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登上大學講台2

經營刊物失敗後的沈從文與丁玲、胡也頻夫婦,由於心底深處的那點分歧,終於選擇了不同的轉換身份之路。

胡也頻雖然去到濟南中學教書,卻同時也從事了革命活動,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中。1929年新年伊始,國民黨的第190次中央常務會議就通過了《宣傳品審查條例》,加緊了對革命文化的“圍剿”。到10月,國民政府再“令全國軍政機關,一體嚴密查禁”進步書刊。

胡也頻一麵教書一麵宣傳革命,很快遭到山東省政府通緝,被迫折回上海。不久胡也頻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被推選為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代表。

至於丁玲,這個外表豐姿綽約,文筆晶瑩剔透,兼有張愛玲的落寞與哀怨,林徽因的浪漫與純情,冰心的嬌巧與溫婉的奇女子,在發表了《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等引起文壇的熱烈反響文章、又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後,她己經占據了當時中國女性文學無法突破的製高點,結果卻經受了那樣的一番事業上的打擊,**率真的丁玲,與胡也頻一道,揮揮手走上革命道路。

1930年,丁玲很快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為魯迅旗幟下一位具有重要影響的左翼作家。1931年,她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主編;到1932年3月,勇敢的丁玲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出任左聯黨團書記。

1933年5月,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拘禁在南京。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羅曼·羅蘭等國內外著名人士,曾為她發起抗議和營救活動。獄中的丁玲,對敵人的威脅、利誘嚴辭拒絕,後來終於在共產黨的幫助下,於1936年9月逃離南京,奔赴陝北,成為到達中央蘇區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的歡迎。

而無可奈何的沈從文,當時則忙著給朋友、特別是給徐誌摩寫信,希望能回到北京去謀一個職位,以便既可以掙些錢養家、還債,又可離上海這個事非之地更遠一些。

徐誌摩這個天才的詩人,憑著詩人的敏感,他看到了沈從文的創作天分,看到了這個鄉下人時常羞澀笑背後的自強、自尊和自信。

“這是一個注定在創作事業上要幹出一番大事業的人,他有足夠的智慧和堅持努力來支撐他的自信。”

徐誌摩在心裏評價著沈從文,對他十分地眷顧和關注。早在沈從文剛到上海時,徐誌摩就知道,像沈從文這樣沒有家庭支持還要承擔家庭負擔的人,想靠文藝生存,是不可能的,曾給沈從文寫信說,上海如果有什麽不便,就“仍是去北京吧,北京不會因為你而米貴的。”

然而沈從文卻隻埋頭於寫作辦刊物,如今《紅黑》停刊,徐誌摩便想給沈從文謀一份穩定的、同時又能讓他繼續留在上海從事文學的差事,因為沈從文在信中提到想進上海美專進修繪畫,徐誌摩便給他建議,說:“還念什麽書,去教書吧!”

1928年4月30日,38歲的胡適就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自兼文理學院院長。最親密的朋友有這麽個位置,徐誌摩這才對沈從文給出了這樣的建議。

這對沈從文來說,無疑是鯉魚躍龍門,既無心理準備,也缺乏知識準備,在接到胡適的聘書後,他連續致胡適兩封信,謙卑地訴說自己的想法:

“從文可試一學期……可教的大致為改卷子與新興文學各方麵之考察,及個人對各作家之感想,關於各教學方法,萬得先生為示一二,亦是實為幸事。”

事情落實後,沈從文把這喜訊告訴母親和九妹,又給父親沈宗嗣寫了封信說:“現有人正征男同意找男教書,一百七一月,大致為公立大學,一星期在一點鍾左右約四元一小時。若果內戰有擴大延長模樣,男屆八月,或即改圖到學校教書去。”

在信的最後,沈從文直抒胸意,給父親道明了自己並不就想教書。“教書似乎比目下生活為拘束,然無法中此事自亦為一辦法矣。”

中國公學為清末革命黨人創辦,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大學之一。辛亥革命後,學校得到孫中山、黃興的扶持,逐漸發展成包括文、法、商、理四院17係的綜合型大學,選修課目很多,可謂兼容並蓄,學術自由,無論是德日派、還是英美派,都有一席之地,在課堂上教授們可以講授資本主義、也可以講授社會主義、還可以講授國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如此一來,學校培養出許多不同政見卻同是傑出的人物,如現代著名學者胡適,被槍殺於雨花台的革命人郭綱琳,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等。師生中,當時就有不少人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女英雄秋瑾,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謬德潘等,都是這所學校出來的。

胡適此時與沈從文僅一麵之識,可他相信徐誌摩的眼力,更喜歡沈從文的文章,他跟徐誌摩一樣相信沈從文的文學天才,既想為國家栽培這樣的天才,也相信能寫出那樣文章的人,是可以教好學生的。

除此之外,胡適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即關於“大學中文係”如何辦的問題。胡適認為理想的大學教育方式是:“大學之中國文學係當兼顧到三方麵:曆史的;欣賞與批評的;創作的。”沈從文占有其中後麵的兩個方麵,這便是胡適聘他的理由。

對此,時任中國公學副校長楊亮功回憶說:“胡先生在學校積極提倡學生寫作,他認為這樣可以引起學生讀書興趣。”由於這種辦學方針,教授中除了沈從文,還有好些其他作家;並且,校園中創作的氣氛十分濃厚,不但辦《吳淞》月刊、還有《野馬》雜誌。

1934年2月14日,胡適也在自已的日記中頗有感觸地談到當時的想法:“北大國文係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見侃如夫婦皆不看重學生試作文藝,始覺此風氣之偏。”

很明顯,胡適破格聘請沈從文任教,並不就因為好友的介紹,根本上是他想打破當時中文係隻重古文教學的風氣,想讓大學中文係能夠重視創作,來促進新文學的發展。

後來的事實證明胡適的做法是對的,沈從文不僅在中國公學中深受學生愛戴久而不衰,還由於他的加入為學校培養出甘祠森、何家槐、何德明、李輝英、何嘉、鍾靈(香草)、孫潔訊、劉宇等諸多文藝人才。

接受了胡適的聘請,沈從文要到中國公學去擔任講師,主講大學一年級“新文學鑽研”和“小說習作”。他沒有任何老師指導,開始來準備公課,這時,北大旁聽的經驗、平時豐富的閱讀、近幾年大量的寫作和思考,都給他提供了足夠的知識與自信,沈從文精心地萬分努力地準備著,希望自己走上講台後能讓學生們能夠有所得。

隻是,一個常常見了陌生人就會臉紅的作家,會是怎麽來上他的第一堂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