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與丁玲走不同的路2

他們是通過一番精心安排，趁國民黨看管有所放鬆的機會去，不但見到了正生著病、麵容憔悴的丁玲，還見到了當年沈從文陪著丁玲一道護送回湖南的胡也頻的遺孤。沈從文抱著小祖林，一時百感交集。大病中的丁玲，卻表現得非常淡定。

在長達三年的被幽禁時間裏，忌於進步人士輿論壓力，國民黨終是沒有殺害她，卻又不願釋放她，把她軟禁起來，采取多種手段逼她自首，為國民黨做事。

三年中，特務、叛徒們，軟硬兼施，輪番登場，恐嚇利誘，使盡手段勸她投降。魔掌中的丁玲，渴望自由，卻更忠於自己的信仰，她寧死不屈。

“隻要我不死，我一定要爭取自由，爭取脫離南京。時間可能會長一點，路途也會迂回曲折，但我的決心不會改變，我的願望一定要實現。”

這就是丁玲！重病中，她仍然堅持著，千方百計尋找地下黨組織，堅信黨不會忘記她。沈從文提出幫她去找教育部長王世傑想想辦法，丁玲沒有接受他的建議，沈從文隻好抱著遺憾和傷感離開丁玲。

五十多年後，張兆和在1992年11月5日回憶此事說：“在沈從文返回北平後，我曾第二次到南京去看望過丁玲，並且給丁玲的孩子拍過一張照片，一直珍藏著。丁玲在去北平尋找黨的關係時，也曾幾次去看望過沈從文。”

當時的丁玲全部希望寄托在黨組織，沈從文在這方麵對她不可能有直接幫助，心裏一直非常不是滋味。沒多久，丁玲便在李達夫人王會悟的幫助下找到了曹靖華，托曹靖華寫信給魯迅，請魯迅幫她找到黨的關係。

沈從文能替丁玲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讓當時在南京鐵道部工作的九妹沈嶽萌給丁玲弄來一張往返北平的免費火車票。

1936年9月，丁玲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南京，11月秘密到達當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陝北保安縣，1936年10月，丁玲經過一番輾轉，終於來到延安。蘇區來了名作家，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這些日理萬機的大人物，一個個都放下手中的工作，以罕見的規格接待了她。

在歡迎丁玲的大會上，看似平常的窯洞，裏裏外外都充滿了光華。會後毛澤東問丁玲：

“願做什麽？”

“當紅軍！”

毛澤東十分高興地說：“好呀，還趕得上，還有最後一仗叫你打。”

幾天後，丁玲隨紅一軍團出發。1936年12月30日，丁玲因為她的作品，在軍中接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領導地位的毛澤東贈與的電文《臨江仙》詞：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當時的毛澤東，對這位頗有文學天才作家的厚望由此可見。以後的一段時間中，丁玲曆任“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等職。

在紅色的革命隊伍中，丁玲很快找到了自已的人生位置，經常深入前線，用手中的一支筆，來反映紅軍、八路軍和人民群眾的鬥爭生活，很快創作發表了《彭德懷速寫》、《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等一批紅色宣傳作品。

才華橫溢的丁玲，終於走上了一條紅色的金光大道上，用她頂極的文學才華，來為推翻一個舊政權服務。當她隨紅一軍團出發、堅定地走上文學為政治服務的道路時，在北京的沈從文，剛剛發表了他的《作家間需要一種運動》。

這篇文章與之前的《上海作家》、《論“海派”》、《關於“海派”》、《禁書問題》等一脈相承而更加深入，表明了他深思後越來越堅持的一種文學觀點。

在對文學作品的商業化、公式化、概念化等不健康現象提出批評後，隨著思考的深入，沈從文提醒大家特別注意出兩件事：

“第一是民國十五年後這個運動最先和上海商業資本結了緣，新文學作品成為大老板商品之一種。第二是時間稍後這個運動又與政治派別發生了關係，文學作家又成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

對這兩件事，他認為：“因此一來，如從表麵觀察，必以為活潑熱鬧，值得令人樂觀。可是細加分析，也就可看出一點墮落傾向。”

為什麽說“與政治派別發生了關係”“可看出一點墮落傾向”呢？

作家以“一個清明合用的腦子”和“一支能夠自由運用的筆”來獨立思索和寫作，寫出一些麵目各異的作品，這“應當在作家間成為一個創作的基本信條”。沈從文是這樣認為的。

很明顯，沈從文的“基本信條”，與丁玲正在走的文藝服務於政治的路，是越來越遠了。一個直接地為當前的紅色政權服務，一個認為不能那樣去做。

雖然，在那樣一個魚龍混雜的新文學剛剛建立時期，“隻盼望能用作品和讀者對麵，或同曆史對麵”的沈從文，堅持著自己獨立的品質，似乎是他的作品能具有世界、人類意義的原因；然而，當時的革命事業，卻是更需要丁玲那樣熱血的作家努力，革命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