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聲名鵲起氣撼文壇的1934年2

他後來說自已：“我人來到城市裏五六十年，始終還是個鄉下人，不習慣城市生活，苦苦懷念我家鄉那條沅水和水邊的人們，我感情同他們不可分。雖然也寫都市生活，寫城市各階層人，但對我自己作品，我比較喜愛的還是那些描寫我家鄉水邊人的哀樂故事。因此我被稱為鄉土作家。”

多虧沈從文有了與愛妻張兆和的那個約定，從來信誠守諾的沈從文，每天都要從北京與鳳凰的途中給張兆和寫下一至兩封信，回到北京，一趟34天的故鄉之行，竟有了近50封給張兆和的信劄。

這個曾經每月七塊三毛錢的勤務兵，自我調侃道，“這是我和藝術兩麵的不幸。究竟幸與不幸，並不需要我來下結論，一個窮人的兵，寫窮人的事，這是理所應當的。或許是準文豪準名士們太勢力，總是看不慣鄉下人……二十年前澧州地方一個部隊的馬夫姓賀名龍一菜刀切下了一個散兵的頭顱，二十年後就得驚動三省動員二十萬大軍來解決這個馬夫。”

每一份生活，都在積累財富，這或許是做作家的唯一好處。回到北京的沈從文，擠出些時間來，一邊繼續與《邊城》，一邊整理故鄉之行的信劄，不時地增添一些心裏想說的話。

“一個馬夫和一個兵，誰還敢輕視這兩個粗笨的莊稼人？所以那些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和名士準名士，千萬別對麵前呆頭呆腦的莊稼人隨便報以蔑視，除非你們真得懂得相麵，知道這個莊稼人一輩子都無法有所作為。”

4月18日，這些信劄的第一篇《湘行散記——一個同我過桃源的朋友》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第59期刊出；4月25日，《〈邊城〉題記》也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第61期發表。

這篇作於4月24日的《〈邊城〉題記》中寫道：“對於農人與士兵，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我從不隱諱這點感情。”

因為沈從文自己出身於“作品中所寫到的那類小鄉城”，他表示，“這本書隻預備給一些‘本身已離開了學校，或始終就無從接近學校，還認識些中國文字，置身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說謊造謠消息所達不到的那種職務上，在那個社會裏生活，而且極關心全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的人去看”。沈從文堅信，自己的作品，“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

《邊城》與《湘行散記》用連載的形式逐漸刊出，在《邊城》的結尾，沈從文意味深長地寫道：

“可是到了冬天，那個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個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夢裏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年青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來。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就在這展示著沈從文旺盛生命力的1934年，他的創作走向了成熟，《邊城》、《湘行散記》，還有在這年12月也由《開明書店》初版、1932年暑假於青島寫就《從文自傳》，這些閃耀著作家藝術才華的著作，出版後頗受好評，被周作人、老舍這樣的大文人，列入“1934年我愛讀的書”榜單之首。蘇雪林、劉西渭等，也都不約而同地撰文，肯定了沈從文的創作。

“作者以恬淡、平和之心，擁抱著故國的山水。你讀他的書，心會跳動起來，升騰於純粹的靜觀之中，感到了廣闊與巨大，相信了純情的力量。”

“看沈先生的文章，自然想來穿越這鋼筋水泥築成的城市，到淳樸的地方，去體味一下鄉村的情結，去**滌一下浮華的塵埃，去領略一下湘西的風景。”

除他們那些名人學者，普通人也紛紛地來抒發自己的讚揚，汪曾祺後來說：

“沈先生對文學的社會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認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獲得‘真美感覺之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從作品中接觸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發，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遠’。照我看，這是文學功能的最正確的看法。”

這年的6月25日和1936年4月9日，沈從文還兩次寫信給胡適，希望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能撥出一點款，來支持新文學事業。

“正因為現代中國文學對於中國青年人的思想問題關係十分密切，國家對這事除了消極禁止以外，從不積極獎勵，一切文化學術機關又因主持者的拘迂與淺見，更把它除外。”沈從文這樣地來闡明自己要撥點款的理由。

1934年，是沈從文聲名鵲起、氣撼文壇的一年，最遺憾的是在這年的2月13日他失去了親愛的母親黃素英，或許是上天要給他一些安慰，在這年的11月20日，他有了長子龍朱。在兒子出生的第三天，他向胡適報告了喜訊：

“母子均平安無恙，足釋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