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金張掖，玉張掖？

7月16日傍晚，考察團成員拖著豐盈的感受和疲憊的身體，抵達張掖。晚上，與張掖市文廣新局長徐曉霞、民樂縣副縣長王廣慶交流了這幾天對四壩文化的考察感受。

2013年，張掖市市長黃澤元有意要與《絲綢之路》雜誌社合作，宣傳張掖曆史文化。國慶期間，西北師範大學校辦主任梁兆光轉告這個消息後，我們立即行動，很快促成了這項合作。2014年元月，雜誌社組織高振茂、王文揚、王承棟、王振武、楊文遠等作家到張掖采風，寫了一批稿子。此後與張掖往來交流頻繁，了解逐漸加深。特別是這次紮紮實實、解剖式的考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立體的、脈絡清晰的張掖。

張掖市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節點。《舊唐書·地理誌》記載，唐朝元宵節燈會盛況“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人們引用時似乎忘記這個排名僅指元宵節燈會，並非綜合軟實力。張掖等沿線城市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被遮蔽，被忽略。絲綢之路呈網絡狀、帶狀發展變化，每座沿線城市都發揮過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說絲綢之路是一串絢麗璀璨的項鏈，張掖就是其中的一顆明珠。毫不誇張地說，張掖就是絲綢之路的“DNA”，或者更豐富。

開啟張掖文明曙光的是新石器時代晚期馬家窯文化馬廠期的石器、陶器。張掖市甘州區、山丹縣、高台縣、民樂縣、肅南縣等地出土的彩陶製作裝飾性極強，表明四五千年前張掖先民物質和審美都達到了較高水平。延續馬家窯文化的是我們四壩文化。1985年2月，甘州區龍渠鄉木籠壩村南平頂山石崖洞穴內發現7件月氏青銅遺物。（插圖1、插圖1.1、插圖1.2）這些物質產品在文字開始宏大敘事之前傳承各種信息。通過這些凝結古老文化信息的符號物，史前張掖與中原、西域乃至歐洲的交流路徑逐漸浮現。就是說，早在前文字時代便有大道橫貫東西，聯結南北，通過這片土地。

張掖始終與古代商貿保持著同樣的發展節奏，她的文化才能夠在交流中發展，在發展中沉澱。可以說，玉石之路、絲綢之路、居延古道與地域文化共同鑄造了這顆絲路明珠。

夏、商、周時期，張掖為西戎地，古烏孫、月氏人相繼在此生活。1958年，甘肅省博物館開展文物普查時在張掖民樂發現東灰山遺址。從上世紀60年代至今，先後有數支文物考察隊在此作業，發現小麥、大麥、黑麥、高粱、稷、粟等炭化籽粒遺存。最新研究成果確認，灰山遺址出土的小麥是目前中國境內最早炭化小麥標本，大約距今5000~4500年。農作物品種如此之多，小麥年代如此之早，折射當年張掖農業的發達與繁盛。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多識先生研究認為，“羌”、“戎”都是古羌語的漢譯音，兩者古音相同。“羌”意為“放羊的人”，“戎”意為“種莊稼的人”。西戎所居之地，以農業為主。小麥、大麥、黑麥最早發源地在兩河流域，稷和粟是黃土高原土特產。西戎人將黃河流域、兩河流域的農作物引種到史前張掖土地上，令人驚歎！

如此發達的農業，必須有肥沃土地和充足水源作保障。張掖位於河西走廊腹地，南枕祁連山，北依合黎山、龍首山。遠古時代，祁連山積雪深厚，冰川廣布，每逢盛夏，千峰消融，萬壑爭流，以黑河（也被稱為“弱水”）為首，匯集諸河，在張掖市、高台縣匯聚成西海。這個內陸湖煙波浩渺，水域廣闊，史有“弱水三千”之說，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也有深厚內涵。西海周邊，森林繁茂，族群散布，先民在張掖西城驛、民樂東灰山與西灰山、山丹龍首山、四壩灘等地遊牧、狩獵、耕耘和貿易，文化遺址至今猶存。（插圖3）張掖綠洲為西戎、烏孫、月氏、匈奴等族群繁衍生息提供了優美環境，而他們的遷徙、流動、交往則促進了文化發展。西戎引進、栽培優質農作物，烏孫連接東西方草原交通。但對張掖及絲綢之路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月氏和匈奴兩大族群。

月氏活動中心在土地肥沃、水草豐茂的昭武城。有學者認為，是月氏人開通玉石之路，將新疆和田玉駝運到堯舜都城，換取中原絲綢等物品，曆經夏、商、周三代。春秋時期，月氏人活動範圍拓展到隴西，成為秦與西方各族貨物流通的中介。前176年，匈奴攻占昭武城，殺月氏王。月氏被迫遷至新疆伊犁河南部，史稱“大月氏”。另一部分進祁連山，史稱“小月氏”。匈奴占領河西後，開辟昭武城為商貿城，接待西域各國商隊。張掖市城西10餘公裏有黑水國遺址，曾是小月氏國都。匈奴為小月氏專門劃出一片土地允許其建築城池，大概也是基於他們的商業才能。

大月氏輾轉遷到阿富汗境內阿姆河流域，擊破大夏，建立大月氏國，其支庶王皆以昭武為姓，以示不忘故國之意，這便是中亞粟特地區有名的“昭武九姓”。昭武九姓始終與河西保持聯係，且秉承經商傳統，是歐亞大商道上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佛教就是月氏人傳播到中國的。（插圖6）匈奴統治河西55年，前120年降漢。漢武帝在河西建郡縣，仍置昭武縣，歸張掖郡管轄。西晉時，因避皇帝司馬昭之諱改“昭武”為“臨澤”。據推猜，昭武城舊址大約在臨澤縣鴨暖鄉，此處至今有個昭武村。村中人世代傳說，他們就是月氏人後代。

絲綢之路開通後，漢武帝以張掖等地為基地，實行軍事保障和有效管理，轟轟烈烈地將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推向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張掖交匯絲綢之路南北兩線和居延古道，自然而然成為重鎮。公元609年3月2日，隋煬帝率大軍，浩浩****，從長安出發，踏上西巡征程。4月3日，他們大獵於甘肅。隨後，西上青海，從扁都口橫穿祁連山。6月11日，到達張掖郡，召開有西域二十七國君主、使臣、商旅參加的“萬國博覽會”。期間，遊人及車馬長達數百裏，盛況空前。

隋煬帝為這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做了充分準備。608年，隋朝將國境拓展，特派吏部侍郎裴矩長住張掖，管理貿易。裴矩不辱使命，廣泛了解西域44國風俗物產、君長姓族、道路交通等情況，搜集整理成《西域圖記》，為隋煬帝在張掖和敦煌加大招引諸藩力度、製定招引胡商優惠政策提供依據。隋煬帝還派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西域，派雲騎尉李昱出使波斯。此後，西域到中原交易的“外商”越來越多，重新出現“胡商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的貿易盛況。中國封建社會從隋唐時期開始進入繁榮輝煌，如果要找出標誌性事件，非這次“萬國博覽會”莫屬。隨著7～8世紀大唐盛世來臨，絲綢之路迎來貿易最繁榮、文化交流最活躍的全盛時代。唐王朝為了維護這條商貿大道，徹底控製新疆、青海、河西，在河西走廊設立涼、甘、肅、瓜、沙五州，保證絲路暢通，完善交通組織，沿途商埠隨之發展。“安史之亂”後，吐蕃乘虛而入，占領河西走廊，切斷中原同西域聯係。其中的重要軍事舉措就是攻克位於河西走廊中部的甘州。筆者剛剛殺青的絲綢之路文化長篇小說《野馬，塵埃》就以這段曆史為主要背景和題材。（插圖8.2）宋朝，西夏依賴張掖綠洲發跡，崛起。元始祖忽必烈設省，分別取甘州、肅州首字，由此可見甘州（張掖）在這位英雄帝王心目中的地位。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於1274年到達張掖，他在《馬可·波羅遊記·甘州城》中說：“甘州是唐兀忒省（西夏）的首府，幅員遼闊，甘州支碩和受理全省大權（元時甘肅行中書省治所在甘州），人民大多信奉佛教，也有基督徒和回教徒。基督徒在該城建築了宏偉壯麗的三座教堂。”

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導致陸上絲綢之路衰落，但張掖仍然是山、陝商幫等重要商貿人群的經營活動區域。（插圖9）（插圖10）（插圖11）總之，張掖有長城、駱駝城、扁都口軍事要隘、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大佛寺、西來寺、木塔寺、甘州古塔、山丹軍馬場、焉支山、山丹新河驛、鎮遠樓、東山寺和西武當、黑水國遺址、漢墓群、許三灣墓群、牘侯堡、民勤會館等物質文化遺址和《西遊記》原型、河西寶卷、甘州小調、皮影戲、裕固族皮雕技藝、秦腔獠牙特技表演、邵家班子木偶戲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們共同見證並記錄了絲綢之路文化在張掖的燦爛輝煌發展曆程。

我們此行考察張掖市，選擇大佛寺和西城驛兩個重要文化文化遺址，試圖從本質上詮釋“金張掖、玉張掖”的文化內涵，考證張掖地區在華夏文明發展史中的真正地位和作用。

7月17日上午，考察團參觀大佛寺。大佛寺位於甘州區，是張掖標誌性建築，為西北內陸久負盛名的佛教寺院。寺內安放有國內最大的室內臥佛，素稱“塞上名刹，佛國勝境”。張掖古稱“甘州”，“安史之亂”後，一直是甘州回鶻“牙帳”所在地。1028年，以今天銀川為國都的西夏攻克甘州。史載，1098年，西夏國師嵬眻在此掘出一翠瓦覆蓋的玉質臥佛而創建大佛寺，初名迦葉如來寺。1411年，敕名寶覺寺。1678年，敕改宏仁寺，又名睡佛寺。寺內現存大佛殿、藏經閣、土塔等建築，樹木參天，花草相映，幽靜肅穆。大佛殿內有木胎泥塑佛像，四壁為《西遊記》、《山海經》壁畫。藏經閣藏有唐宋以來佛經6800餘卷，其中包括明英宗敕賜的《大明三藏聖教北藏經》。1966年，臥佛腹內發現石碑、銅佛、銅鏡、銅壺、佛經、鉛牌等。1977年，大佛寺附屬建築金塔殿下出土5枚波斯銀幣。傳說蒙古別吉太後住在大佛寺，生下大元帝國開國君主忽必烈。別吉太後死後，靈柩也停殯在大佛寺。傳說元順帝妥歡貼睦爾也生於大佛寺。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到張掖，拜謁過大佛寺，曾留居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