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徐誌摩的萬般抬舉2

徐誌摩看了沈從文的這份聲明，不僅把全文給登了出來，還在“聲明”的後麵又加上了一節附言：

“從文，不礙事，算是我們副刊轉載的，也就罷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勸我下回沒有相當稿子時，就不妨拿空白紙給讀者們做別的用途，省得攙上爛東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煩。我想另一個辦法是複載值得讀者們再讀三讀乃至四讀五讀的作品，我想這也應得比亂登的辦法強些。下回再要沒有好稿子，我想我要開始印《紅樓夢》了！好在版權是不成問題的。誌摩”

寫這段文字時的徐誌摩，雖然還隻有28歲，可由於他是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多所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又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此時已出版第一個很有影響的詩集《誌摩的詩》，已經是個非常著名的學者、詩人。而沈從文，不過是一個剛發表作品不到一年的文學新人，能得到這著名學者、詩人將自己的作品列入“值得讀者們再讀三讀乃至四讀五讀的作品”之中，甚至拿出中國小說經典中的經典“紅樓夢”來與之說事，真可謂是對沈從文欣賞之極、萬般抬舉之極。

正因為如此，打這以後，沈從文的名字更多更快地陸續出現在多家報刊上，特別是在徐誌摩主編的《晨報副刊》上。

徐誌摩1925年10月1日接手《晨報副刊》主編，10月21日，發表了沈從文《一天是這樣過的》一文，10月26日又發表沈從文的《夜漁》，到10月29日再刊發沈從文的《賣糖複賣蔗》。

在當時的北京，晨報副刊與北京的京報副刊和上海的國民日報副刊、時事新報副刊，號稱是中國的四大報紙副刊。在這些副刊上發表文章的，大都是像魯迅這樣的一些名流。而當月在《晨報副刊》上發文的，差不多全是諸如胡適、梁啟超、淩淑華、聞一多這樣的一些社會名流。沈從文作為一個文學新人，連續三篇都是隔幾天就刊發在《晨報副刊》上，而且到了緊接著的12月份，徐誌摩竟連續給沈從文發了十篇小說，這對一位剛剛躋身文壇的新人沈從文來說，無疑是一方麵受寵若驚，另方麵信心倍增。

這一年，1925年，是23歲的沈從文創作天才初顯的一年，也是他創作豐收的一年，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就有63篇，文體涵蓋小說、散文、詩歌和戲劇多種。

鷹的翅膀剛有些硬起來，又遇上了這麽好的大風。一個動亂的時代，一個軟弱的不能統一的政府，似乎從另一方麵給文學的創作提供了某種方便。

就在沈從文創作開始起步，1924年和1925年，年輕的共產黨作家蔣光慈從俄國回來，接連發表了《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和《現代社會與革命文學》兩篇文章，他與許多革命者一道，摸索著試圖將文學與革命聯係起來。

而早在1923年時，郭沫若和鬱達夫倆人就在他們的文章中己經使用了“普羅精神”和“階級鬥爭”這樣革命色彩很強的名詞。

郭沫若後來說他在1924年讀了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的一本書，以後就信仰了馬克思主義。1925年，他概括地把革命說成是被壓迫階級在各個不同曆史時期對壓迫者的反抗，由此結論說：“凡是新的總是好的，凡是革命的就是合乎人類的要求，並合乎社會構成的基調的。”

郭沫若狂熱地宣傳：好的文學應當是革命的，真正的文學隻由革命的文學組成，而且“文學的內容跟從革命的變化。”他還堅信，“文學可以成為‘革命的先鋒’。”

也正是在1925年，魯迅主持了《蘇俄文藝論戰》（北京未名社出版）的譯文，十分熱情地追隨蘇維埃文學政策的迅速變革。

在這樣的情況下，沈從文這個邊遠鄉下漂泊而來的遊子，一個舊官僚家庭出生，憂國憂民的文學青年，他又將何去何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