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登上大學講台1
“事實使我們緘默，我們隻能暫時把這工作停頓。”
1928年10月26日，沈從文、丁玲與胡也頻在《中央日報·紅與黑》第47號刊出《〈紅黑〉創作預告》中這麽寫道，這《預告》在暗示《紅與黑》即將停刊原因的同時，也再一次重申了他們的編輯主張：
“不漠視別人，不誇捧自己，不以抄襲販賣新輿論思想驚嚇年青人，不假充誌士或假裝熱情騙一部分人喜歡。”
除此之外，《預告》還表示打算自辦《紅黑》、《人間》月刊，打算自辦一個出版社出版“紅黑叢書”。
10月31日，《紅與黑》終於正式停刊，原因自然是與《中央日報》的辦報方針有分歧。
每個漂泊者都有自己的夢想，這些夢想層麵因人各異，有物質層麵的、也有精神層麵的，此時的沈從文、丁玲、胡也頻，他們更專注於後者。於是，他們為了自己的主張，放棄了保險，選擇了風險，請胡也頻的父親為他們轉借1000元，1929年１月開始獨立籌辦《紅黑》、《人間》月刊和紅黑出版社。
經過商議，由胡也頻負責《紅黑》雜誌，沈從文和丁玲負責《人間》月刊，同時，他們還決定合力出版《二百零四號叢書》。
早在北京時就渴望自己辦刊物的宿願，終於在離開《中央日報》後就這麽實現了。
一切都來得這麽突然，仿佛昨天還在凜冽的寒風苦雨中吹打，突然就迎來了一個陽光普照的暖日。生命的春天，到了；美好的前程，正在一步步打開；寒冬已經結束，仨人都感到腳下是一片靚亮的風景。
上海這個大都市，與北京差不多，老城廂街道，比比皆是，似乎隨處都可以隨意地將一個異鄉人安置下來，讓他能夠靜靜地休憩於這個大都市之中，欣喜或憂傷地去釀造自已的生活。
１９２８年１月，沈從文剛到上海時，住的是法租界善鍾裏一個托上海的朋友預先租定的亭子間。隨後，再由亭子間遷入正樓大房，不久，沈從文住到了馬浪路新民邨，丁玲和胡也頻則蝸居在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永裕裏10號的老式石庫門房子內。
兩處雖然相隔不遠，但為商量與籌備《紅黑》、《人間》雜誌的出版，沈從文幾乎每天都到丁玲和胡也頻他們那裏去，甚至連夥食也包在了一處，這樣非常不方便。三人一商量，一個多月後就共同租賃了薩坡賽路204號。
薩坡賽路204號名為豐裕裏，當時雖然也屬於法租界地麵，人口卻很密集，多是老式的石庫門房子。這種房子脫胎於中國傳統的三合院或四合院民居住宅，弄門縱向深入，過道兩旁即為相互毗連的石庫門民居。這類舊上海的居民區，由於人多嘈雜，環境局促，沒有室內衛生，是舊上海市民生活的一個真實縮影。
正是在這裏，沈從文觀察到了上海人的真實生活。“後房的窗可以望別人屋頂，紅的瓦，鱗次的排列，常常在早晚冒煙的煙囪，近到也象可以用手抓。早上這房中也有好風，隻要把房門打開，讓風有出路，那風便從窗外來，從門外走去。晾衣洋台太陽光還不來時，後房所見別人屋頂，已經曬滿陽光了。”
“順便說說，老式石庫門房子沒有‘陽台’一說，而名之曰‘曬台’，這是給難得一見陽光的廂房間居民天晴時曬被子用的。”
“有一天我在上海的陽台上看上海的城市，我伏在濕欄杆上在想另一個窗子裏的另一個人家在做什麽事。”
“我不知道工廠的夜班是如何的忙碌，我想象的夜班是在一些小房子裏總有一些小學徒一邊打盹一邊做事情，我想象那些銅匠、那些印刷工人他們大概和我一樣沒有辦法睡好覺，他們是那樣的肮髒，走近他們的身邊有一種難聞的氣味，手上全是油膩和鐵鏽，頭腦又是那麽愚蠢。”
“這樣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嗎？但是我想想，他們那麽蠢，我有責任來釋放他們。”
1930年後，沈從文在回憶這段與丁玲胡也頻共同奮鬥的時光時，曾無比深情地寫道，他願意給那些沉默努力的青年朋友們、“每一個在井中向群星望著的人”，以一種“自信”的機會。
“井”！一個多麽準確而又美妙的單音詞，讓人想到“黑暗澗穀”，卻又與“澗穀”中不斷的墜落不同，它至少提供了一種向上的視角，在暗示著“群星”還定有一個出路，一種建立自信的方式。
正定這種向上的視角，使心地善良而又不屈於生活壓力的沈從文，想依靠文學的力量，幫助與他一樣眾多“掙紮於井底”的青年，找回自己的自信、掙到自己的獨立。
這是沈從文推己及人的一個念想，是自己的生活經驗，他認為自己就是這麽一個向“群星望著”想離開井底的人。來到大都市北京之後，他一直在尋找自己的位置。可是，對於一個新來的異鄉人，大都市從來都是壁壘重重的，以“大學”為代表的精英體製無情地拒絕了他。在“此路不通”的招牌懸掛四處時，“文學創作”這樣一種非常自主安排自我的方式，給他提供了社會參與和身份認同的可能，他就是這樣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在天才+勤奮公式的作用力下，鄉下人沈從文，由於每月都有好幾篇文章見著於報刊雜誌，由於他確實也已有了些名氣，更由於他對人生世相很好的悟性與洞察力，他確實在悲天憐人的感情上有了諸多的真知灼見，他終於獲得了大都市人的認同，終於敢在上海人麵前說些大話了。
此時，丁玲的母親也來到了上海，便與胡也頻、丁玲住二樓，沈從文和母親、九妹住三樓。幾十年後，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沈從文說：
“我們就合賃了薩坡賽路的二百零四號房子，搬了家，《人間月刊》由我們三人產生了，《紅黑月刊》也由我們產生了，在名為‘新房子’的住處，我們生活忽然完全就變了。”
然而，沈從文說的“變”，隻是他們仨人心情的變。盡管剛剛借到1000塊大洋，可都得用在辦刊物、辦雜誌上。他們的處境還是很困窘，生活也非常拮據，或許並不能比那些銅匠、那些印刷工人好了些什麽。特別是沈從文，他的母親仍然重病在身，“同是天涯淪落”的一大家子人擠在矮小窄舊的石頭屋子裏，為著能夠“活下去”而終日忙碌，他不得不顫抖地握緊手中的筆，在綿延不斷的堅持裏辛勞與掙紮。
如果，就為一個“活”字，沈從文是不會用那個“變”字的，除了要活下去，更有了為責任活下去的念頭。正是在責任與諸多無奈的現實相互交織，在混沌灰蒙的暗影中，透出人生的朝陽，這燦爛的光讓勞累的心得到休息、得到安慰、變得高貴，沈從文這才終於敢大聲呼出：“他們那麽蠢，我有責任來釋放他們！”
然而，就在他們都想拚命做好這兩本刊物時，謠言來了。其實早在他們三人合租北京漢園公寓時，就曾引起過他人的猜疑，隻不過，那時他們仨的名氣還都還沒有怎麽大，一般人的“三角戀愛”的傳聞，大都沒什麽市場。可是現在，三人都有了一定的名氣，特別是沈從文。
於是，一些無聊的記者經過一番添油加醋之後，上海小報出現了他們仨“三角戀愛”的傳聞，加上當時的政治擠壓，還要加上他們的不善經營，終於在《人間》隻出三期、《紅黑》隻出七期時，這兩個1929年1月剛問世、寄托著他們美好希望和燦爛未來的刊物，到6月時被迫停刊了，他們的紅黑出版處，也隨之倒閉。
美好的希望落得個痛苦而難堪的失望結果，心理上的打擊已經讓人夠難受的了，更有那經濟上的壓力，沈從文辛苦半年，不但沒賺到錢，反而背了1000多元的債務，困窘到竟至於使病**的母親也陷入挨餓情形。
沈從文哭了，萬分傷心地淚流滿麵，隻是並不出一點聲音，而且是一個人倦縮在“曬台”上渾身顫抖著。
文人曆來是有多種的，最無聊的當屬那些靠造謠、特別是靠造名星的謠混飯吃的，隻可恨這種人象瘟疫一般，總是不可能滅絕。
在中國，一般名氣的文人，從來就沒有能夠遇到靠寫稿就能維持生活的年代，更何況是軍閥混戰、經濟凋敝的二十年代！
沈從文應該稱得上一位天才作家，他以初小的文化水平，在創作的道路上剛走了不到三個月，就在北京那樣的文化重鎮，在當時中國最好的雜誌上開始發表小說、詩歌、散文、文藝評論等方麵文章，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每年都有三四十篇文章發表。從北京到上海，他一路走來，竟始終能保持文化青年中嬌嬌者的地位。
1928年，又是沈從文創作豐收的一年，全年發表作品高達40餘篇，並且首次有長篇小說《舊夢》和長篇童話體小說《阿麗思中國遊記》1、2卷問世，全年還出版了《入伍後》、《雨後及其他》等單行本、小說集10餘種。
就在這時候，卻經受了這樣的一番事業上的打擊，被弄得焦頭爛額，甚至自身難保了，再無法履行“我來釋放他們”的責任。因為，無論是什麽人，要想做什麽事，他首先得有飯吃，能活下去。
沈從文信奉獨立，文學創作可以提供了一種自我安排的方式，這種方式正好能滿足獨立精神很強的人，然而，在中國過來的曆史長河中，甚至包括今天，持這種形式謀生的人，總是危機重重。
特別是對於一些處在“井底向群星仰望”身份的人，更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種與外在曆史脫節的空洞感、貧乏感。當這種感覺難以承載時，他們更有了轉換身份的渴望。
在中國的曆史上，文化青年的路向來就很窄，要麽去當官，要麽去著書立說；而處在亂世中時，則又多了條與這兩條路平行的另一條路，給文化青年多了個轉變身份的機會，這就是做“革命者”，或者說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