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拜訪張兆和探望丁玲2

丁玲看了他的信，說：“不要發牢騷，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來吧。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績來修正一切上海習氣的一個刊物！為什麽不趕快把文章寄來？”

“自從九九（九妹）走了後，我連一個說話的都沒有了！要人愛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幾個那麽熟悉，那麽不拘束，那麽可以發點小脾氣的朋友實在太難了。”

兩個老朋友，雖然已走上了各不相同的路上去，思想的分歧也越來越明顯，但那釀造了很久的友誼，卻仍然散發出醇醇的香味。

有沈從文出麵，一些文壇名家都先後送來了新作。冰心回憶，當年是沈從文前來找她，把丁玲的請求轉告她，還留下丁玲的地址，讓她直接把文稿寄往上海。七月底，冰心便寫出一首詩《我勸你》：

隻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

雖然我曉得

隻有女人的話

你不愛聽

……

你莫相信詩人的話語

他灑下漫天的花雨

……

沈從文後來說，這首詩是冰心送給另一位女詩人的，是“用一種說教方式告給她不宜同另一男詩人繼續一種友誼”。事實上，這是冰心在勸誡林徽音不要繼續與徐誌摩交往。為此，沈從文在徐誌摩去世前不久給他的信中才有這樣的話：

?“我這裏留到有一份禮物：“教婆”（冰心）詩的原稿、丁玲對那詩的見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點點記錄。等你五十歲時，好好地印成一本書，作為你五十大壽的禮儀。”

《我勸你》寄給丁玲後，成為《北鬥》創刊號的重頭之作。

在沈從文的傾心幫助下，丁玲主編的《北鬥》第一期終於在1931年9月20日與讀者見麵。因沈從文的關係，這期創刊上有冰心、林徽因、徐誌摩、陳衡哲等人的文章。在丁玲看來，“我自己覺得這裏是很有幾篇可看的東西。”

她在編後記中如是說，在此之前還給沈從文寫了一封充滿感激和自信的信：

“看見她們一些奶奶們都將要為我們這個雜誌而重新提起創作的趣味，我覺得是非常高興的事。她們或許要更來認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們有了什麽一點可貴的成績，我覺得這也還是我們的成績呢，所以我很快活。”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你說‘我擔心你在紳士方麵的成功，將使你成為另外一個人’。我覺得沒有一句相當的話可以表示我感謝你的意思。你說的是。不過，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這方麵得到成功的，我正慚愧在這方麵的小小成功！”

丁玲主辦的《北鬥》，開始時得到了來自左聯常委的肯定，認為：《北鬥》的作者陣容和《萌芽》、《拓荒者》、《巴爾底山》等刊物比，雖然“灰色”了一些，無論沈從文、徐誌摩，還是冰心，都曾是左翼文藝曾經激烈批評過的人，如今他們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左聯機關刊物上，對擴大左翼文藝的影響，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然而，對於丁玲如此大肆集中發表為左翼文藝所批評的作家的作品，終於有人前來加以指責了。一個曾任左聯黨團成員、叫耶林的人，以“讀者之一”的筆名來信批評：

一、二期中的小說，“描寫技術上固然獲得了較滿意的成功，具體意識則不免頗多不正確的傾向……有幾篇的取材對象，更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性。”

“讀者之一”幾乎對每篇小說都作了分析，逐一加以批評。可怕的是，這些批評並非隻代表他個人的意見。

《北鬥》上對“灰色”作家的批評，很快就多起來。瞿秋白的雜文《老虎皮》，借冰心的小說而展開議論，貶斥說：“冰心那種自由主義的傷感口氣，證明她自己也隻是一個市儈。”

緊接著，時任左聯負責人的錢杏，對左聯以外的作家作出更嚴厲而普遍的批評，其中自然包括沈從文，以及他為丁玲所聯係的那些作家。錢杏似乎是以一種權威者的口吻，振振有詞地說：

“既成作家中，除已經論及的外，沒有什麽新的開展。在慘死的詩人徐誌摩所領導的‘新月詩人’的一群中，雖產生了一個陳夢家，但《雁子》(夢家的詩)和《雁兒們》(誌摩的詩)原是一樣的貨色，青出於藍，而青不勝於藍；徐誌摩的《猛虎集》除假借了哈代的一個雄壯的詩題外，是沒有新的特色。冰心隻印了一個回憶《南歸》，依舊在那裏發展她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他們在努力的創作傳記文學，但胡適的《四十自述》，並沒有展開什麽成就和特點。巴金，雖寫作甚多(如《死去了的太陽》、《激流》、《霧》，及其他短篇)，老舍雖發表了《小坡的生日》，可並無新意……”

無論從已有的成績，還是從以後的創作看，丁玲無疑是一個頗懂文章，而且絕對是個文學天才級的人物，她在此時之前給沈從文的信中所呈現的感情，表示對冰心等人作品的喜愛，是她對文學特殊的敏感和愛的真實表達。

毫無疑問，丁玲比她當時的那個領導要更懂文學，更清楚這些作品的水平和價值。然而，從政治的需要出發，她的領導提出了那樣的看法。

感情豐富的丁玲為難了！她開始在革命與文學、事業與友誼、集體與個人之間，回旋著、徜徉著，一麵要服從組織的意誌、服從革命的需要，一麵又私下裏通信作一些無用的解釋。

她隻不過仍然想保留一點個人特點，這正是丁玲的性格魅力。作為丁玲的摯友，沈從文看出了這一點，或者說是感受了這一點。盡管以後幾期的《北鬥》麵貌與他的見解相去越來越遠，卻並不影響他對丁玲所作努力的肯定：

“然刊物雖極難得到使編者滿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給人的印象，卻為曆來左翼文學刊物中最好的一種。尤其是丁玲自己，對於這刊物的支持，謹慎的集稿編排，努力與耐煩處，皆留給一般人一個最好的印象。”

就在沈從文的這麽一種看法中，《北鬥》從第三期開始，逐漸地“紅”起來，當這年輕刊物的紅光終於讓國民黨當局感到稍微有些刺眼時，就毫不留情地查禁了她。

這事發生在1932年7月20日，《北鬥》剛出版到第二卷三、四合期。

曾給丁玲帶來莫大希望和工作熱情的《北鬥》，曆時還剛剛10個月就被國民黨射殺了，丁玲和沈從文都沒有想到，這會是他倆生命中的最後一次的合作。

1932年夏天，當渾身是汗的沈從文終於找到丁玲的住處時，來給他開門的，竟然是一個有些靦腆的青年男子。丁玲不在，沈從文留下自已在上海投宿的地址。幾年後，沈從文在《記丁玲女士》中記述了這一次見麵：

“穿一件白紗反領短袖襯衫，身個子不高不矮，肩膊寬寬的，手臂短而結實。這人既衣履整潔，臉兒又白白的，一眼望去，還以為是一個洋行中的寫字先生與售貨員。從身材上與眉眼間看去，則不必開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貫不出福建廣東。我把我的名字告了他以後，他便顯得十分高興，問了我一些青島方麵的話。當我同他說話時，一麵我便思索我在什麽地方或者會見過他……是的，我一定記錯了人……可是不知為什麽原因，一見了他我就有點疑心。仿佛這人臉就白得使人惑疑。”

原來，就在丁玲從湖南剛回到上海不久，5月的一天，有個叫艾格納絲．史沫特萊的外國女記者要報導左聯五烈士的情況，她來采訪丁玲時，帶來位叫馮達的翻譯，采訪了一次，又采訪了第二次，馮達都跟著前來。就這樣，馮達與丁玲相識了。

這個小丁玲兩歲，生性軟弱、膽小而又謹慎輕年人，有著很強的祟拜名人情結，他通過做翻譯見到丁玲這位文壇名人，立刻非常崇拜，並在交往中明顯地表露出來。

一種充滿敬意的愛，對心性很高的丁玲，此刻無疑是頗相適宜的。馮達對她充滿敬意的目光，常常會使她很感動。在以後的交往中，他總是極有耐心地給她講國際國內的紅色新聞、陪她看水災後逃離災區的難民，還給她做飯、然後在她要工作的時候悄悄離去。

丁玲終於被感動了，留下他，倆人同居了。

見過馮達的第二天，丁玲帶著馮達來到沈從文住處。他們分別近年，當穿一件淡藍色薄洋紗長袍、著一雙黃色方頭皮鞋、比一年前胖了許多丁玲出現在眼前時，沈從文幾乎不能相信這就是丁玲。

“若非事先預約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過，我是不會認識了的。”

倆人談了許多，馮達顯然是一個主要話題，聽到了丁玲的這段愛情故事，沈從文有些擔心地問丁玲：“倆人生活怎麽樣，是不是還好？”

“有什麽可說的？我們又不是年輕小孩子。一切都平平常常，住在那裏也同公寓一樣，白天各人有各人的事務，到見麵時還互相十分客氣，比老朋友們在一處時還客氣。”

沈從文聽了，去看一眼正忙著砌茶擺水果的馮達，憂慮地說：“一個小白臉，小心他會害了你。”

沈從文當時隻說了前半句，後半句是在心裏說的。後來，丁玲回憶與馮達的事說：

“我這時的生活實在狼狽。關心我的左聯的朋友們有人認為在如此處境下，一個人生活太艱難，不是長久之計。但我這時對於戀愛實在心灰意懶。我相信不會有誰能像也頻那樣的純樸熱情，因此我隻願一心寫作，或做一點工作，不願用什麽愛情來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時間。我需要一個愛人，一個像也頻那樣的愛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許多麻煩。有時我甚至以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個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頻的影子老在我心裏。”

基於這樣一種心情，當聽了沈從文那前半句後，丁玲已經猜到了後半句，她很不以為然地笑了，因為她相信：馮達是真心愛他。

然而，對這事，沈從文還是以自已的理解來看待馮達的，他把馮達歸於帶有女性特點的男人，非常準確地評價說：

“那翻譯恰好是有著一個女性型範的青年，臉色白皙，衣帽整潔，缺少廣東人的火氣，卻不缺少受過相當紳士教育的謹飭。軀幹適中。不愛放口說話。辦事時見得大有條理，愛人時則顯得忠厚無二。這種人若還有可以稱為特別長處的地方，即是為人‘穩重可靠’。這分長處若用在生活事業上，則可以‘辦事’而不能‘創業’。這分長處若用在愛情上，則可以稱為一個婦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適宜於作一個女孩的情人。”

基於這樣的考慮，對丁玲與馮達的同居，沈從文覺得自然，認為馮達雖然沒有胡也頻的那種熱，卻能夠給予丁玲生活所需要的溫存。

隻是，一個性格軟弱、膽小的人，在充滿血腥、你死我活、隨時都有危險的革命鬥爭中，要想不害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