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青島再逢摯友陳翔鶴2

陳翔鶴沉默了一會，沒直接去說剛才的話題，再次感慨道：“我深深地感到，現在夢醒了的青年們，若要來探索真理、追求新的生活，結果都是無路可走也無力反抗，隻能悒鬱沉悶地陷入悲苦之中。”

在青島的那個美麗的公園裏，沈從文與陳翔鶴，一邊走一邊談。很明顯，他們之間也有分歧。

“五四”作家陳翔鶴，與所有“五四”作家一樣，在那個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剛剛離去、軍閥輪流坐樁的年代中，大家都聚攏在“否定一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旗幟下，來“表現自我”、“發揮個性”。

眾多的作家，眾多的文學社團，眾多的問題和主義，在那樣的亂世裏活躍著、爭論著，造就出一個熱鬧紛呈、色彩斑斕的文學時代。

到後來，當“個性解放”、“自由獨立”無法負擔起深重的民族苦難時，這些曾經的關鍵詞必然被新的時代話語所替代。“革命”、“階級”，這些個更合適時代的關鍵詞來到了中國文學中，並很快成為文學的主潮。

這些個沉重而又頗俱殺氣的字眼，似乎更能夠解決那些為探索真理、追求新的生活、無路可走也無力反抗的問題。正因為這一點，陳翔鶴後來在193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陳翔鶴加入了黨組織，投身於革命，卻不去創作，像沈從文的另一位好朋友丁玲那樣，走文學為革命的道路；可是，他又與沈從文一樣，認為文學不該作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我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隻信仰‘生命’。”沈從文頗有些自豪地說：“生命中的各種經驗和形式，總是能吸引我好奇的目光，給我帶來莫可名狀的快活和感動。至於‘問題意識’，雖然會在我文章的字裏行間泄露出來，但是這些形製也許較小的經營、卻寄托了題目很大的理想，這個題目就是‘人性’。”。

???“我隻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沈從文重複著，繼續發表自己的觀點：“我不輕視左傾，卻也不鄙視右翼，我隻信仰‘真實’。”

很明顯，如果一個政治家、一個革命者這麽說，是不符合職業道德的，但作為一個作家說出這樣的話，卻正是他職業道德最好的表現。因為任何政治，在好的方麵也隻可能停留在信仰的層麵上；而信仰，其局限性是十分明顯的，隻有科學，才因為沒什麽局限處於比信仰更高一級的層麵上。

“我是堅持藝術至上的，在生活方麵，我別無所圖，無論私人生活是多麽的辛苦顛連，困窘不幸，也隻想在藝術的本身上，求得一點成績。我覺得在社會中，隻有藝術可以使‘生活’更為向上，更為高潔，並且保持一種莊嚴性。”

陳翔鶴終於忍不住搭腔了，而且一發不可收：“我原來與朋友辦的雜誌，之所以命名《沉鍾》，體現的就是這種藝術態度。霍普德曼那個關於沉鍾的故事，表達了我們編輯願為藝術奉獻一切的決心。”

“說說這個故事。”沈從文小孩般地央求。

“‘沉鍾’原是德國作家霍普德曼一個表現藝術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矛盾的象征劇的名字，我們借用來，以示藝術上要堅持到底的意思。藝術理想與現實生活之間存在著不能調和的矛盾，藝術是至高無上的，社會現實則與文藝為敵，處處給文藝藝術布置障礙，因此，從事文學工作，必須在生活上有所放棄，有所犧牲。”

聽陳翔鶴講了這些，沈從文想到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的郭沫若，不由借題發揮議論起他的小說來：

“我認為，拋開文學的什麽階級不階級不去談，在人物事件展開與縮小的構成上，這位郭先生缺少必需的節製與注意。要想從他的作品中尋一個完美的篇章，不是雜記、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組織的故事，實成為一個奢侈的企圖。論創作小說，郭沫若不如鬱達夫、張資平兩人，是三人中‘最壞的一個’，我認為，郭沫若的小說是失敗了的。”

沈從文的這些言論，此前已發表在?1931年6月《論中國創作小說》一文中，他再次跟陳翔鶴來說，隻是出於對文學要為某一階級服務表示不滿。

“藝術是極高尚的事業，不應也不能作為謀生的手段。我從不敢將著作當作一種職業看，而且更決定，對於其他職業，無論有多麽的艱難和苦心，也必須隱忍而且擔當。”

從小生活一直比較優裕的陳翔鶴，坦坦然然地講著自己的心裏話。沈從文在一旁聽著，臉兒有些發紅。

他們似乎並不都是很吻合，但他倆都有很好的人品，善良而坦誠；都能與人為善，真實地表達自己的內心，完成了對自己文學觀的執著堅守。

因為這些，他倆保持了終身的友誼。20年後，沈從文回憶在青島與陳翔鶴相處的往事時說：

“當時我倆幾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園去會麵，到池塘中間那個亭子裏交談起來，談人生、談文藝、談個人遭遇，已經時間很晚了，有時到半夜，周圍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陳翔鶴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學。”

人生在世，真是會有許多極其美好事情、會擁有許多極其美好時光的，之所以能夠，是因為有好朋友在成全。

一個人能有幾個摯友，生活必然會鮮亮很多；如果又能有一個知心的愛人，生活，該是多麽溫馨啊！

沈從文已經30歲了，他已擁有了好些朋友，可他的愛人在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