離開，因百二十萬市民與此城同存亡，個人生命殊太小也。”

7月18日，沈從文將家搬到後門外國祥胡同十二號王府後院，在這棟原乾隆為懷親蒙王仿蘇式的庭苑中，繼續他的小學教材編寫和《小砦》的寫作。

蕭乾來看望他，談了些“文藝副刊”的事情，不知怎麽就談起徐誌摩來。

“他看著快快樂樂，卻是個憂世的人。1931年，徐誌摩在公園散步時遇上一老婦在乞討，就走到她麵前，詳細問她什麽地方人，家中有無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來等等。他和那老婦絮絮而談多，懇切有如親人。後來把袋裏的錢都給了她，還在沉思著遲遲不走，回到家裏連晚飯的時間都忘記了。他想什麽，想那老乞婦的問題，想由她引起的對社會宇宙的沉思。這些，都是我要學習並對他永不能忘記的。”

提到徐誌摩，沈從文似乎有許多話要說，可就在他娓娓而談的時候，劉祖春來了，他今天匆匆地趕到沈家，是想找張兆和借20元錢作為路費。

到北京這麽些年來，劉祖春從北京大學的旁聽生到正式學生，現在大學畢業，這一步步走來，在沈從文的幫助和指引下，踏上了文學之路，成為一位頗具特色的鄉土作家，創作了《葷煙劃子》、《佃戶》、《守哨》等敘寫湘西城鎮、山野、水上人事哀樂的小說；同時，他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最早引他走向新思想、向往革命的，還是沈從文。

“從文到北京以後，有個習慣，凡是手頭看過或不打算再翻閱的五四時期的和以後新出的書刊，照例寄給雲麓。”

1990年8月4日，時年77歲、已從中宣部副部長職位上退休在家的劉祖春，寫下了《憂傷的遐思——懷念沈從文》一文說。

這樣一來，“雲麓的家塞滿了新書新刊物，完全是個五四時期的思想小小寶庫……（我）這本看完了，他又帶來一本新的……從他手中送來的書刊中，讀到五四時期著名的思想家作家的名字如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魯迅、胡適、周作人和一些外國作家文學家的名字，知道中國受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要民主和科學才能救中國，還知道外國有個馬克思、列寧、布爾什維克、俄國十月革命，中國有個共產黨……我像一個十分饑餓的人吞食著雲麓送來的新書刊中包含著豐富的精神食糧，在思想和認識上一下子長大了十歲，開始明白不能再走鳳凰清寒人家子弟走的那條老路。”

到了北京，劉祖春在沈從文的勸說下從酉西會館搬到沙灘住公寓，他（沈從文）“替我交了一個月的房租。臨走時說，過幾天我來看你，以後星期六星期天到我家裏去吃晚飯。又特別叮囑，要到北大去聽課，不要忘了”。

劉祖春到北大後，“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鋼筆將英譯本的《共產黨宣言》全文抄好寄給常德三中高師七班兩位最要好的同學(其中一位叫金漢虛，中共黨員，以後病死於湘西工作崗位上)。”

如今華北局勢日益嚴峻，劉祖春決定奔赴山西參加抗日遊擊隊。就在20天前，剛聽到滬勾橋事變的消息時，劉祖春就向九妹表達了自己這樣的打算。

那一天，劉祖春與九妹一起，沿著橫跨北海與中南海的那座漢白玉雕欄石橋，肩並肩地漫步暢聊。

“華北麵臨日本侵略者的**，如今抗日浪潮已是風起雲湧，我不能袖手旁觀，應該投入其中。山西有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我要去投奔他們。隻是……”

劉祖春停下來，十分擔心地望著九妹。

“我什麽都不怕，到哪裏去都不怕。”她聲音不大，卻異常嚴肅而堅定，秀麗潔白的麵孔，久久地望著晚霞襯托出來北海白塔的輪廓。

可是，到山西去參加共產黨的抗日隊伍，就意味著隨時可能死去，自己死不足惜，而連累她……劉祖春看著九妹，心痛地說：“我沒有這份權利，也沒有這份勇氣。”

劉祖春從張兆和手裏接過錢，向沈從文道別後，來到九妹麵前，半天才說：“你保重。”

九妹望著劉祖春，驚慌、痛苦，一時不知所措。劉祖春毅然轉身，匆匆離去。

全國解放後，劉祖春仍然保留著從九妹那裏借來的、每頁都留著九妹翻閱手跡的《堂·吉訶德》英譯本。他沒有後悔自己當初的選擇，卻為九妹後來的命運心痛不已：

“這個性情高潔而文雅的女人，遠離家鄉，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念外國學堂，讀外國小說，生活優越……她本應可以得到適合於她本性的那份生活，但是由於生不逢時，嚐盡人間辛酸，各種偶然因素不湊巧都結合在她一人身上，使她身心完全失去平衡，對她的打擊太重了。她承受不了這個巨變，結果是她用盡自己全身心的力量把自己徹底毀掉完事。這真是一個人生的悲劇。”

日本侵略者拆散了一對有情人，也終止了沈從文《小砦》的與作，沈從文夫婦資助劉祖春逃出北平投奔革命不久，8月11日晚10點，沈從文接到當時教育部的秘密通知，讓他隨北大、清華的教師撤離北平。

沈從文拿著通知，把目光投向張兆和。此時的張兆和，身體還很虛弱，就在5月31日，她剛生下幼子虎雛。小孩還隻兩個多月，正是最需母親照料的時刻，何況長子龍朱也隻有2歲多。

“你去吧，孩子太小，我們就隻能留在北京了。”

“你不去，我也不走。”

“你必須走，既然國民黨中央都感到你這樣的人在北京會處境危險……”

“是因為寫那些文章還是因為編寫教材？！”

沈從文憤憤不己，他不忍離開妻子兒女，遇上危險就一個人跑開，更不是他的所為，但他終還是隻得忍痛離開了。

8月12日，早上7點，沈從文同楊振聲、梅貽琦、葉公超、周培源、朱光潛、錢端升、張奚若、梁宗岱等一批北大、清華的教授，喬裝改扮後，結伴逃出北平，搭第一次平津通車過天津。半夜到天津後，教授們隻能在車站裏呆著，到第二天早上，才在法租界找到個住處。

剛喘過口氣來，第二天，“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原定8月14日先到上海再轉南京的計劃隻好取消，困在法租界的教授們隻能等待機會南下。後來，沈從文在《湘西散記序》中記敘當時的情況說：

約8月21日，“卻探聽出有條英國商船可直達煙台。準備先去煙台，到時再設法乘汽車到當時還通行的膠濟路中段，再搭膠濟車就可到南京。一切得看氣運。我們無從作較多考慮，都冒險上了船。還記得同艙熟人中有美術學院趙太侔夫婦、清華大學謝文炳夫婦、北大朱光潛教授、及楊今甫先生等等。”

8月27日，教授們到達南京，住進滄州飯店。“那天半夜裏，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飛機大轟炸北極閣。南京方麵各機關都在準備大疏散，於是我和不少北方熟人，於三天後，擠上了一條英國客船向武漢集中。我既買不到票，更擠不上船，虧得南開大學林同濟先生，不顧一切，勉強推我上了跳板，隨後向船長介紹，得到不必買票的優待，且在特等艙裏住了四天才離開船的。”

9月4日，沈從文終於到達武昌，不久搬進為編寫教科書租用的珞珈山附近原耿丹的別墅，開始繼續編寫教材的工作。

中秋節時，沈從文拿出張兆和9月9日的來信，反複地讀著。9月9日這天是他與張兆和的結婚紀念日，他卻不能與妻兒在一起。真想大聲地喊兒句，或者像屈原那樣問一問天！他終都沒有去做，提筆給大哥沈雲麓寫信：

“中秋節將近，一家人分五六處同看中天圓月，尚為初次。”

耿丹的別墅座落在珞咖山前東湖畔，是一座鬆木小屋，因為涼台的鬆木欄杆上搭拚了不少“福”字，因此被戲稱為“五福堂”。幾個北京跑來的教授、作家，似乎根本不為日本的槍炮所動，在這裏沉下心來，利用武漢大學圖書館資料繼續為中國的小孩編寫教材，仿佛是在編寫著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