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在大上海的豐收與拮據2
沈從文這麽下了決心，第二天便送母親到了北京，留下九妹陪著她，自己孤身一人，很是失落地要再回上海。
他接母親和九妹來京，是一個漂泊者一直的夢。世上所有的漂泊者，有幾個僅僅是為了自己？他們的夢中，多半是渴望自己的親人能過上好日子。原本以為自己的事業已經有了起色，再加把勁，多掙些錢應該沒問題，日子過好一些一定也就沒問題，於是他便希望母親和九妹來，與自己一起，同享好一些的日子。卻不料，這夢似乎還沒有真正開始，卻還要讓她們與自己分離！
天下最讓一個男人沮喪和窩心的事，莫過於無力給自已珍愛的人幸福。分別時，沈從文心堵得慌，簡直就想扔塊石頭把天砸破。為了掙錢，他又不得不與母親、九妹分別。沈從文久久地望著沉沉睡去的母親，使個眼神將九妹喚到門外，麵對一張秀麗而充滿稚氣的臉，好一會才說：“九，二哥真不想這樣，可是又沒法，母親就隻能暫時拜托你了。”
“我知道，我知道。”九妹重複著這三個字，晶瀅的淚水奪眶而出。
“九、九！你別哭。”他伸手去擦九妹眼角的淚，九妹叫了聲“五哥”，一把抱住他。
兄妹倆緊緊地相擁著，淚水都巴嗒巴嗒地往下滴。
沈從文從北京回到上海，進屋不久就聽到有人敲門，還來不急去理會，就聽見有耳熟的女人聲音在喚他的名字。
“是丁玲！”沈從文心中一喜，推門出去。
果然是丁玲和胡也頻兩個。
早在年初時，沈從文一個人到上海還隻兩月時，丁玲和胡也頻也來了。當然不是因為沈從文，而是因為馮雪峰。
在10年後，1937年丁玲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曾坦率地說到這時的感情：“我認為這個人（馮雪峰）在文學方麵特別有才能。我們在一起談了很多。在我的整個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愛過男人。他很高興，並感到驚奇地發現一個‘摩登女子’會愛上這樣一個鄉巴佬。我停止了寫作，滿腦子隻有一個思想——要聽到這個男子說一聲‘我愛你’”
為什麽會愛得這麽熱烈呢？對此丁玲在1985年3月1日致白浜浴美的信中也坦言不誨：“1927年，我寫完《莎菲日記》後，由王三辛介紹我們認識的。王三辛告訴我他是共產黨員。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我那時實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懷念在上海認識的一些黨員，懷念同他們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離開了他們。那裏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遠離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頻在內，都不能給我思想上的滿足。這時我遇見一個黨員了。我便把他當一個老朋友，可以談心的老朋友那樣對待。”
丁玲是以坦率出名的女強人，在愛情方麵同樣如此，因為一份真愛，她對胡也頻說：“我必須離開你，現在我已懂得愛意味著什麽了，我現在同他相愛了！”
胡也頻聽了，悲哀而痛苦地問丁玲：“難道，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
丁玲淚流滿麵，說不出話來。看到胡也頻痛苦，她也很難受，後來她在給馮雪峰的信中說了自己心中的感情：
“我不否認，我是愛他（胡也頻）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作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地就住在一起了，我們什麽也不怕，也不想，我們日裏牽著手一塊玩，夜裏抱著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裏，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不想到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後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看出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子，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係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卻更純潔無疵的天真……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於你（馮雪峰），真真是追求，真有過寧肯失去一切而隻要聽到你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著我的過去，我曾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個時間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機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這封信，後來發表出來，取名叫《不算情書》。
丁玲的愛使她與胡也頻在不斷的爭吵中度過，從北京吵到上海，見了沈從文，倆人的爭吵稍少了一些，幾天後，他們就告別沈從文，雙雙去了杭州。在丁玲的堅持下，與他倆同去杭州的，還有馮雪峰。
“此次杭州之行，將決定他們未來的生活布局。”沈從文送走他們仨之後，在心裏對自己說：“我還是希望丁和胡好下去。”
沈從文為他倆的囑咐還在耳邊響著沒散去，時間剛過一禮拜，胡也頻便出現在沈從文麵前。望著他失望的神情，聽著他說不再去杭州，今後生活將改變的話，沈從文就同他在一個大木**躺下來，詳詳細細究詢他這件事的前因後果。
“聽這個人作一切不離孩子氣的申述，且記著這件事每個要點，等他無話可說時，便為他把這件事從旁觀者看來各方麵必須保持的最合乎理想的態度說明。因為他尚告給我兩人雖同居了數年，還如何在某種‘客氣’情形中過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屬於某種科學範圍的知識，提出了些新鮮的意見，第二天，就又把他打發回到杭州去了。這次回去，我對於海軍學生所作的一番勸告，大致很有了些用處，風波平息了，一切問題也就在一份短短歲月裏結束了。兩人在西湖葛嶺一個單獨院子裏，大約將近三個月。三個月中的生活，或者因為新增加了從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內，故兩人簡直像一對同度蜜月的伴侶。”
沈從文後來在《記丁玲女士》中的這番話，丁玲也作了證實說：“在北京雖然同胡也頻同居數年，但一直沒有過夫妻生活，隻是到杭州後我們才正式結為夫妻。”
丁玲幾經掙紮，終是難以舍棄她與胡也頻幾年來相濡以沫所建立起的“堅固的感情聯係”，走出了自己的情感漩渦，作出了最後的選擇，同馮雪峰之間的感情糾葛作一了結，要與胡也頻相伴終身，共謀發展了。
這時，沈從文“正從南方陪了母親到北方養病，又從北方回到南方來就食”，把生病的母親和年幼的九妹留在北京，心裏正非常地不好受，看見丁玲與胡也頻合好，自己的痛苦似乎減輕許多，他憨憨地笑著，看看丁玲，又看看胡也頻，說：“我祝福你們，隻是，愛情固然重要，生存還應該是第一位的。彭主編說的那事，你們是不是答應了？”
“不答應還來上海。”丁玲嘴快，先說了。
“答應了就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生活就有保障了。”
原來，當時有個叫彭學沛的《現代評論》派在上海《中央日報》當主編，沈從文跟他熟，就向他推薦了胡也頻去編副刊，得到同意後，就把這信息轉告給胡也頻，沒想到他們這麽快就來了，而且是成雙地到來。
“我們，給這副刊取個什麽名呢？”胡也頻突然問。
沈從文不回答，隻把目光投向丁玲。
“紅與黑。”
丁玲的提議立刻得到胡也頻的讚同，因為他與丁玲一樣，非常喜歡法國著名作家司湯達的那部講述個人理想的代表作——《紅與黑》。至於沈從文，當然更加讚同，隻不過他的讚同卻是因為“紅黑”的另一番含義。
在他的湘西故鄉，“紅黑”在土語中是“橫直”、“反正”的意思。“紅黑都得吃飯”，是當地的口頭闡，在不同的場合中，表明各種人都得有飯吃，人人都得吃飯，反正要吃飯這些個意思。
副刊的名稱有了，餘下的就隻剩了努力地來做事情，雖說是胡也頻去做這副刊編輯，可他們仨是這麽友好，似乎就是他們仨在辦副刊啊！
總算，他們掌握了一個刊物，盡管僅僅隻是《中央日報》的一個副刊，他們畢竟是享有了決定文章發表與否的權力。這樣一來，不僅有利於實現自己的夢想，也可以幫助同樣的青年人實現他們的夢想了。
這，是一件多麽美麗的事情啊！隻是，他們仨在這美麗的事情上能走去有多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