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姐弟逃離上海

上天一定是經常用譏諷的眼光審視著人間的，廣誠如果知道老天對他命運有別樣的安排，並能知道最終的結果，可能會啼笑皆非。

他完全不會想到，他在上海那邊的寶貝女兒昭萍正想著與他完全不同的事。隨著戰爭的發展，她的工作越來越艱難、處境也越來越危險、。

1939年1月，昭萍根據江蘇省委命令，為新四軍籌集到一批寶貴的藥品和物資。提供者是公共租界一個背景複雜的幫會頭子。他的條件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整個貨款達上萬元，昭萍當時已經籌到六千多元了。但若結清以往的欠款後，仍有近一半的缺口，幾乎想不出什麽辦法。

藥品是日本占領軍宣布的“軍事管製”的“違禁品”，是掉腦袋的生意。對方的開價拿在當時並不算高，隻是由於屢次的緊急物資籌集任務，昭萍可以募捐的對象、像徐佑銘這樣的愛國廠商、盡管一個個經營每況愈下，仍一次次慷慨解囊，知秋自嘲說是在為淵驅魚。終於，現在能籌錢的渠道幾乎已經枯竭。而且因為他們不得不經常賒賬，出麵經手的老卓一度被債主逼得十分狼狽，信譽已經很差，再也沒有辦法賒賬或挪用其它交易款項了。

上級通過各種渠道反複下達著要想盡一切辦法盡快完成任務的命令，限定了春節為最後期限。的確，新四軍太需要這批藥品了。因為缺藥，不少戰士在低麻醉、甚至無麻醉的情況下動手術，一些人傷口感染。因為缺藥，不少傷員在極度的痛苦折磨中死去。

軍令如山，但昭萍幾乎山窮水盡，她有些束手無策了。

這天午後，父親的信來了，信中說了父親雄心勃勃的新創業計劃，還說等春節昭舫到重慶後，他就會轉道香港來上海，他要在租界注冊一家公司，要昭誠有跟著他學生意的思想準備。

昭萍看了信都愣了，在思忖著父親來了會有些什麽意想不到的變化，她問昭誠是怎麽想的。

“我才不跟他去當資本家呢！”昭誠臉都黑了，“日本鬼子那麽猖獗屠殺我們同胞，他就想著怎麽趁戰亂賺錢，那不是叫我也發國難財嗎？”

昭萍點了點頭，雖說演劇二隊給上海寫的信都說父親在救亡中表現很進步很愛國，但他畢竟是商人，她還不敢奢望父親會有這樣的覺悟。他們在上海已經瀕臨暴露，很可能會調離，所以也不可能將父親還未出現的公司計劃來派什麽用場。

她太忙，現在要馬上按約定時間去會見一位荷蘭商人，約好的一位翻譯也要去，時間太緊，便拍了昭誠一下就出去了。

昭誠也已知道姐姐現在的困境，現在姐姐姐夫談話都不瞞著他，他心裏也幫姐姐著急，卻無計可施。

昭萍回來時都很晚了，已回家的知秋沒問她今天的結果，他已從她臉上的表情猜到了。

昭萍吃著為她留的飯菜，知秋與她一起沮喪地盤數著一個個近期不再可能的募捐對象。在戰時條件下，很多留在孤島和淪陷區的企業家倍受盤剝，加上原料匱乏，開工不足，另一方麵，他們為“難民墾荒[難民墾荒是上海淪陷後地下黨根據趙樸初同誌建議爭取到租界當局支持的一項措施，即將難民轉出租界到蘇北、江南國統區墾荒，從而合法運出上海。實際上為皖南新四軍輸送了大量新鮮血液和知識技術骨幹。]”等項目已經付出很多，實際上都麵臨很大困難。但如果再籌不到錢，不僅給新四軍造成困難，而且，賣家很可能用藥品要過期為由變卦而另尋下家。

姐姐姐夫繼續在外麵精疲力盡地活動著。昭誠自放寒假後就隻能無可奈何地坐下來做作業，好像自己也在受著某種煎熬。

這天姐姐走了一會後，樓下又有郵差在喊。

是本市趙丙武來的信。趙伯伯信中說讓他和大姐一起去趟他家，他要將父親匯給他的和以前存放在他那裏的錢轉交給他，還將父親的信原件附在一起。

昭誠的心裏突然翻騰起來，此時他腦中幾乎全是瀕臨山窮水盡的大姐，正不知如何能幫上她。但幫了姐姐，說不定就害苦了爸爸媽媽、苦了在大後方無根無底的哥哥姐姐……不，不能這樣，這錢不是我的，爸爸這麽信任我，我沒有這個權利……姐姐，快回來呀，告訴我，我該怎麽辦？

姐姐和姐夫的腳步聲在樓梯上響起，昭誠的心一下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聽到姐姐還在樓梯上就對他說話：“小弟，姐姐今天又隻能叫你吃陽春麵了。”

“姐姐，有錢了！”昭誠一等姐姐上來就迫不及待地說出，但立即想到，自己恐怕會害死父親。

昭萍愣了愣，從昭誠手中接過父親的信看了，不由心裏一陣發緊。她矛盾了，父親送來的錢是上天安排的及時甘露嗎？她是不信神的。但她確實沒有足夠勇氣去動用這筆錢，這無疑是殺父親一刀！她雖說不太清楚父親的家底，但根據她的經驗，父親逃往四川時，手上帶的錢最多大概也就兩萬元左右，否則，不會動用他在上海的幾乎全部頭寸。

知秋不敢插言。除了昭萍的要強個性，他還認為，這些錢，他是沒有發言權的。

昭萍忽然想祈禱了：“爸爸媽媽，女兒要做一件非常對不起你們的事了，為了流血的傷員，為了國家，女兒要搶走你們的本錢了！”她不用“借”字，因為她知道，她是不可能償還給父親的。

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訴了昭誠。昭誠的眼前馬上浮出了一幅可怕的圖畫，爸爸媽媽，還有哥哥、二姐、秋平，像他在武漢看到的逃難的人們一樣，衣衫襤褸、麵黃肌瘦，流落在重慶街頭。

“爸爸應該脫離資產階級，我這樣是在幫他革命！”昭萍違心地搜羅理由說服著昭誠，也是逼自己狠下決心。她懂得，自己已經沒有退路，也沒有時間猶豫了。

昭誠的心在發抖。他沒有勇氣開口，隻聽大姐咬著牙繼續說：“新四軍的戰士比我們家更需要這筆錢！昭誠，你如果同意，姐現在就陪你到丙武伯伯家裏去拿錢。”

昭誠其實也早就覺得該是這樣的。

丙武撐著病體，按信上的吩咐把錢如數交給了昭誠，一共有七千元！他非常無力地說：“伯伯確實是再幫不了你爸爸了。你爸爸是我幾十年的朋友。他第一次托我做生意時，隻有十元錢的本錢，還是借來的。他不容易啊！現在你爸爸囑咐還留幾百元錢放我這裏。這是留著保證每月給你讀書用的。等這幾個錢用完，丙武伯伯恐怕就不在了。”

昭誠給老人深深鞠了個躬，把對爸爸和親人的愧疚也放在了這一躬當中。

昭萍得到了那麽大一筆錢的幫助，順利地、提前幾天完成了任務。但她心裏卻相當愧疚。她努力責怪著自己，這一定是我革命意誌不徹底的動搖表現！

也許，革命者就是應該這樣狠心的！

她正一個人在家苦想用什麽措辭給父親寫信時，卻突然接到通信員小況的緊急通知：必須晚上八點到蘇州河的一個廢棄碼頭的躉船上與老卓見麵。她與老卓很少直接聯係，這躉船是他們用來緊急見麵的一個特別地點。

天一陣陣下著雨。她穿了件雨衣，又做了點特殊準備。路上特地轉乘了幾次車，最後步行來到那個碼頭。見自己來早了，就摸黑到躉船上廢棄的售票小房中等著。

雨漸漸小了，她看著遠處蘇州河下遊的燈光，在雨夜中，有些像飄忽的鬼火。等了大約十來分鍾，她聽見有人來了。借著微微的光線，她看見老卓提著一把傘，走上了躉船。

她正打算迎出去，忽然間，她憑練武人的敏感，聽到還有一個踏著水的腳步聲。她便繼續隱蔽在牆角的黑暗裏。

果然，一個穿無袖雨衣的男人，在老卓身後突然出現，竄上了躉船，他四下看了看，喝道：“站住！”一邊敞開了雨衣，裏麵露出了一個黑洞洞的槍口。

老卓退後了兩步。昭萍也很緊張，屏住了呼吸，決定先看看對方有幾個人。那男人也不敢逼上前，舉起槍指著老卓低聲說：“快說，和誰接頭？幾點鍾？有幾個人？”老卓說：“你是什麽人？我來這裏找個地方解手，你跟來幹什麽？”男人說：“我是誰你不認識？”

“你……怎麽……你不是來我們弄堂找親戚、還找過我問的嗎？”

“我今天從你出門、就一直跟著你的。你跑到這麽遠的荒郊野外來撒什麽尿？”老卓笑道：“我也有親戚啊，就住這跟前。你走開一下，我要方便。”那男人喝道：“你少來這套！你不是共產黨，就是重慶分子，你們這樣的我都宰了好幾個了。把手舉起來！快說，和誰接頭？”

昭萍從“我一直跟著你”，迅速分析出對方隻有一個人，又聽出，這家夥是個安插在租界的、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一個有經驗的漢奸。他們奉命查詢和濫殺可能的抗日分子，在租界內製造恐怖。

那家夥判斷老卓隻有一個人，便舉起了槍，說：“你不說，我就不客氣了，快說!我數三下，一……”

昭萍知道老卓正麵臨生死險境。她輕輕摸出出門時特地帶在身上的三枚金錢鏢，這是她的師父王興漢伯伯特地打磨成送她的。這種鏢投擲難度較大，但昭萍從小就被王興漢精心傳授，這麽近的距離，她還是很有把握的。

那人剛數出“二”，卻不料一隻鏢從黑暗中飛來，“噗”地打在右手腕上，槍立即掉到了甲板上。他還未反應過來，第二鏢已到，頓時左眼一辣，鮮血湧出，疼痛難當。他下意識地要用手去捂，第三鏢已飛來追命，幸而被抬起的手擋住。鏢栽進了他左手臂的肉裏。昭萍一個箭步衝了出來，打算製服他。卻看見有一個披著蓑衣的男人身輕步捷、如從天降地進來。左手將那人扳倒在地上，右手的匕首對著他心口就是一刀，結果了他的性命。

昭萍見來人竟是知秋，大吃一驚。不知他此時如何也出現在這裏。知秋不加解釋，急促地說：“我去看看還有沒有人，你們先說吧！”說完快速去將一把廢棄的鐵椅拖過來，就用那人的雨衣將其裹在他身上。自己又走上碼頭去。

老卓急促地說：“曾老師，接上級通知，已有大量日特潛入租界，現在不斷發生進步人士和抗日人士遭到暗殺的事件。你們的活動已受到日特注意，小教下屬支部已有人叛變，雖不是直接與你們聯係的人，但後續發展的危險不容忽視。上級要你們全家必須近日撤出上海，不能在上海過年了。這是要我給你們送的船票，後天的。這裏有本書，就是介紹信，千萬別弄丟了。記住按我們以前往根據地送人的‘二號路線’和聯絡暗號。哦，葉知秋同誌是上級緊急通知來保護你的。”他指著又走進來的知秋說。

昭萍接過書，又在地上拾起一個鏢，告訴知秋：“還有兩個這樣的鏢。”知秋說：“看到了，在他肉裏嵌著。我知道取出來的，快些走吧！上岸左手有兩部黃包車，在那等我。”

老卓撐開傘走了一會，昭萍也快步走了。知秋看到了地上的槍，舍不得丟，便別在腰後。又將那人身上的一個子彈夾、和一個有特務證件的皮夾搜了出來。然後將屍體拖到船舷邊，推入了江中。

知秋出了躉船，到水邊涮了手上和匕首、鏢上的血汙，快速潛出了碼頭。拉上坐著昭萍的黃包車就走。

昭萍雖說練武多年，但從未開過殺戒。她有些惡心，也有些後怕。知秋把黃包車拖進了一個弄堂。有個黃包車夫等在那裏，接下了知秋的車和蓑衣。知秋和昭萍又走了一條街，換乘了一輛黃包車，在離住處兩個街口下了車。

昭萍和知秋回到家中，告訴昭誠這裏呆不下去了，後天就要離開上海。昭誠立即有種莫名的興奮。他們連夜處理了文件，精簡了東西。知秋經不住昭萍的責怪，把那家夥的特務證和槍埋到了複興公園內的一塊石頭下。

他們對房東老太太說要搬家，付了房錢。在上海的最後一天，他們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昭萍實現對自己弟弟的諾言，帶他一起到霞飛路吃了頓有洋叉、洋盤的真正西餐。昭萍對昭誠戲言：“小弟，這頓吃了，就要徹底和資產階級訣別了囉！”昭誠一本正經地聽著，很懂事地點著頭。

餐後，他們叫了黃包車，直接去碼頭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