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特生與田野考察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玉石之路與齊家文化研討會”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動”是在安特生田野考察的基礎上進行，很多考察現場、學術問題都有關聯；或者說，我們是在他開創的華夏文明探源之旅上繼續前行，因此，有必要在正式敘述之前介紹一下安特生。

安特生，1874年出生於瑞典。1901年畢業於烏普薩拉大學，取得地質學專業博士學位，從此開始其學者生涯，先後兩次參加南極考察活動，在此期間主編、編寫《世界鐵礦資源》和《世界煤礦資源》兩本調查集。安特生曾任萬國地質學會秘書長、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教授，兼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1914年，中國北洋政府根據當時地質調查所（隸屬於農商部）負責人丁文江先生建議，決定聘請安特生前來中國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北洋政府的目的是尋找鐵礦和煤礦，以實現富強之夢。年屆不惑的安特生毅然辭去在瑞典的所有職務，接受邀請，經過印度，輾轉到新疆，沿塔裏木河一路向東，“忘記了多少次為這具有悠遠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的讚歎喝彩。也難怪斯文·赫定能在中國取得如此輝煌奪目的考古成就”，他的內心交織著興奮、驚喜、衝動、希望、夢幻和理想，於1914年5月16日順利抵達北京。第二天，他便躊躇滿誌，前往中國農商部赴任。他雄心勃勃，浮想聯翩，決心在這塊古老土地上一展宏圖。安特生對中國的印象大多來自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這部關於中國西域的巨著使沉寂多年的樓蘭古城重見天日，也讓斯文·赫定一舉成名。後來，安特生完成了《中國的鐵礦和鐵礦工業》和《華北馬蘭台地》兩部調查報告。安特生學識淵博，聲名顯赫，才華出眾而又雄心勃勃，但他卻沒有斯文·赫定的好運氣：軍閥混戰使他的尋礦計劃變為鏡花水月，他獻身地質的夢想化為泡影。1916年，袁世凱倒台，地質考察研究因經費短缺而停止。安特生深切地感到在這個泱泱農業大國創造工業文明的艱難，把精力放在對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緊緊盯住浩如煙海的華夏文化。當時，中國對西方盛行近一個世紀的田野考古學竟然一無所知，這與有著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極不相稱。於是，安特生決意要在史前考古領域裏掀起一場革命，改寫中國無史前史的曆史。

1917年，安特生繼續為中國政府在河南西部地區做地質考察。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時在新安縣的瑞典傳教點建立了聯係，安特生被告知許多含有恐龍和其他所謂“龍骨”的化石地點，遂萌發了為瑞典博物館采集化石的念頭。丁文江批準了安特生的化石采集計劃，並提議中瑞雙方平分化石標本，但研究結果必須在《中國古生物誌》（1919年創刊，丁文江主編，後由丁文江、翁文灝共編）上發表，某些送到瑞典的化石標本研究完畢後須送還中國。

1918年2月的一天，著名化學家麥格雷戈·吉布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紅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說是采自周口店附近一個名叫雞骨山的地方。這件事引起安特生注意。1918年 3月，安特生騎著毛驢到周口店考察兩天，進行小規模發掘，找到動物骨骼化石。當地老鄉不認識，誤認作雞骨，稱這座小山為“雞骨山”。

1921年初夏，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來到中國，他打算與安特生合作，在中國從事三趾馬動物群化石的發掘和研究工作。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發掘雞骨山。在這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積物中有一些白色帶刃的脈石英碎片，他對師丹斯基說：“我有一種預感，我們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這裏。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就把這個洞穴一直挖空為止。”

1923年秋，安特生要求師丹斯基再次去發掘那個新地點。其實早在1921年，他們已經發現一枚“可疑”牙齒，師丹斯基認為這顆牙齒不屬於人類。1926年夏天，安特生在烏普薩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標本時，從周口店化石中認出一顆明確的人牙之後，那枚“可疑”牙齒也得到確認：它是一枚人牙。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訪華的歡迎大會上，安特生向世界宣布了這個消息。安特生成為“北京人”的發現者。他拉開了周口店遺址發現、發掘的序幕。

在中國的考古學史上，安特生還被稱為“仰韶文化之父”。

1918年，安特生就為采集化石來到河南的瑞典傳教點，在傳教士馬麗亞·佩特鬆曾幫助下尋找河南西部文化遺址，發現了一些化石。1920年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劉長山派往河南洛陽以西地區考察。12月，劉長山回到北京，帶回數百件購自一個地點——仰韶村的石斧、石刀和其他類型石器。1921年4月，安特生再次前往河南。4月18日，他從澠池縣城徒步來到仰韶村，發現了一些陶片、石器剖麵及更多夾雜著灰燼和遺物的地層，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1921年初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關附近考察準備籌建的港口葫蘆島。這項工作即將結束時，他們又發現了沙鍋屯洞穴遺址，出土大量可與仰韶遺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1921年秋，安特生計劃發掘仰韶遺址。他給農商部部長寫信，報告仰韶的發現，還催促部長通過繼續任命安特生為礦政顧問的安排。申請獲得批準。仰韶村的發掘也得到中國地質調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澠池縣政府的大力支持。從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質學家袁複禮、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等一道發掘仰韶遺址，發現大量精美彩陶，在一塊陶片上還發現了水稻粒印痕。

安特生不僅給中國考古學帶來巨大衝擊，還帶來了比過去廣闊得多的視野。史前史的發現向正統的中國曆史敘述提出挑戰：這些彩陶是什麽人製作的？中國是何時、在什麽地方、以什麽方式開始的？

答案就埋在地下，而不在古書裏。

1923年，安特生在《地質匯報》第5期發表《中國新石器類型的石器》。他推測中原地區的彩陶文化可能從西方傳播而來，便決定遷往陝甘地區，尋找史前文化遺址，以驗證其觀點。1921年，安特生發掘了河南仰韶村的一處古遺址，並將其命名為“仰韶文化”。後來發表了一文。這是目前發現安特生所寫文章中最早一篇提到以蘭州為中心的調查的。1923年，安特生發表了《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安特生把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亞的安諾和特裏波列文化彩陶進行了比較。安特生發現兩種文化類型的彩陶紋飾非常相近，由此，安特生產生了一種想法，這就是“中國文化西來說”。1923年 6月21日，安特生率領考察團到達蘭州。此後幾年，他們主要在以蘭州為中心、半徑400公裏範圍內活動。他首先研究黃河沿岸地質，對用犛牛皮和羊皮製作皮筏子產生濃厚興趣，並將這些皮筏子作為搬運文物的工具。六七月份，他們繼續西行，在西寧十裏堡、貴德羅漢堂、西寧朱家寨等地進行考古發掘。9月，安特生的助手發現一處仰韶文化時期的聚落遺址——朱家寨遺址，發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隨葬品，是當時僅次於仰韶村的一次發掘。不久，1923年秋，安特生又在青海省湟中縣卡約村發現卡約文化遺址。“卡約”為藏語，意為“山口前的平地”。卡約文化是古代羌族文化遺存，年代約為公元前900～前600年，是中國西北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東起甘青交界處的黃河、湟水兩岸，西至青海湖周圍，北達祁連山麓，南至阿尼瑪卿山以北廣大地區，是青海省古代各種文化遺址中數量最多、分布範圍最廣的一種土著文化，西寧盆地中遺址最為密集，顯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帶。居民以從事農業為主，工具多石器，有斧、刀、錘等，但已出現銅質的鐮、刀、斧、錐和鏃，手製陶器的典型器物為雙耳罐、雙大耳罐、四耳罐和甕等。

他們滿載而歸，回到蘭州過冬。在蘭州，安特生和他的助手收購了一批精美彩陶。1924年4月23日，他們沿洮河南下，抵達洮河流域，進行大量發掘，發現了灰嘴遺址、辛店遺址、齊家文化遺址和馬家窯文化遺址。6月26日，他們發掘出廣河半山文化遺存，接著發現寺窪文化遺存。7月中旬，工作基本結束。

1923年前，安特生曾比較研究仰韶文化和西方、中東等地彩陶——尤其是中亞安諾以後，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假說：“……仰韶彩陶和安諾等近東和歐洲的彩陶相似，可能同出一源，而巴比倫等地的彩陶年代要早於中國仰韶，因此中國彩陶有可能來自西方。”這些觀點僅僅針對彩陶而言，與文化、人種無關。他特別聲稱這隻是一種假說。但“中國文化西來說”在中國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至今，餘波仍未平。隨著在甘青地區的考古發掘，他不斷利用大量材料來修正自己的觀點。1924年，安特生發表《甘肅省的考古發現》，認為中國文化是在新疆地區生長起來，從西方受到影響。這個觀點又在學術界引起爭論。一些東西方學者基本上否定他的假說。為了尋找仰韶半山文化和辛店等文化的中間缺失環節，他們再次把目光投向廣袤的西部大地。安特生的助手居某在西寧河穀的民和縣馬廠塬發現馬廠文化遺址。

安特生直接去了河西走廊。1924年７月中旬，安特生進入幾乎不為世人所知的沙漠綠洲小縣——民勤。安特生考察了民勤地界上的眾多遺址，將柳湖墩、沙井子和三角城列入發掘計劃。他先在柳湖墩遺址試掘，繼而在薛百鄉沙井子一帶大規模開挖。他們一共發掘了40餘座墓葬，發現了沙井文化。由於此前發現銅器，安特生將它列為甘肅遠古文化“六期”之末，稱為沙井期。受安特生影響，中國考古學家非常關注沙井文化。1943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奔赴甘肅，考古學家夏鼐先生主持沙井文化考察。1948年，裴文中先生帶領西北地質考察隊赴甘肅、青海考察。5月，裴文中、賈蘭坡教授調查了民勤柳湖墩、沙井東和永昌三角城等遺址，新發現了一些同類遺存，並首次提出“沙井文化”的命名。

1924年10月，安特生回到北京，1925年返回瑞典。這年，他的《甘肅考古記》發表了，對以前的觀點再次進行修正，否定中國文化源於新疆的假說，肯定了彩陶及一些農業技術是從近東起源，並沿新疆、甘肅傳入河南；而仰韶是自成體係的文化。1927年、1937年，安特生又兩次到中國進行一些短暫考察。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國史前文化的研究上。1943年，安特生出版他長期研究中國史前史的結晶《中國史前史研究》，再次修正自己的看法，得出仰韶彩陶與近東無關的結論，也意味著徹底改變了“中國文化西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