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金張掖，玉張掖2

大佛寺與隋代萬壽木塔、明代彌陀千佛塔、鍾鼓樓以及清代山西會館等構成大佛寺景區，簡單明了圈點出張掖千年發展曆史。

據說，西夏太後信佛教，常到大佛寺居住、朝拜，設道場，大作齋會。我們不禁發問：西夏國都在興慶（銀川），太後為何要在古甘州敕建皇家寺院？

這是否與夏文化有關？

黨項人自稱他們的祖先是大禹。元昊建立國家，取名為“夏”（西夏是宋朝稱謂），或許與這種民族文化心理有關。張掖有很多關於夏的文化遺存。《新修張掖縣誌》載：“華人，古華胥國之民也，由帕米爾高原遷至張掖，原住地址稱人祖山，即今謂之人宗口。”人祖山就在西海邊。《拾遺記·春皇庖犧》說伏羲氏出生於西海之濱的華胥之洲。據說顓頊也出生在窮桑。《甘肅省誌·大事記》記載：“帝顓頊高陽氏西巡至流沙”。顯然，他懷念出生之地。《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了當時西海形勢與居民情況：“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其山萬物盡有。”堯舜時期，仍有西海與西王母記載。《拾遺記》載：“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枉浮於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太平廣記》引《風俗通》：“舜之時，西王母謝白玉涫。”說明舜時，西王母氏族已能雕琢玉器，同時證明河西走廊已成為“昆山之玉”輸入中原的玉石之路。因為水患，舜命鯀和大禹父子進行治理。《夏書·禹貢》載，大禹“導弱水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原來的西海湖盆變成沃野綠洲，而張掖也成為大禹在河西的重要活動中心。帝禹元年，封禹少子於西戎，世代為首領。張掖綠洲形成後，西戎農業興旺發達。

大禹少子被尊稱為河宗。《穆天子傳》中多次提到大禹子孫分居黑河流域，管理黑河水係與當地部落禺知（有時記為“禺氏”，就是月氏）。西戎事農，烏孫、月氏在祁連山間從事遊牧。《穆天子傳》記述周穆王西巡張掖黑河流域並舉行各種重要活動。以前，人們將《穆天子傳》當作文學作品。但文獻資料、考古發現和民間傳說印證了它的真實性。周穆王大概於公元前994~前993年在張掖活動。這位豪情四溢的封建帝王先是接見河宗子孫蒯柏綮，然後遊覽黑河濕地，直至合黎山，北望巴丹吉林沙漠。從周穆王開始，文物敘事的神聖重任轉交給了文字。清代美學家張潮說：“文章是案頭的山水，山水是大地的文章。”祁連山、黑河，就像兩位曠世文豪，擷山水性靈，鑄千古絕唱，使張掖綠洲成為各民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樂土樂園。當年，周穆王是否到黑河上遊的祁連山中巡禮，是否看見漫山遍野的牛羊後情不自禁地與月氏人一道唱古樸民歌？是否被美麗的丹霞地貌震懾？是否被蘆葦茂密、湖泊連串的美麗景色陶醉？是否登臨焉支山、俯瞰河西走廊，看到了比“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更為壯觀的美景……這些更為生動、更為翔實的內容沒有在《穆天子傳》中反映出來。我寧可信其有。盡管周朝崇尚禮儀，但周穆王是性情中人，他曾在黑河之濱釣魚，怎能不去感受丹霞地貌的宏大氣魄和焉支山的幽美清涼？

易華也興奮不已。這幾年，他連續到西北考察，力圖證明夏文化的發源地就在甘肅。這次考察可能要將他正式公布研究成果的時間提前。

考察完大佛寺，大家又到張掖新開發的“玉水苑”參觀。然後，驅車前往位於黑河中遊的西城驛文化遺址。

黑河對張掖的文化意義相當於黃河之於中華民族。當年的黑河，遼闊雄壯，氣勢豪邁。當年的西海，浩渺無邊，山川秀美。美麗的西海及其周邊土地孕育了史前文明，壯美的黑河生生不息，對各種文化兼容並蓄，傳承發展，使張掖綠洲熠熠生輝。正如複旦大學教授納日碧力戈說：“河西走廊是山地—綠洲—荒漠的複合係統，人文宗教薈萃，族群生境複雜，是多種文化和文明的通道和源頭。”又如複旦大學教授王新軍所說：“在以漢族文化為主導的多民族文化複合形態的變遷過程中，河西走廊在祁連山和大漠之間串連綠洲城市群，塑造了河西走廊今日的人居環境。河西走廊區域格局的發展變遷，包括城市格局的發展變化，東西交通形式的演變及其對河西走廊區位的影響，經濟活動和生產方式的轉換，多民族文化的融合發展，以及生態環境的退化，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西城驛文化是黑河孕育的著名史前文化。此前多年，這個籠罩著重重麵紗的神秘遺址被稱為“黑水國遺址”，近年來，考古學家開始正名。西城驛文化遺址位於張掖市明永鄉下崖村西北3公裏處，年代距今約4100~3600年，是黑河中遊流域一處馬廠文化晚期至四壩文化時期與早期冶銅有關的聚落遺址。2007~200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組成河西走廊早期冶金遺址調查隊，先後實地調查三次，發現早期冶金地點兩處。2010~2011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西北大學聯合發掘，共發現房址、灰坑、灶、窯、溝、獨立牆體、墓葬等遺跡單位180處，獲取陶器、石器、玉器、玉料、骨器、骨料、銅器以及大量冶煉遺物和炭化作物等遺物2000餘件（份）。2013年12月27日，有考古學界奧斯卡之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1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在北京舉行。評審團評選出2013年中國考古界六項重要考古發現，西城驛遺址位居榜首。

西城驛文化遺址出土刀、泡、環、錐等小型銅器30餘件，並發現大量爐渣、礦石、爐壁、鼓風管、石範等與冶煉相關的遺物。這是甘青地區首次通過科學發掘獲取的層位明確的冶金遺物，也是西北地區年代較早的一批冶金資料。為恢複馬廠晚期至四壩時期煉銅技術麵貌，探討馬廠類型晚期至四壩文化時期河西走廊區域冶金特征及文化間交流提供了新證據。

中國古代先民統稱所有金屬為“金”，遠古時代，張掖礦藏豐富，先民們最先發現的是銅礦。他們在狩獵和放牧時，經常看到露出地麵的銅礦石。由於掌握了熟練的製陶技術，對火候積累了豐富經驗，冶煉銅礦石遊刃有餘。開始，他們僅僅冶煉紅銅，很快就能用紅銅鍛造各類器物。後來，他們冶煉成砷銅、錫青銅或銅砷錫三元合金。當時的冶銅專業人員已掌握了采礦、冶煉、製造和鑄造成型等複雜工藝。遠古文明的金屬燦光在這塊土地上熠熠生輝。後來人們稱張掖為“金張掖”，潛意識裏是否與發達的青銅文化相關？青銅器最早在5000~6000年前的兩河流域出現，青銅器文化及冶煉技術從兩河流域傳播到中原，要經過張掖。西城驛、東灰山、西灰山等文化遺址考古研究證明，兩河流域的青銅文化在5000年前就傳到張掖。可以佐證這種早期文化交流的證據還有綠鬆石、瑪瑙、水晶、煤精、珍珠、蚌殼製品等遺物。另外，遺址還出土小麥、大麥、小米等炭化作物，這是甘青地區繼民樂東灰山遺址發現此類作物之後出土層位清晰、數量較大的一次。研究證明，小麥原產於西亞，傳到河西，至少在距今4000年前。由此可見，絲綢之路正式開通前，歐洲、中亞、河西走廊、黃河中下遊、蒙古草原等地區並非處於封閉狀態，而是彼此交流，互相影響。

“金張掖”，是遠古時期人類對黑河流域發達青銅文化的由衷讚美！

這裏還得留意一下西城驛史前文化遺址出土的綠鬆石、瑪瑙、水晶、煤精、珍珠、蚌殼製品和玉器、玉料。玉石的使用、傳播要早於青銅器。1976年，婦好墓出土約300件玉器，大部分是和田玉。這一考古事實證明，和田玉通過玉石之路大量進入中原王室，而這條路的走向、範圍與漢武帝開通的絲綢之路基本一致。多年來，由於缺乏文字記載，玉文化及玉石之路被長久忽略。需要強調的是，如果沒有經過玉石之路的初創，絲綢之路開通後不可能很快就得到沿途國家、地區、部族的積極響應。或許，正因為玉石之路的漫長鋪墊，漢武帝才有可能振臂一拋，讓美麗的絲綢翻山越嶺，飄向地中海沿岸。

葉舒憲先生說，“金張掖”之前應該是“玉張掖”，玉石之路就是明證。

大家一邊討論，一邊回味，到達西城驛史前文化遺址時，接近中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青年考古學家陳國科帶領一幫年輕學子正在進行田野作業，因為劉學堂教授是專業考古學家，考察團成員破例被允許進入作業區，近距離觀看地麵式土坯建築、半地穴式建築房址和地麵式立柱建築。其中，地麵式土坯建築在河西地區首次發現。土坯的最早使用在西亞地區，它是不是與小麥一起傳入中國？大家連續幾天同易華逗樂式爭論的磚與胡基問題再次浮現。4000年前，西亞人把土坯叫作什麽？傳到張掖後又以什麽名字來稱呼？現在找不到可靠證據。但是，土坯與磚確實是兩種不同的建築材料，其本質區別在於過火及硬度。現場很熱，大家沒有精力去爭論，在陳國科先生的指導下，觀看方形和圓形土坯建築。方形房址為多室結構，有大型承重柱礎，以土坯砌牆，局部以土坯平鋪地麵，沿牆走向鋪設石塊、獸骨、陶片等。圓形房址建築方式為先墊較厚的紅土地麵作為活動麵，然後挖基槽起牆，在基槽內填碎土坯、紅土、灰土，再以土坯砌牆。牆體分為土坯壘砌和土坯、紅土與灰土混合修築兩種方式。

土坯建築為揭示黑水河中遊地區馬廠類型晚期至四壩文化早期諸時期的居址形態及形成、發展過程提供了實物資料。根據考古發掘、研究，西城驛史前文化遺址可以分為三期：一期為馬廠文化晚期遺存；二期為“過渡類型”時期遺存；三期為四壩文化早段遺存。其中，二期文化多類因素共存，可分四組：A組為馬廠晚期風格遺存，以八卦紋彩陶盆為代表；B組為齊家類型，以雙大耳罐、子母口罐、高領罐、雙耳罐、侈口罐等為代表；C組為“過渡類型”，以彩陶雙耳罐、彩陶單耳罐、彩陶壺、彩陶盆、突棱罐、紡輪等為代表；D組以四壩風格彩陶為代表。這些考古研究成果為進一步開展四壩文化的來源研究、“過渡類型”遺存的研究以及四壩文化與“過渡類型”遺存、馬廠文化、齊家文化的關係等諸方麵研究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和確鑿的地層證據，並為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黑水河流域甚至河西走廊地區早期文化序列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證據。

交談中，陳國科提供了有關馬鬃山的重要考古信息。他上個月才從那裏作業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