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拜訪張兆和探望丁玲1

一個老師，最大的福氣莫過於遇到一位好校長，沈從文在青島大學遇上了楊振聲這樣的好校長，又有一大堆性格觀念相同相通的人，無論工作氛圍、還是朋友同事的關係，都非常地不錯，更何況，這裏還有極美的海水，這對於特別鍾愛自然、善於感悟自然的沈從文來說，實在是非常愜意的事情。

似乎一切都是這麽空前的美好，讓人感到格外的舒心，沈從文更加地思念自己心愛的人。

早在他得到張兆和去見了胡適的情況之後，沈從文就立即給張兆和去信。他承認自己“頑固”，因此也尊重她的“頑固”；同時又說兩個人都寸步不讓，也不是壞事。

時間悄悄地在忙碌中溜走，為了生活，沈從文的居住地在不斷地變化著，他從上海去到北京，爾後又來到青島；然而，不變的是他對張兆和斬不斷的思念，表現出來的便是一直地給張兆和寫信。

1931年6月，沈從文從北平給她寫信。

“三三：我求你，以後許可我做我要做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說什麽時，你都能當我是一個比較愚蠢還並不討厭的人，讓我有一種機會，說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話，這點點是你容易辦到的。你莫想，每一次我說到‘我愛你’時你就覺得受窘，你也不用說‘我偏不愛你’，作為抗拒別人對你的傾心。你那打算是小孩子的打算，到事實上卻毫無用處的……”

信中，沈從文還因為丁玲最近在中國公學的一次演講而向她提到丁玲：

“聽說她到過你們學校演講，不知說了些什麽話，我是同她頂熟的一個人，我想她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除了紅臉不會有更好的印象留給學生。”

丁玲的這次演講，是在1931年5月28日，她和當時左聯另一位作家韓侍桁，應中國公學青白文藝社邀請前去。6月8日出版的《文藝新聞》第13期，發表了記者羅菲關於丁玲演講的記錄稿，沈從文就是從這裏得知的。

對於丁玲四處去演講，沈從文很是擔憂。既為她本人的安全，也擔心這樣將來可能會累及邀請她的學生們。沈從文認為丁玲的長處並不適宜演講，說丁玲“喜歡的是二三知己毫無拘束的談天。一切應對皆浸透了親昵與坦白，且許可隨隨便便的，繼續不一的談下去。”

盡管如此，沈從文卻又將心比心地認為，人們可以越過丁玲所不擅長的演講形式的樊籬，從中看到丁玲富於感情的氣質，從那些表達得並不流暢並不動人的話語裏，體會到她所蘊藏的一顆“對於人類博寬容忍與愛好的心。”

或許，丁玲自已也有這樣的感覺，在5月底給沈從文的信中曾寫到：“我這些日子東奔西走，忙於演講，來聽講的照例總那麽多人，話說完時還得被年輕大學生圍著，詢問這樣那樣。他們皆那麽年青誠實和謙虛，可是我卻非常感到疲倦了，尤其是當我從台上走下來，離開那些大學生時，說不出的一種空虛壓在心上。這樣年青人能從我這方麵得到些什麽呢？我又能給他們些什麽呢？”

隻是，丁玲對自已的工作又說：“都說我可以同白薇一樣，不妨教一點書。我明白這種事情在某種人來說算不得壞打算，但我卻太不行了。我不教書！倘若我當真還應當放下這枝筆，轉到一分新的生活裏麵去，對於我相宜的，恐怕不是過大學去教人，還是到下層社會裏去得點教訓。”

丁玲這裏說的“到下層社會裏去”，實際上指的是去蘇區。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後，便向組織提出這樣的要求說：我是搞創作的，隻有到蘇區去才有生活，才能寫出革命作品。張聞天答應讓她等消息，後來中央終是讓她去主編左聯的機關刊物——《北鬥》雜誌，因為當時隻有她是最適合做這份工作的人選。

對於沈從文說的這些，張兆和並不作回應，

心裏空落落的沈從文，又寫信讓朋友來與他分享戀愛還沒有結果的滋味：

“因為在上海我愛了一個女人，一個穿布衣、黑臉、平常的女人，但沒有辦好，我覺得生存沒有味道。一麵也還是自己根本就成為一種病態的心，所以即或不有這件事，我也仍然十分難過。”

兩年多的追求都沒有結果，沈從文不斷地尋找這其中的原因，最後把這失敗歸咎於自己的教育：“我近來常常想，我已經快三十了，人到三十雖是由身體成熟向人生事業開始邁步的日子，但我總覺得我所受的教育——一段長長的希奇古怪的生活——把我教訓得沒有天才的‘聰明’，卻有天才的‘古怪’，把我性格養成並不‘偉大’，卻是十分‘孤獨’，善變而多感，易興奮也易於忘遺……”

然而，就在沈從文萬分難受時，在1932年5月18日這天，他接到了張兆和寄來的一封信，一封確實有點厚度的信。

“起碼也有四五張紙，一定是傾吐了千言萬語。難道鐵樹真真開花，難道我終於等到了春風化雨時！”

頗有寄信經驗的沈從文，拿著信匆匆地趕回家，一邊欣喜若狂地遐想著。

沈從文估計的很對，信封裏確實有五張寫滿了的信紙，但不是寫給他的“信”，而是一篇小說。能稱之為“信”的，隻是這篇小說頂頭上的一句話：

“寄來篇習作，若能看得下去的話，麻煩給改一改。”

沈從文愣了一下，立刻就歡天喜地起來。

不管怎麽說，總算是能看到三三親筆給我寫的字了，而且，一下子就能看到五頁紙的。

快樂的沈從文，真想揮舞著這封“信”，滿學校地跑一遭，去告訴所有的人。但他終是一動不動，眼圈紅紅地，輕輕地吻著頂頭上的那一句話。

“解凍一旦開始，再大的冰山也會融化！”

沈從文安慰自已，擦去湧出來的淚花，開始認真地讀著張兆和的習作。他剛看了兩行字，便積習地拿起筆來，開始修改，完了工工整整地重抄一篇，將篇名改為《玲玲》，署名黑君，發表在《文藝月刊》第3卷第5、6號合刊上。在文章的最後，他清楚地注明：“改三三稿”。

7月，張兆和從中國公學畢業，又給他回了封信，感謝他修改自己的文章並予以發表，說經他改過的文章較前好了許多。於是，他來了自信和勇氣，去信說要去蘇州張兆和家拜訪。

“腳長在你身下，像你這樣‘頑固’的人，要往哪裏去，誰攔得住啊！”

讀到張兆和這樣的話，沈從文熱血沸騰起來：冰山終於開始融化，感謝蒼天、感謝大地，感謝她的善良、感謝我一直地追求！

沈從文在屋裏跪下，淚流滿麵地嘮叨著。

學校剛一放假，他便趕到上海。原本在青島時，他曾那樣地急不可待，恨不得馬上就見到“心愛的三三”。現在，離她已經很近了，卻突然又惴惴不安起來。他猶豫不決，終是沒有去馬上揭開這個謎底，而是先去看望丁玲。

剛接任《北鬥》的主編時，因當時國民黨查得太緊，上級指示把刊辦得要“灰色”一些，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黨交辦的工作，她想到了沈從文。

沈從文在當時的文壇上已有些名氣，這並不是丁玲想到他的主要原因；沈從文跟很多政治色彩不太明顯的作家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這才是辦《北鬥》的方針所需要利用的。

於是，根據組織的意見，6月23日，丁玲給沈從文寫出一封懇切的求援信：

“現在有個新的小書店，請我替他們編一個雜誌，我頗想試試。不過稿費太少(元半千字)，但他們答應銷到五千時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幾個老手撐台不可。我意思這雜誌仍像《紅黑》一樣，專重創作，而且得幾位女作家合作則更好。冰心、淩叔華等女士，都請你轉請，望他們都成為特約長期撰稿員。這刊物全為我一個負責，我不許它受任何方麵牽製，但朋友的意見我當極力采納。希望你好好的幫我的忙，具體的替我計劃，替我寫稿，拉稿，統稿。我們自己來總比別人的好一點方好，你說是不是？！”

丁玲顯然並沒有跟老朋友完全說實話，但這是“政治”的需要，有信仰的人，為了政治集團的利益，幾句不誠實的話，當然是必須的。隻是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很英明的政治，對一般意義上的道德也還是頗有殺傷力的。

“坐莊的人全靠我自己(我願將全力放在這上麵)和你。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幾個好點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幾個，還有沉櫻也很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載。你最好快點替我進行，過幾天便可登一預告，說是：丁玲主編的雜誌，已有了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來合作。這真是動人的新聞。我希望能得到他們的同意。事情還剛剛開始，一切計劃皆不落實，你可多多為我想一想。”

沈從文看了信後，開始緊張地忙碌起來，她為丁玲有了充實的生活而高興，他要竭盡全力來支持她，成全她。爽快地答應了她的請求後，沈從文忙著找冰心、林徽因、徐誌摩、陳衡哲，還給政治大學的淩叔華寫信，扔下自己要做的事，四處為丁玲約稿。

盡管丁玲告訴他是一個小書店辦的一個雜誌，他卻明白事情並不那麽簡單，丁玲正熱心於左翼文學，他很清楚，因此在老朋友麵前他坦率地表明態度：

“紳士玩弄文學，也似乎看得起文學，誌士重視文學，不消說更看得起文學了。兩者皆尊敬文學，同時把文學也儼然近於溺愛的來看待文學‘是什麽’。雖各有解釋，文學究竟‘能什麽’卻皆糊塗了。我既不是紳士又不作誌士，對於文學則惟隻知它的產生，與產生技術，以及產生以後對於它在社會方麵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實分量同價值，不許它把價值開的太大，也就是不許人對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礎皆固定在我知識上，而不在權威或時髦理論上，目前大家所爭持的似乎同我毫無關係。他們既稱為作家，我想想，是不是還宜於來接近文學事業，真成為問題了。”

“紳士罵不紳士，不紳士嘲笑紳士，這算是數年來文學論戰者一種永不厭倦的副題，我覺得真不必需！其實兩者正差不多，就因為兩者還是人，壞的一樣的壞，懶的一樣的懶，至於好的，也還是一樣的好。造謠謾罵對於根本問題有什麽益處？”

“一些無用的人，即或從小到大吃長齋，生來既無補於佛教的興衰，死後也不會成佛，有些人毫無一個君子的品德，他卻可以做出一些有益於社會人類的事業來。有氣魄的人沉默，比小小東西呐喊還動人的多了。你不覺得嗎？為了社會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歡迎小醜，我想離開這分生活，過幾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幫我們把習氣修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