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到北京去讀書1

1923年8月19日，鄉下人沈從文乘坐完了當時所有的交通工具、還兼著步行，花了整整十九天的時間，完成了2328公裏的長途旅行，最後在那輛老式火車煩人的“哐當哐當”呐喊聲停止了之後，終於來到了北京城。

曆史永遠是一脈相承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人們離鄉漂泊的原因或許各不相同，但那換個環境發展自我的目的，應該是沒有多大差別的。

伴隨著人類文明而誕生的城市，越來越無情地壟斷了單個人發展和升遷的諸多可能。一些個不甘於命運擺布又還有些自信的鄉下人，就像沈從文這樣，抱了個天真而又執著的夢想，大膽地離開故鄉，千裏迢迢地奔大都市而來了。

沈從文是直接從湖南湘西極偏僻的保靖小城奔北京來的，在那小城時，作為陳渠珍身邊的一個書記員，他替“湘西王”保管著一大堆不知從哪裏弄來的書籍、古畫、古瓷和銅器，做一些文字方麵的工作。

正邪相兼、連跨三個朝代的湘西山大王陳渠珍，後來被人將他與當過袁世凱第一任總理的熊希齡、連同後來成為文學巨匠的沈從文，一起稱為“鳳凰三傑”。這位亂世中拚殺出來的一傑，不僅是擅長山區作戰的高手，對於詩書、古玩也情有獨鍾。因為這方麵的興趣和雅好，陳渠珍對當時已然初小文化，且讀過《辭源》、《史記》、《漢書》、以及一些西方小說、一些宣傳新思想的報刊雜誌，又聽過一個進士談“宋元哲學”、“大乘”與“進化論”的沈從文，便比較地喜歡和器重了。

如果，沈從文就這麽跟著陳渠珍幹下去，結果很可能就如他1931年動筆的《從文自傳》裏回憶的那樣：“假若命運不給我一些折磨，允許我那麽把歲月送走，我想這時節我應當在那地方做了一個小紳士，我的太太一定是有些財產的商人女，我一定做過兩任縣知事，還一定做了四個以上孩子的父親；而且必然還學會了吸鴉片煙。照情形看來，我的生活是應當在那麽一個公式裏發展的。”

這裏，沈從文所說的“命運的折磨”，其實是他生活的理想與他的軍人生活之間發生了矛盾、產生了距離，而這矛盾與距離的產生，又全因為他從軍以後養成的嗜書如命的積習所致。

《圍城》說婚姻中人，進去了想出來；外麵的又想進去。其實在生活中，“圍城”這樣的現象實在太多。在命運安排沈從文在學校讀書的11年（5——16歲）裏，沈從文從來就不曾認真地讀過書。

五歲時，他就上了私塾。由於年紀最小，總是“坐在書桌邊讀書的時間少，坐在女先生膝上玩的時間多。”而後轉到管教更嚴的私塾，一顆心也“總得為一種新鮮聲音，新鮮顏色、新鮮氣味而跳”，不斷地逃學去享受這些新鮮玩藝。

直到13歲，沈從文插班進了新式的文昌閣小學就讀，因學校不用背誦經書，老師也不隨便體罰學生，同時也不必成天坐在書桌邊，每星期還放假一天。這樣的讀書，沈從文雖不再逃學，可他還是感到“在那學校照例也就什麽都不曾學到”，每天上課時照例去上，放學時常常繞很遠的路，去看城裏城外的許多新鮮有趣的人事。

作為沈從文的鄰居、又曾是同他一般天天走著同樣路程去上同一所小學的作者，在這事上可以作些說明：

文昌閣小學，坐落在鎮竿城南麵南華山的山腳下。沈從文的家，正好在學校對麵的南門沱，中間隔著一道用糯米拌著石灰砌成的紅石塊城牆、一條小河，及河兩旁的兩條小街，然後再是一段不太長的坡路。

要經過的這些，都非常的小巧精致，實際路程也就三百米遠。可因為這一路都是處在城裏城外的交通要道上，沿途自然十分的熱鬧，除了一路去兩旁各色的商鋪，還有賣“百糖餃”、“雲片糕”、“燈盞窩”、及“小糖人”、“葵花仔”、“酸蘿卜”等等各類的小販，再加上一場木偶戲、幾個逗蟋蟀逗雞的雷台，一些拉二胡、唱苗歌的快樂人和一些在門前下棋看棋、擺龍門陣的閑漢，確確實實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間生活畫卷”，到處都透著一個“趣”字。

如果直走的沿途看得膩了，往西可從西門進城，往東可從東門進城，城中東西南北兩條直街，無論從哪兒走回沈從文的家，都隻有幾十戶人家的路程。抄遠路之後，沿途的人文景物雖然大同小異，但其中還是各有側重，一個“趣”字，卻總是牢牢地鑲嵌在其中的。

也正因為如此，對這一段時光裏的生活，沈從文後來在自傳中說：“若把一本好書同這種好玩地方盡我撿選一種，直到如今還覺得不必看這本用文字寫成的小書，卻應當去讀那本用人事寫成的大書。”

這樣的日子於沈從文其實隻有兩年多，到他15歲時，剛升入高小的沈從文，在繼續讀書的同時，征得母親的同意，參加了當地開辦的一個預備兵技術班。

這次預備兵技術班的訓練曆時八個月，期間沈從文參加了三次補當地守軍缺額的考試，均末被選拔上，直到第二年——1918年8月21日，預備兵技術訓練班結束，家裏又因父親逃亡己完全衰落，加之母親認為沈從文不易管教，就讓他輟學參加一支由親戚楊再春帶領的土著軍隊，開始了16歲小青年的軍旅生崖。

人的興趣就有這麽奇怪，命運安排他專心讀書時，沈從文不愛讀書；當命運讓他去腥風血雨中討生活時，他卻又變得嗜書如命，成了書迷，從《秋水軒尺牘》、《西遊記》、《聊齋誌異》、《鏡花緣》、《昭明文選》，到《辭源》、《史記》、《漢書》、以及一些西方小說、一些宣傳新思想的報刊雜誌，沈從文見到書就想看。

總之，沈從文步入軍營之後，不久就從一個厭煩讀書的人變成了一個見書就想讀的人。這事看起來有些奇怪，其實世上的事情大多都這樣。結果呢，嗜書如命的沈從文慢慢地就成了一個方麵的人才。

二十世紀初的社會大動**，許多“有識之人”差不多一致認為是武人造成的。這結果，是武人形象的每況愈下，遭到貶斥。於是乎，武人的專政、亂政的說法被普遍認同，“去兵”、“ 廢兵”的呼聲甚囂塵上。在這種情況下，文人自然讓人抬舉起來。在當時民眾的眼裏，學生自然要比大兵強出一百倍。這是當時社會中讀書人的一種普遍認同，己然成為書迷的沈從文，對此當然更是身遠心近。在麵對學生時，他從內心感到豔羨和羞慚。

因為越來越多的閱讀，沈從文與身邊人漸漸變得不盡相同；日益增多的閱讀，沈從文的“幻想更寬，寂寞也就更大了”，而對於生存意義的追求，也不同於周圍的人。他開始“不安於當前事務，卻傾心於現世色光，對於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於是，他不想成一個地方知識分子或鄉紳，而總是想著能有另一種生活——能脫去軍裝，去新世界裏做一名學生。當這樣的想法日益熱烈時，碰巧又發生了三件看似無關卻緊密相聯的事情。

就在他來北京前的兩個月，“因氣候變化無常，且工作太勞累，沈從文得了一場熱病，”這一病就是40天。剛剛好轉，好友陸弢在泅過新漲河水中為岸邊漩渦卷沉淹死。

在沈從文生病時，陸弢沒少照顧他，待他病好了，陸弢卻離開了人世。一個比自已還強壯、還年輕的朋友，轉眼就這麽沒了。命運這般的無常，這般的殘酷，讓沈從文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由此他“癡呆想了整四天”。就在這時候，他剛好又聽到了在北京可以“半工半讀”求學的消息。

閱讀最有價值的一個結果，就是讓人變“呆”、變“愚”，變得充滿幻想，即成了所謂的書呆子。世人、特別是功利意識重一些的人，總是自以為是地嘲笑這些書呆子。

殊不知，這些表麵看似“呆”、“傻”人的心靈深處，是在對當下生活的不滿、奇怪和質疑，他是在思考、幻想、渴望著另一種新的生活。他這麽想得多了一點，遠了一些，便與當下隔隔不入了。可就是這種隔隔不入，給他帶來了生命的活力、帶來了一種為理想而打拚的勇氣、帶來了巨大的創造力，還由於他這些活力、勇氣、創造力為自己帶來了一種嶄新生活的契機。

瀏覽一下古今中外的傑出人物成長史，他們中實在有太多的人是從這“呆”、“愚”中走出來的。

就這樣，“呆”、“愚”的沈從文，毅然而然地下定了一個讓一般人驚詫的決定：

為了獨立，到北京去讀書！

那是一個熱得讓人坐著不動也要流汗的夏日，沈從文來到軍部，把一份剛剛抄好的文件送給“湘西護國聯軍第一軍”軍長、兼任“湘西巡防軍統領”的陳渠珍手上後，並不象往日那樣行過禮轉身離去，而是麵帶微笑地看著他的軍長。

陳渠珍立刻意識到這小子有事，便抬起頭來打量著他，意思是讓沈從文有話快說。

“我想……”

陳渠珍的眼睛瞪得更大一些，分明是在催促。

汗水從沈從文寬闊的額門上流下來，流過濃密的眉毛，快到眼睛時，沈從文用衣袖擦了一把。

“我想去北京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