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人祖口

30日晨六點多鍾，徐曉霞委員推薦的向導、元張掖博物館業務部主任孫紅武來電話，說已到賓館大廳。我們匯合，吃了張掖名吃“搓魚子”，即趕往人祖口。

人祖山口清代稱“仁宗山口”，今稱“人宗口”、“ 人祖口” 、仁宗山口，位於張掖北人祖山斷裂處，既是軍事要隘，為兵家必爭之地，又是絲綢之路北線之附線張包（張掖—包頭）駝道隘口，中原的布匹、棉花、生鐵、鐵器和內蒙古地區藥材、食鹽等物資從北京、呼和浩特，經今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平山湖、出人祖口運往張掖，又將張掖的駝毛、羊絨、良馬、農作物等經人祖口運往內蒙古各地。人祖口得名有幾種說法：一是因人祖爺而得名。民國《新修張掖縣誌》說“華人，古華胥國之民也。由帕米爾高原遷至張掖，原住址舊稱‘人祖山’，即今之人祖口。”《平山湖蒙古族鄉誌》記載，蒲克寶、鄉政府幹部盧祥林、蔣永新、鄭興讓等在人祖口峽穀內巨石上見有馬蹄印一處，長約尺餘許，傳說是人祖爺所留；二是因“人宗口”而得名。“人宗口”與“仁宗口”音同，清乾隆《甘州府誌》載：“仁宗山口，離城五十裏，一作人祖山。其口兩山忽斷，大道中通，狀如紫荊、居庸，北高而南卑，城東北。明巡撫楊博於口內建山南關，太監陳浩作疊水一丈四尺，又鑿石井深一丈許。外有硯瓦、孤山、木架諸墩。”“人祖口”係“人宗口”諧音。民國《新修張掖縣誌》顯然參閱了《甘州府誌》，記載內容有重合之處：“人宗口，即人宗山口。其口兩山忽斷，大道中通，北高而南卑，北口之外如硯瓦、孤山、木架諸墩，及石井、山南關各重險，與城兒溝相為犄角，因高下以為峻防。北犯之寇，庶有戒心。沿山而東，則為觀音山口。”“人總口”得名乃是此山穀為甘州北通合黎山必經山口。合黎山通向北部山口共五處，唯此處最寬敞，能通車馬，明朝以來曆代政府在這一帶遍置烽燧，設置官吏，名為五個口布政使，向過往商戶收取賦稅。其他四個山口無人駐守，此關口有人駐守，遂得名“人總口”。

孫紅武卻解釋為平山湖丹霞地貌中有狀如**者，山穀因此得名。無論如何，史料記載、名稱變化如此之多，也顯示人祖口的重要性和使用頻率之高。

汽車出城，過四善橋、新墩鎮流泉村、黑河濕地，一路向北，經張靖（張掖—靖安鄉）公路12公裏半，向北行駛7公裏，就到達人祖口。山坡上立著一個碑：《漢長城遺址》。回望張掖綠洲和祁連雪山，我們不由得吟誦羅家倫詩《詠五雲樓》：“綠蔭叢外麥毿毿，竟見蘆花水一灣。不望山頂祁連雪，錯將張掖認江南。”

進入山穀不久，便到山南關和城兒溝城。山南關是張掖等進入平山湖地區的重要關隘，《明史·地理誌》記載：“東北有人祖山，山口有關，曰‘山南關’，嘉靖二十七年置。”清順治《重刊甘鎮誌》說山南關在明代前後修築過兩次：第一次是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前後，由甘州鎮將陳公浩主持，利用自然地形，作跌水一道，寬一丈四尺，高兩丈二尺，形成斷崖，以阻敵兵。嘉靖十五年（1536年），“虜騎”三萬突襲，至跌水處，受阻而退；第二次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甘肅巡撫楊博在原跌水處督建修築關城一座邊長二十丈、高一丈七尺的正方形關城，北、東、西三麵挖深壕，城內修營房，關門建懸樓，派兵戍守，成為防護甘州北部的重要軍事據點。清末尚有戍兵繳巡。民國《新修張掖縣誌》載楊博《山南關記》說：“甘州城北四十裏，有人祖山，內通瓦窯、太平、草湖諸寨，外連硯瓦、孤山、木架墩。兩峰夾峙，殆若紫荊、居庸然。驕虜每襲甘城，率多由此，蓋要衝也”“肇工於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迄工於是年六月十九日。關城高一丈七尺，四麵凡二十丈有奇，城墩三麵，凡三十丈有奇，城有懸樓，如矢如暈，頗為壯觀。舊疊水九尺，通高二丈三尺，新疊水高一丈三尺，尾長八丈，斬城兒溝崖二丈。廟之左右，小屋各二楹，為戍兵棲止之所，關之北山絕頂，又作一墩，防虜乘高擊之，且大書題諸關門曰：‘山南關’，其他工之微者，不複具載。後之守斯土者，幸時加修浚，俾勿壞焉”。

史料記載的關城建築**然無存，唯有溝底細流（其上遊叫寶音河，孫主任不知道此段的名字）嗚嗚咽咽，如泣如訴。曾經發生車禍的車體仍然在穀底。孫主任介紹，2009年 5月28日，甘州區平山湖蒙古族鄉幹部到人祖山口峽穀山巔拍攝照片時發現一塊石碑，文字基本完好，內容為明代萬曆元年（1573年）甘肅巡撫廖逢節陪同兵部左侍郎王遴巡視人祖山時作詩唱和。

題人祖山口贈春泉廖中丞直北大山

王 遴

河西諸山此最尊，天生奇絕護中原。

蜿蜒勢控三夷遠，突兀雄聯五嶽蟠。

幾見王師勞異域，獨將靈秘報皇恩。

瞻依不盡東歸去，引領時時向玉門。

用韻題人祖山贈謝王繼津大司馬

廖逢節

壁立中天表特尊，諸峰孫列峙平原。

峭崚西北華戎域，根帶東南輿地盤。

氣逼昆侖鎮朔漠，功澄河海戴皇恩。

尋盟望斷崆峒險，一片心長在薊門。

立碑時間是明萬曆元年（1573年）三月十五日。王遴，字繼津，明代直隸霸州（古北平）人，嘉靖進士，官至工、戶、兵三部尚書，其人“峭直矜節概，不妄交”，但在人祖口與廖逢節作詩唱和，可見對人祖口的重視程度。明朝後期，長城大規模地重建與改線主要發生在甘肅鎮防區內。隆慶五年（1571）廖逢節主持數段重建工程：其一，西自甘州衛板橋堡（臨澤縣板橋鎮），東自明沙堡（張掖西北60裏）；其二，東至板橋堡，西達鎮夷所（高台天城村）黑河東岸（正義峽）；其三，西起嘉峪關，東接鎮夷所黑河西岸；其四，自山丹衛教場東接古城窟界碑（山丹縣城東南100裏）。工程重點在修複城垣，重挖塹壕，補砌排水道。王遴1573年巡視，正在廖逢節修複長城即將完工之時。

山坡上關城遺址尚存。從路邊斷崖爬上去，觀瞻形勢。此關城背靠陡山，麵臨深穀，明朝士兵憑借峽穀天險打退三萬“虜騎”，並非難事。明、清時期，張掖境內設營管轄，城區及其北部為陳守營，平山湖地區歸陳守營管轄，據點香溝堡等地有部隊一百多人。民國時期，平山湖屬張掖縣。1943年前，張掖縣政府派出五山口稽查使（人祖口，東山寺口，大、小盤道，煙墩口）駐人祖口，主要任務是委派平山湖頭目，管理蒙古族及其稅收、祭禮等事，稽查從內蒙古阿拉善右旗雅布賴鹽場往張掖偷運食鹽。稽查使治所在山南關南西崖上，今尚存土牆遺址。我們看到殘牆院落最晚的行政功能應當是“稽查使治所”。很明顯，當年是對明城堡的修複使用。

觀察一陣，我們沿陡峭山路迤邐上到山頂，朝詣烽火台，遠眺張掖綠洲和“山頂祁連雪”，也能從較高處俯瞰峽穀地帶的形勢。

孫紅武與趙萬鈞等人參加過國家文物普查，對這一帶地形非常熟悉。他滔滔不絕說明朝築烽火墩很多，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兵墩司守望”，二為 “田墩備清野”。甘州區境內烽火墩除平山湖蒙古族鄉外多為田墩，兼兵墩之效之外，平山湖境內的烽火墩多為兵墩，兼田墩功用，它同漢代峰燧長城一體，大體為南北縱向分布，東西橫線照應的態勢。縱向分布的第一線，由人祖口為起點向北依次為：人祖口一號城障，人祖口二號城障，人祖口西烽燧，人祖口東烽燧，硯瓦墩烽燧，孤山墩烽燧，平易一號烽燧，平易二號烽燧，大阪烽燧，小岩台烽燧（已毀）共十座；縱向分布的第二線，由觀音山口（東山寺口）向北依次為：東山寺峰燧，東王圈烽燧，孤兒山烽燧，河沿墩（沿河）烽燧，大泉烽燧，平山湖烽燧，沙雞窯洞烽燧共七座；縱向分布第三線，由煙墩口向北依次為：煙墩口烽燧，石井子烽燧（今阿拉善右旗阿朝蘇木石井子），轉嘴烽燧（今阿拉善右旗阿朝蘇木黑山嘴）；平山湖境內一座。橫線照應烽燧，南部由西向東依次為：人祖口一、二號城障，東山寺、東王圈、煙墩口等烽燧；北部由西向東北依次為：大阪六角烽燧，小岩石烽燧。龍首山萬峰崢嶸，河穀深邃，古代將士先是在交通、戰略要地修築障、塞、亭、燧，又鏈接成為長城，曆代或重修，或直接利用。在當時通訊設備落後情況下，烽火墩與長城一道，組成強大而周密的通訊、防禦網絡。

我們的車停泊在路邊，引起路過民警注意，喊問。我們解釋後，他們繼續上路。

上山難，下山也不容易。費很大周折才回到路上。我們一邊前進，一邊在孫紅武指點下認識頭道閘、二道閘和屹立在各處山頭上的座烽火台。最後，遙望平易一號烽燧，平易二號烽燧，返回時，決定到似乎近在咫尺的孤山墩踏勘。越過幾近幹涸的寶音河，爬上一座不算高的砂石山，就看見了矗立在懸崖邊的墩台遺址及圍牆。孤山墩由石塊堆砌而成，夯以砂土，保存基本完好，石頭圍牆也忠心耿耿地執行護衛使命，任性俠義，仿佛對日月風沙的侵襲毫不在意。不過，自然規律不以任何人的意誌為轉移，墩台、圍牆、坍塌的狀態、周邊滄桑地表、遍體鱗傷的山體等等，都傳達著無法言表的憂傷。

墩台下撿到青花瓷片、黑瓷片、白瓷片、瓦片和漢陶。張利強還撿到半枚生鏽銅錢，我們推測應是漢朝錢幣。一隻鷹在高空盤旋，姿態優美。我們打算等它飛臨時拍照，誰知那酷小子借風力扶搖而上，消失在雲端。

離開孤山墩，返回張掖市。路上，孫紅武講了很多與趙萬鈞等人參加國家文物普查時的趣事，真實而自然。例如，有次考察時遭到當地土風襲擊，孫紅武全身遭蟄十八處，重傷；還有一次，遇到暴雨，衣服濕透，他們更衣時拍了裸照，留作紀念。還有與蒙古牧民交往中的真實故事。諸如此類，等等。我想，漢朝、明朝士兵實際上也是野外生存，逢年過節肯定也將平淡日子經營得紅紅火火，有滋有味。春節，清明，端午，中秋，遇到這些重大節日，他們豈能無動於衷？